新疆草原动物金属牌饰雕塑分析

 一、金属动物牌饰雕塑的发展
公元前7世纪后半期，斯基泰人在黑海、北高加索地区形成了斯基泰文化。这个时期的金属艺术是以金铜耳饰、螺旋纹饰为主，动物装饰艺术并不多见。到公元前7世纪以后，动物牌饰雕塑艺术才迅速发展。塞人即希罗多德所指亚洲斯基泰人，主要生活在欧亚草原地带。新疆塞人在公元前5—3世纪“主要分布在伊犁河流域、天山、帕米尔高原一带，为典型的游牧部落”。①受欧洲斯基泰影响，金属雕塑以动物风格为主要表现题材。
公元前300年匈奴兴起于北方草原地区。战国时期是匈奴青铜动物纹饰发展的早期阶段。到了战国后期，匈奴青铜动物雕塑风格达到了繁荣阶段，“出现怪兽纹，后半身扭转纹的动物形象”。②秦汉之际，匈奴开始活动于西域。动物纹雕塑也从早期的野兽猛禽的撕咬、卷曲和螺旋样式向马、牛、羊、驼等对称样式发展。东汉91年匈奴西迁中亚，新疆塞人与匈奴产生了民族文化的直接碰撞。
匈奴人在艺术表现的形式、风格和主题等方面吸收了斯基泰塞人的文化因素，创作了大量模仿塞人动物风格的屈足鹿、鹰头兽、双兽搏弈纹，并在表现手段上出现了镶嵌工艺的制作方式。所以，游牧民族的迁徙使斯基泰塞人的动物风格艺术在其他游牧民族间广为流传，并被吸收改造，最终形成了草原民族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差异的动物造型艺术。
二、金属动物牌饰雕塑的表现手法
新疆塞人与匈奴在动物纹浮雕的表现手法上有许多共通之处。如写实结合变现、塑形刻线、镂空及镶嵌工艺等。
1.金属浮雕饰品中往往运用以写实为主、点缀变形，以求达到一种意象之美。既再现自然的生活场景，又充分体现了动物拙朴、奔放的意境，能够在神态上惟妙惟肖地表现虎的威猛、鹿羊的温顺、马的矫健等。
2.塑形刻线是指塑造出动物的身形后，用长短、粗细不同的线条按照先民的构思在动物的某个部位刻画阴线，形成线条与形的完美结合。不但突出了动物纹饰的装饰效果，又显露出动物的比例结构。在增强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也更加生动地刻画出动物的体貌神情。
3.镂孔手法的运用是将动物身体轮廓线之间穿透或挖空，凸显动物身体的立体感，并进一步增强了浮雕凸凹起伏的视觉效果。
4.镶嵌工艺是草原动物纹艺术的重要表现技巧，它源于西伯利亚斯基泰人动物纹艺术。在塞人金属动物纹牌饰常留出向内凹的部分，也就是凹叶纹。凹叶纹一头圆、一头尖、中间凹陷，用来镶嵌彩石或宝石。这种凹叶纹多用在动物身体的耳、眼、臀、膝、蹄等部位。塞人通过镶嵌和锻斩工艺创造了独特的草原动物风格（图1）。战国时期匈奴动物纹实践中也出现了镶嵌、锻斩、锤蒂、抽丝、错金工艺，制作技巧日趋复杂。
以新疆塞人动物浮雕“虎噬羊”和匈奴“虎噬马”（图2）为例。两者在表现手法上都运用写实与变形结合、浮雕与线条结合的手法，同时也运用镂空手法，增强画面空间的通透性。而在构图方面采用“因势造型”即作品的构图顺应动物的动态来布局。“虎噬羊”中写实与变形结合的运用非常典型，作品将虎头加以夸大，而将羊的身体加以缩小，通过对比增添了虎强羊弱的视觉反差。此外，浮雕对虎的表情神态捕捉得非常生动到位。在“虎噬马”中虎头昂起、尾低垂、眯眼呲牙咬住马颈，再现了强与弱的抗争。而动物雕塑中线条的运用不但突出动物浮雕的装饰效果，也有利于反映动物的形体结构。
三、金属动物牌饰雕塑的艺术特点
（一）“似与不似”之间的写实
新疆塞人与匈奴动物雕塑艺术大部分都体现出追求写实的艺术特征。塞人动物纹中比例、解剖明确，尽管在艺术造型中一定程度上运用了夸张手法，但从艺术效果来看趋于写实。匈奴金属动物纹作为北方草原动物雕塑成熟期的典型样式，其制作水准可以说是该地区青铜动物雕塑的代表。此时，匈奴动物纹雕塑与塞人表现出的艺术特征总体趋同，共性很多。北方草原动物雕塑从其发展上经历了原始抽象——抽象——写实的过程，而在东汉匈奴西迁以后，特别是在“匈鲜”时期，匈奴动物纹中装饰风格占上风，呈现图案化、程式化的艺术特点。
（二）造型的程式化
首先，造型手段和构图样式的趋同性是金属动物雕塑造型程式化的具体体现。处于相近历史时期的不同民族具有的共同信仰与造型理念决定了其在造型上不可避免地出现程式化的特点，其在造型手段上多强调动物形象的外部轮廓剪影并结合镂空、装饰等手法，而构图上则在特定的二维平面空间内突出动物的动态格局。如新疆塞人经常表现的翻身扭转纹（图3）和匈奴的扭转纹的趋同性。
其次，某些动物形象的反复出现，这是源于草原民族古老的图腾崇拜和动物崇拜。比如对熊、狼、虎等多种动物的崇拜，使这些动物形象常凭借特有的表达方式出现在动物浮雕中，展示独特的艺术魅力。草原先民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神，而动物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是可以通灵的。这就导致他们反复表现虎、鹿、马、狼、羊、日、月、山和一些代表旋涡、水波等的符号性图案。
另外，这种反映动物外部轮廓剪影的造型手法，能够充分表达草原民族的审美意识及动物富于运动的形象特征。在这些作品里，众多动物形象多处在同一平面内，因而缺乏因前后空间透视所产生的形象比例大小的差异。除了这种独特的布局方式以外，他们还运用夸张动物形象特征，将写实与变形相互结合并抓取动物最典型的瞬间动作等手段。最终，创造出了极强的视觉冲击力。这种视觉效果的产生不仅源于他们对动物的长期观察也源于他们独特的内心世界。在他们心里，对动物的形象感悟要通过内心体验才会成熟。因此，他们认为每一个生灵都是平等的，而动物体积大小的差异只有在需要突出主体形象时才会有所体现，如虎噬羊、虎噬马纹浮雕。正是这种特殊的造型理理念和表现方法，创造了草原民族独特的艺术形象，并成为了他们艺术作品中常用的表现手段。
（三）平衡法则的运用
金属动物纹中，动物通过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整体，使强与弱、动与静、节奏和韵律达到协调。这其中或表现动物相互搏斗扣人心弦的时刻，或表现动物咬噬的凶残场面，让观者为之紧张，也领略到了自然界中的惊险刺激。如阿拉沟塞人虎噬羊及哈密巴里坤匈奴虎噬马动物雕塑样式。
塞人动物雕塑中搏斗、咬噬纹所代表的是强者的胜利和对力量的向往。动物之间瞬息的捕杀、血腥的震撼，让观者为之血脉喷张。而动物反身扭转纹所体现的强烈动势更是在方寸之间将动物的形体张力体现到了极致，同时也体现了在强与弱对抗中勇者胜的法则。运动、速度、搏斗和咬噬可以说是塞人动物纹雕塑的标志性符号，它们代表了塞人的宗教意识和审美取向。同样在匈奴动物纹中咬噬、捕杀是动与静、生与死相互结合，更像是对胜利者胜利的纪念，对亡者的哀悼。如虎噬纹中“虎噬羊”表现出猛虎用劲咬住羊脖子的情景，“在作品中虎呈现步行姿态，眼圆睁、虎口大张、耳根后耸，对虎的表情神态捕捉得也很生动。羊前腿下垂至地，身体反搭在虎颈之上，后腿下垂，已无力挣扎，羊眼虽睁，却无神，似是死未瞑目态”。③这是生与死的对决，动与静的诠释。
四、金属动物牌饰雕塑的审美情感
动物风格既是草原民族借助金属动物纹饰载体反映草原动物生态竞争的真实写照，又是游牧民族原始宗教审美情感的流露。强悍的游牧先民将自身的愿望物化成勇猛的猛兽、飞禽，凭借其强大的超自然力量，去获得更多的猎物，战胜敌人。通过对强与弱、生与死、主动与被动对立关系的再现，祈求上苍赐予超凡的能量与智慧，这是原始宗教信仰作用的结果。
在原始宗教信仰中通天有两种手段，一种直接以动物为牺牲，它的魂灵可做巫的助手往来于天地之间。另一种是以动物为表现题材的金属器物，用来排除通天过程中的障碍。新疆塞人早期是以狮身鹰头的格芬为氏族图腾，信仰拜火教以后，以信奉太阳神为主神。他们将对太阳神和火神的崇拜，通过佩戴金质带扣、牌饰体现出来。因为他们坚信这样才能与神灵沟通，得到神的庇护。这就决定他们的动物纹雕塑艺术多采用黄金作为载体，而以能够通天的动物为表现内容，这也明确了草原动物纹的材质选择以及题材内容。
另外，逐水草迁徙、狩猎的生产方式是草原先民早期的生存方式。在通过狩猎获取猎物来维持生命的同时也使他们熟悉动物的生活习性、体态特征。原始先民的感官经历动物的凶猛强悍及运动的敏捷的刺激后，促使他们借助独特的构图方式将动物的奔跑、搏斗撕咬、交合作为他们表现的对象，再现动物的生存状态。还有，“原始的岩画艺术的产生要早于金属动物纹艺术”。④先民在岩画中所赋予的审美情感与动物纹是一脉相承的，依托金属载体，同样寄托了他们的精神诉求。凭借锻斩、镶嵌、铸造等制作工艺，金或青铜作品在造型、纹饰构思和艺术创意上比岩画更容易表达。金属铸造前，需泥土塑形，柔软的泥土有利于先民艺术潜能的发挥，促使他们的艺术创造性得到了充分体现。
可见，草原动物纹雕塑艺术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单纯为了满足审美愉悦，而是反映了他们对动物的崇拜和由崇拜而产生的依赖。因此，这种行为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它具有复功能性，是几种功能的综合体，包含礼仪——巫术、实践——认知、符号——交际等功能。冯·登·施泰因的观点有助于加深我们的理解，“他们的全部经济中最主要的部分都是同动物界有关的，他们的世界观就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与此相适应，他们的艺术主题也一概取自动物界，可以说他们的异常丰富的全部艺术都根源于狩猎生活”。⑤
结语
从新疆塞人艺术发展过程来看，先后移植模仿过波斯、希腊、亚述和中原艺术，通过融合、消化吸收转而影响东方和西方艺术发展，实现了文化艺术上的双向回授。匈奴民族也善于借鉴，在战国时曾完全主动吸纳，甚至照搬塞人动物造型样式，使匈奴动物纹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新疆草原动物雕塑并没有失去自身发展的方向，吸纳与创新为动物牌饰雕塑的发展不断融入新鲜的血液，同时也证明了新疆各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自古就是多元化的。
新疆草原动物牌饰雕塑是草原丝路文化的闪光点，在草原动物雕塑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更为新疆雕塑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生动、鲜活的范例。
（注：本文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草原动物雕塑发展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12CYS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