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山水与山水的文学“略论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发展过程-文学论文

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宏观地描述和说明中国古代山水文学，这一特定题材文学样式的发生发展过程。
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研究，大多注重于个别作家和作品的论析与鉴赏，而对其纵向发展过程，以及此一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某些规律性表现，则未予足够的考察和揭示。这是本文选取现在这样一个研究角度的根据。
一、文学中的山水
讨论山水文学先从文学中的山水开始，这并不是玩弄概念的游戏，而是揭示中国古代山水文学发展客观实况的必要，亦即是由此一种类文学的发展现状所决定。如所周知，中国极富名山大川，又早具“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文化传统。同时，作为一个农业社会的民族，中国人又与生俱来地跟山水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多种原因，倘就理论而言，中国的山水文学的发生当不应很晚，可是，学界公认的中国山水文学却出现在中古晋宋时代。这是我们
首先提出的问题。
从因果关系上讲，有山有水，而且生活又跟山水有极密切的联系。早而且快地产生山水文学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在中国古代，这个因果关系却遭到了来自各种文化因素的阻碍和制约，以致使它得不到顺理成章的体现。而其中的根因是中国古代的文化特点。
古代的中国，就其文化性质而言，是属于农业文化类型。自然经济之下的农业生产，使得人们面对着秀丽的山岭河流和湖泊，首先想到的不是《论语》所描述的那样“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陶醉和享受，而是这山山水水对于农作的帮助和损害。也正因此，中国最早出现于原始祭词里的有关山水的内容，并不是“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诗经，溱洧》的悠然愉悦，而是“土反其宅，水归其壑”的殷殷祈祷。易言之，上古的人们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拥抱着他们的山水，甚至栢反，他们不但感不到山川的美，反倒因为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对山水采取着一种敌视。这种敌视又因为远古人的自然泛神观念的影响而转为或崇拜或恐惧。“山神”““山鬼”““水神”、“龙王”活灵活现地游荡在远古人们的心灵中，使得人们根本不敢用审美的目光去打量它们。因而，客观地说中国的山水文学使是在这种令人沮丧的实况中迈出了第一步。
《吕氏春秋》和《列子物问》所引到的两则传说颇可作为证明。前者曰：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髙阜，尽皆灭亡。后者写道：
太行王屋二山，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出者，年且九十，西山而居，惩出入之迂也。
以至我们在其后《诗经》的某些篇什里，尚可看到那时人们对于山水的厌恶和恐惧的“余悸”。如：“陟彼崔嵬，我马虺聩”；“河之广矣，不可泳思，汉之永矣，不可方思”。
普列及诺夫《论艺术》一文曾言：“在社会发展的各个不同时代，人从自然界获得各种不同的印象，因为他是用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观察自然界的。”中国古代的人们之所以出于一种农业功利和泛神观念，而不是从文学的审美来看待山水，其实也是时代使然。因而，对于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这般开篇，我们在感情上也就可以接受了。
历史进到春秋战国时代，先进的铁器和牛耕以及比较科学的农作方法的普及，使得人们一定程度上从繁重的劳动得到解脱，同时物质财富的相对丰富也助长了人们对于精神的需求，尤其是当时社会较细致的分工出现，一部分人从直接的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在此社会背景上，自然的山水使在人们眼里渐渐脱去了神的外衣，在人们的眼里它虽然具有以前的功利性特征，但也或多或少地以审美对象的身份进入人的审美视野。山和水这时已不单单是农作丰收的危害和保证，偶而地也充当起令人赏心悦目的角色。如《越人歌》中“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游”那条微波荡漾的江水，在歌者的心中再也没有狰狞和凶肆，而是那样地宜人和赏心悦目。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完全的登山临水旅游为目的士人及贵族。当年“孔子登泰山而小鲁”、“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在川上曰：逝68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应是这方面的代表，同时士人中也并非仅仅孔丘一人，而是有如昭王南游楚，庄子、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一个有闲阶层。这些于是把对于山水的审美扩展开来。
适此，描写山水的文字也自然应运而生。庄子的秋水对亥是其中的杰作。该篇言：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俟渚涯之间，不辨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可以认为，古代中国的人们一旦有部分人从繁重的农作中解脱出来，社会上一旦有了有闲阶层的出现，自然的山水就不复是那个单与人们生产息息相关的山水，而是又具审美价值的山水。只是因为人们在审美表达上的相对落后，使得他们对于山水的审美没有以独立的文学样式来表现，而是把它夹杂在许许多多广义的文学描写之中。这种存在状况，使得中国古代的山水文学最初态呈现为文学的山水。文学的山水一方面标志着中国山水文学的初始形态，另方面，也决定着相对独立的中国山水文学，仍需在我们的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表达之“母腹”中躁动一段时期。二、山水比道德
虽说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山水已具审美意识，但此种审美尚未达到纯然的超功利审美之程度，而是一种带有突出功利目的的审美。其中的根由乃在于即使是春秋时代的士人和有闲阶层也还没有完全超脱农业民族的功利和实用。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春秋战国之际人们对山水的审美主要侧重于山水的道德象征性。这一点《尚书大传卷五辞卩》《说苑，杂言》所引孔子与学生对话颇可作为证明。前文说：
子曰“仁者何乐于山也？’子曰：“夫山者，屺然髙，岌然髙，则何乐焉……，出云风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推”；后文记：
子贡问曰：“君子见大水必观焉何也？’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予而无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似义；浅者流行，深者不测，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绵弱而微达，似察；受恶不让，似包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万折必东，似意；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尔也。”夫智者何以乐水也？曰：“泉源渍渍，不释昼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持平者；动而之下，其似有礼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水何以比德呢？孔子是这样解释的：水无利而给予万物象德；水所到之处就催发生机，象仁；它的流走曲折而循其理，似义；它的浅处流行，深处不测似智。它的赴深邃山谷而毫不犹豫，象勇；混浊地入、清清地出，象教化；它的平衡如一，象道德中的正；它的不折必东，象是一种执着的精神。参见《说苑杂言》、《荀子宥坐》这样的解释之下，水就跟君子所具备的道德有了极为恰切的比附。
显而易见，上述文献中所表现的孔子对于山水的审美，其致力点在于山水与道德之间所构成的象征和比喻意义。山水的本身并不是美的，而是因为它有了如许的跟道德相似之处，才体现出美，才值得人们去观赏，去“乐山、乐水”。
孔子所谓“君子比德”之山水审美观，比较突出地代表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人们对山水的审美态度。在纵向的发展中，它很突出地表现着那种功利审美观的遗传，又给予后世的山水审美以极为深刻的影响。以至到了汉代大懦董仲舒那里还依然如故。董氏在他的《春秋繁露山川颂》中所说的：
山则砻丛磊崔，摧嵬罪巍、久不崩弛，似夫仁人志士；水则源泉混混云云，昼夜不竭，既似力者；盈科后行，既似持平者；循微赴下，不遗小问，既似察者；循溪谷不迷，或奏万里而必至，既似智者；障防而能清净，既似知命者；不清而入，洁清而出，既似善化者；赴千仞之壑，入而不疑，既似勇者；物皆因于火一作“大”而水独胜之，既似武者；咸得之而生、失之而死，既似有德者。这简直是在给上面所述的孔子之山水观作注脚了。
“山水比德”作为一种审美价值观，所造成的山水审美传统到唐代中期才渐渐式微，所以，汉代以后，我们可以在很多的诗人、画家，甚至一些佛教徒的作品中找到这方面的佐证。应该指出，在跟孔子及其学说相对立的道家著作中，尽管山水没有作为一种道德的比附而出现，但是老子也好，庄子也好，他们所写的山水也是作为特定的带有象征和比喻意义的意象而出现的，在这些著作中山水是他们那种阔大、逍遥、自然之道的比附，客观地说，这是山水比德的另一种表现方式。而在本质上，它与孔学传统的山水比德正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山水的德”之德，很明确地显示着它的农业文化的内涵，德中的“平、仁、勇、无私、智和教化”。这是农业民族对于德之内容的确定，因而我们似乎可以说，在西汉之前，中国人对于山水的审美是间接的，对于山水美的意蕴的开发是功利性的。它没有脱离因为农业文化而造就的胎衣，只是从特定层面上发挥出了它的文学作用。
此外，山水比德尽管作为山水文学发展上的一个审美阶段，还显出其极粗略的初级态，但是，因为这个审美阶段开始较早，又因为它符合古代中国农业文化的审美要求，所以它也就比较早地进入文学创作之中，以至构成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模式。这就是为后代诗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比兴寄托。
中国古代文学一向看重比兴寄托。认为“若有色而无意兴、虽巧亦无处用之”《文镜秘府》。结合《诗经》以前的文学中山水，如《易经》中所写到的山和水，我们不难看出，山水比德对于此种创作方法的启迪。
山水比德审美价值观的确立，并没有将中国的山水文学从文学中的山水直接牵引出来。因而，春秋直到西汉以来的中国文坛上，还没有独立的山水文学存在。但是，因为“比德”审美的启示，中国文人却看到了蕴含于山水之中的无限的美的内涵。这样，作为一个草创的道路，中国文人们可以凭借着山水所蕴涵的“德”之美质，走入更深层的山水审美中。这也自然导出了文学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
三、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嬗变
正式把山水作为文学上的审美对象，并借之以表现人的情怀，始自汉末魏初。这是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期，给予山水文学史上这种质的飞跃提供动力的是汉末思想界的沸腾，主要是东汉末年来的懦家独尊懦术的一统局面被打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文的自觉。在古代山水文学的嬗变过程中，首先作出贡献的是曹操，他在思想上大倡法家、刑名家；在文学上，也对山水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可喜的开拓。他首先将山水不是作为一个道德的象征而是作为一种情感和胸怀的展现载体而对待，从而成为在山水文学上由表面的山水审美进到人生审美的嚆矢。这个证明就是他的《观沧海》。该诗写的是水，描述的是山，但诗中的山和水已经不是“仁、智、勇、正、义”的比附，而是比大海更广阔的胸襟的外现，它的波涛汹涌，它的广阔浩瀚和其中山的耸兀巍峨是一种心胸和人格的外化。而当一种外在的美作乍为人格内在的象征出现时，山水文学也就自然地产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现代意义审美的山水文学。曹操在文学上于山水审美取得的成功，其前提就文学而言，是当时东汉末年诗歌艺术达到了相当的髙度；就哲学而言是懦家观念破碎和个体审美机制的建立。
曹操之后，那一时代山水文学便在栢对独立的发展道路上前进了。其中，庾阐的《观石鼓诗》，湛方生《帆入南湖诗》以及陶渊明的《游斜川》、《桃花源记并诗》都作了很好的后继。
产生于汉末魏初乃至稍后的山水文学，尽管表层上依然是描写山川大河的壮阔和幽山僻水的清雅，尽管在方法上仍然蹈袭着前人的比喻兴寄之遗辙，但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山川景物和江河湖泊在人们的眼中已不仅仅是单一意义的物象、一个观念的类比，而是大多把这些山水景物化为自身的性格内容，从而在审美中去反省和观照；在技巧方面，此时的山水诗文也一脱前此的对象征意义的直接表露，而是渗审美情趣于自然的描写之中。这个飞跃，我们拿汉末魏初的山水诗文与《诗经》中的山水描写，与楚辞中的山水描写稍加比较使可得知。易言之，诗经、楚辞中的山水是一种比兴性的间接审美和直观照像的描写山水，也就是所谓的“论山水则循声而得其貌”；而曹操时代文人作品中的山水则是对山水的人生方面的审美。
很显然，我们说曹操时代的诗人们完成了中国古代山水文学的由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是因为在山水文学中一个最主要的艺术问题是：如何处理客观上的山水景物与文学家主观的情怀、理趣问题。二者的比附性结合，兴寄式结合或点缀式结合都不可能作为真正山水文学出现的标志，只有两方面水到渠成般的情景交融才可算是此方面的标志。而曹操等人的诗文恰恰是将自己广阔磊落而蓬勃的胸怀融进浩水激荡的大海或森峭严峻的海上仙山。
中国山水文学到了汉魏之际，由于产生了如上的质变，使得它的存在也由文学中的山水向独立的山水文学迈进。在既有的文学创作中，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汉魏之际的感伤诗和游宴诗中的山水附着，到曹操《观沧海》的山水独立迹象。因而，山水文学的发展历史，到了曹操就基本完成了由文学中的山水向山水文学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