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贴大地的飞翔——对于新世纪底层文学的几点思考

摘要：新世纪底层文学创作和批评热潮的兴起，就是这种纠结胶合情绪的总爆发，而这种文学现象的持续升温和热力不减本身也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在歌与哭，血与泪的背后，我们可以读到一些什么。

关键词：底层文学  现实主义精神  良知 责任  人性书写

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底层文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语境的改变，而以一种异质化和叛逆性的激进文化姿态闯入文坛审美视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同八十年代先锋文学很相像，只不过先锋文学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和疏离，试图摆脱的是政治语流惯性的裹挟，并建立在对西方文学元素的模仿的基石上，显得颇多洋气；而底层文学则是当代中国社会危机的一种文学性镜像反映，摆出的是向主流意识形态回归和靠拢的姿态，在写作手法的运用上也是主导现实主义格调。从而，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用形式实验蒸腾出的虚幻烟霭，为写在九十年代边边角角新世纪沟沟坎坎的底层文学淹没和覆盖，那种绝望的绽放和彻底的张扬构筑的视觉盛宴和话语迷津也让位于凝着血泪歌哭的底层书写。其实，从形式的释放急转向写作的真实，是有很多话语补白和现象穿插的，先锋文学发展到后期，很多作家就渐渐放弃了解构重构颠覆拼贴的撒旦式实验，比如余华等人就重拾了被解构掉的许多文学元素的碎屑，而转向对现世人生和生存价值的关怀，到了以朱文为代表的新生代，特别是他发起了1998年的“断裂事件”之后，新生一代更是以一种叛逆的绝叫撕裂了当代文坛的遮羞布，在拷问自我写作动机和文学热情是否纯粹的当口，让我们窥见了九十年代文学日渐式微的现状和作家写作姿态的消沉与颓废，虽然他们口号式的宣泄和反抗，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和非理性特质，但是这种对文学的真诚却引逗点染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良知和现世责任，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催生出底层文学持久不衰的热力。

从文学现象的参与主体来看，程光炜在1996年就曾指出，“多声部时代”来临之后，“当社会运作出现哈马贝斯所说的‘总体性价值系统危机’时，民间话语就有可能在夹缝中一跃而出，表现为一种‘语言的狂欢’”，而此时的文人“通常会以社会中介的角色出现”，在外在形态上让这种话语建构本身带有了“某种中产阶级色彩”。1作为中产阶级一派的知识分子阶层，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底层文学这股热潮的中坚力量，这种关注视角的下移，不仅仅是一种知识分子道德良知的苏醒，也可以说是89学潮后，他们远离政治关涉阀限的一种回归，也是对政治热情的一种重拾。有的学者认为，知识分子参与底层写作是一种对底层真实话语的遮蔽和覆盖，是对真正底层言说者的一种话语权的打压和剥夺。当然，他们表达的是对底层文学创作中喧嚣繁杂机械复制现象一种诟病，但这样不分泥砂一概否定知识分子底层书写的姿态，的的确确让人不敢恭维，心有不满。不管是“写底层”，还是“底层写”，不管是“第一义的写作”，还是“第二义的写作”，不管是琐细的，还是宏阔的，都是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生存现状的一种质疑和反思，都是想“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都是对失落了的左翼文学精神传统的一种回望和致意。

从文学创作作品本身来看，新世纪底层文学落脚于小说和诗歌两大领域，最近的底层散文写作也很受文坛关注。

先来看一下底层小说创作，批评家谢有顺曾说：“当代小说日渐化为欲望化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生开始匍匐在地面上，并且逐渐失去了站立起来的脊梁。”2我们现在的确难得一见流动温暖情感丝缕的文字，作家的灵魂视阀被一片绝望无边的荒原裹挟，每个人似乎都想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他们用手中的笔写欲望的奇观，写速朽的物质化的肉欲化的狂欢，唯独不将眼光投射到浩大强悍，苦难沉重的现世。“从过去那种政治化的文学，过渡到今天这种私人化的文学，尽管面貌各异，但是从精神的底子上看，其实都是无声的文学”3底层小说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叙写了生命存在“主要的真实”,让文学在这样一种窘境中捡拾起了久违的话语热力，打破了缄默。

刘庆邦的《神木》就是这样一部难得一见的好作品，它讲的是两个农民工用“点子”弄钱的故事：在小煤窑下将“点子”害死，再谎称矿难，然后以“点子”亲人的身份向窑主要钱，并以此为业。不过作品不是一任平面化苦难的堆积和黑暗的呈示，而是在文章最后让作为现世受害者的罪恶制造者实现了自我道德的救赎，然而这种救赎本身让人感到的却是一份别样的沉重和无奈，文本撕裂农民工异质化的生存空间和人性裂变的精神丝缕的同时，也撕裂了我们麻木已久的灵魂，直抵生存本真的鲜活内核。如果说刘庆邦的《神木》揉搓出的是底层世界中最底层人物的情绪流动，情感维向是单纯明晰的，并给了我们一条光明的尾巴，那么我们可以说，曹征路的《问苍茫》要呈示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焦虑和犹疑，在宏观化历时性的叙述中，文本浮现的是一片苍茫与芜杂，曹征路在《我说是逃避，也是抗争》中这样写到：“小说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渴望，失去了把握社会历史的能力，失去了道德承担的勇气，失去了应有的精神含量，失去了对这种关注作审美展开的耐心，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当代文学何日能恢复它应有的尊严。但毫无疑问在主义之上我选择了良知，在冷暖面前我相信皮肤。”4曹征路激起我们对生存现状焦虑感的同时，给予我们的还有情感的真实，虽然在写作情感立场上，作者倾向于底层，但他并非一味执着于民粹主义式的苦难呈现和悲情诉说，在展示乡人被城市异化的同时，也言说了他们根子上的软弱和摇摆，比如在女工柳叶叶眼里，罢工就是有机会穿着漂亮衣服招摇一番，这种穿透人物内视角的潜在心理，消解了“劳工神圣”的政治含义，罢工也似乎成为了一场闹剧，而颇有争议的下海教授赵学尧的塑造，也在一定程度上“阉割”了当代知识分子一族的神圣性，在金钱、女人、权力面前，赵学尧从可笑迂腐到疯狂贪婪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市场经济下人性堕落的迅疾。可以说，这种对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性扭曲裂变的世纪化叩问和考量，喊出了被狂欢话语遮蔽的时代隐痛。

谈到打工诗歌，学界认为这是一次浩大的当代诗歌回乡运动，较之九十年代的“下半身”和“垃圾派”那种泛着肉光和变态意淫心理体验的颠覆性“绝叫”文本，打工诗歌彰显出的不仅仅是一种被边缘被覆盖的生存状态，还涤荡了后现代语境下，诗歌外部嫁接西方诗歌理念的病态化粘连，也就是说，它完成了一种向现实主义诗歌热情的回归。而打工散文同打工诗歌在情感表达和言说方式上很接近，文本主要呈现的也是一种城乡的疏离，都市外乡人像候鸟一样狼狈迁徙的苦涩运命以及个体生命无所依傍的现实悖谬，并将这种软性的情绪体验附着于坚硬而具体的感官痛感上，比如郑小琼的散文《铁》，“拇指盖的伤痕像一块铁样重量的黑点扎根在我内心深处，它像有着强大穿透力的乡村修理铺或乡间医院一样，正从那个黑点出发、扩散，充满了我的血液与内心，它在嚎叫着……”，“当一块原本嚎叫的铁，在这个周身喧嚣的南方工业都市里，它的嚎叫不再具有乡间嚎叫那样的触目惊心，它的叫声让世间的繁华吞没，剩下的是叹息与钢铁一样平等的沉思，它们不断地淤血肿胀，无声息的病痛不断折磨着我的轻若白纸的思想”，读来有种切肤的尖锐，肉体上的创伤体验凸显出来自底层的挣扎与反抗，厚重的生活血块刺疼了人们的眼睛，疼痛弥散于字里行间。而王十月的《关卡》则在某种层面上，又是一种对底层生存乃至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生存的哲学思考，“当人的情感与身体被剥离，当工厂里需要的是一个个没有思想的人肉机器，当这些机器被一组工卡上的数字代表着，当我是谁要用一张卡来证明时，我们依然选择了习惯、麻木、沉默，我们也渐渐认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这种情感与肉体的剥离。仿佛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们很少有人去想过这种生活背后的不合理。然而依然是有痛的，只是这中痛被隐忍，被压抑。这样想来，我们真的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在灵与肉的碎片化剥离中，后工业时代下个体存在遭逢异化的生命存在状态直指我们每个人的痛处。

总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书写让我们感受到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能量，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现世责任和精神良知的回归。他们对社会化进程诱发的一系列显性问题和潜在危机的纰漏和指斥，让习惯于在都市文明的喧嚣中走失，在光怪陆离的霓虹中迷离的人们有了一次沉潜心境，思考过往的机会，也许催生这股思潮,热力的引擎在不久的将来会被各种新奇深刻的话语淹没和覆盖，但这种紧贴大地飞翔的书写姿态，仍然感动着你我，那来自底层世界的歌哭，让我们体味到的不仅仅是黑暗底色中血与泪的苦涩和沉重，还让我们在直面惨淡人生的时候，有了一种继续前行的勇气。

参考文献：

1程光炜，《误读的时代——90年代诗坛的意识形态阅读之一》，《诗探索》，1996年第1期，第14-27页

23谢有顺，《现实主义者王十月——主持人语》，《当代文坛》，总第185期，第49页

4曹征路，《我说是逃避，也是抗争》，《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选刊》，总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