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汪伪汉奸现象探析及其历史启示

一、汉奸现象—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汉奸伪军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经济政治政策的推行而“发展壮大”的。“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12月14日，日本网罗王克敏等汉奸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日本扶植以梁鸿志为首的汉奸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40年3月，日本又支持汪精卫等汉奸建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随着伪政权的相继建立，汉奸伪军数量随之剧增。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国民党投敌的党政要 员62人，将领67人，投敌军队50万人，占伪军总数80万人的62％。” 汉奸伪军数量之众，犹如过江之鲫，是中华民族史乃至世界史上所罕见的。

 抗战时期， “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而且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起到侵略者自身起不到的作用。汉奸资敌的深重危害，给中国人民的抗战造成极大的破坏。

在军事上，协助日军法西斯“清乡”，残酷摧残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1941年7月至1944年2月，伪军协助日军先后在苏南、安徽等地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清乡”，通过“张以电网，周围筑以堡垒”，将“清乡区”全面封锁，进行疯狂的“扫荡剔抉”，同时“以强大兵力寻我主力决战，兜剿包抄，使我军无法转移，对反抗进军之村庄，实行大烧大杀，警一以戒百”，同时采用清查户口、编组保甲、设立秘密特务组织等毒辣手段，大肆“搜剿”，捕杀共产党员与抗日民众，摧毁抗日武装组织。据“清乡”政治工作团副团长沈千里供称：“1941年7月初，我们伪政工团进入常熟志塘镇解放区时，一个原有七千居民的大镇，由于日伪军的兽蹄践踏，一条长达二里的街道，看不到一个老百姓；沿街房屋被烧得只剩下残垣断壁，摇摇欲坠。”仅此一端，就可知军事“清乡”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在经济上，对沦陷区民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汪伪政权大肆搜刮占领区的物资，源源不断“贡献”给日本主子。汉奸伪军对沦陷区人民的掠夺主要通过征收赋税、发行伪钞、物资统制加以实现。伪府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多如牛毛。如“通行税、茶叶税等数不胜数。此外，各地汉奸还巧立名目，巧取豪夺，老百姓苦不堪言。如汪伪政权为了满足日本军费不断扩大的需要，滥发伪币，造成物价飞涨。据统计，“从1941年1月6日伪行开业至1945年8月的间，中储券发行额共达24900余亿元，物价的上涨达万倍以上”，沦陷区民众生活极其痛苦，更使抗战雪上加霜。

在文化上，对民众进行欺骗宣传与奴化教育，以泯灭我民众的抗战意识。

 一方面，竭力鼓吹投降主义的“和平反共建国论”，美化日本侵略战争，以泯灭我民众的抗战意识。1939年3月12日，汪精卫公开发表《和平宣言》，声称他即将成立“中央政府“，致力于与日本调整邦交，谋和平方案之实现，以抵和平运动之成功。”同时，为日本侵略战争公开狡辩，宣称“日本决无侵略中国之意，中日战争只是一种相互的误会，是兄弟阋于墙。因此，不仅要本于冤仇宜解不宜结的精神，与日本重归于好，在外交与军事上和日本一致，进而以谋经济发展。” 对抗战中坚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则横加指责，极端仇视，狂妄叫嚣“不但要树立反共的军事力量，尤其要树立反共的民主力量。只是军事反共是不够的，而且必须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种种反共力量配合起来。” 其彻头彻尾卖国求荣，反共反人民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另一方面，汪伪汉奸控制教育机构，实施殖民奴化教育。通过在沦陷区各级各类学校安插反动文人，组建中国教育建设协会分会，构筑一个庞大严密的奴化教育网络，渗透到各级各类学校，对青年学生普及日语，灌输“亲日、反共、和平建国”反动思想、将伪三民主义、领袖言论等强制作为教育内容、进行奴化宣传教育，实现“教育的目的，是要达成反共和平建国，而所培养的人，也必须负起和平反共建国的责任。” 

 二、审视汉奸现象成因－探寻国耻根源的必由之路

 虽然汉奸不是中国所特有的产物，但抗战时期大批汉奸的出现，与日军协同作战的汉奸达百万之多，实为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一段屈辱的历史，带给一个民族的应不仅仅是苦难与创痛，更应是深刻的反躬自省。牢记历史教训，探寻国耻根源，就要审视汉奸现象的成因。抗战时期，汉奸现象的孽生繁衍有其自身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1、汉奸现象的社会历史成因

 从国际上看，帝国主义国家对华“分而治之”的策略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逼利诱”是汉奸现象滋生繁衍的温床。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疯狂攫取在华利益，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拉拢、收买和扶植亲己的新旧军阀，“这些阶层，在平时，已经是直接或间接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已经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有力帮手。”同时，唯恐中国统一强大，威胁自己的统治，也便于协调列强间日益激化的矛盾，对中国推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今天的暂时妥协，即孕育着明天更大的战争。” 帝国主义扶植下的军阀，争权夺利，战事连年不断，效忠列强的汉奸走狗应运而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阴谋，达到最终灭亡中国的罪恶目的，极尽威逼利诱之能事，大力锻造汉奸傀儡政权。1938年3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宣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这对汪精卫、周佛海之流政治领袖欲极端膨胀而郁郁“不得志”的汉奸们而言无疑是个抛来的千载难逢的“橄榄枝”，诱使汪、周之流反蒋投日，最终导致抗战阵营不攻自破。在侵华战争中，日本还公开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打着“帮助亚洲人民从欧洲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幌子，麻痹部分中国人的抗日意识。此外，日本帝国主义还不惜血本，不择手段，或金钱收买，或私利相诱，或武力威逼，积极收买、网罗、拉拢汉奸。如为了杀鸡敬猴，对拒绝出任“新政权”首要的吴佩孚，通过强制治疗其牙疾加以毒害，日本帝国主义的阴险伎俩可窥一斑。

从历史上看，长期军阀混战局面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为汉奸现象滋生繁衍提供了外部条件。自民国元年以来，国内四分五裂，派系林立，军阀混战连年不断。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统治后，社会状况并没有多大改观，接踵而来的既有新旧军阀间的争斗，又交织着国民党剿共内战。即使在“东北易帜”后，国民党也仅是形式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长期的内战使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民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而在弱肉强食的战争年代，地方实力派为保存实力，面对日本的军事压力与拉拢腐蚀，极易走上消极抗日，叛国投敌的道路。

从政治上看，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造成的严重社会矛盾是汉奸现象滋生繁衍的催化剂。抗战伊始，蒋介石便叫嚷“一个政党，一个思想，一个领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恶果是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民族离心力加剧。 自“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奉行“不抵抗主义”，坚持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阶级立场，残酷镇压抗日力量，这种颠倒是非的行为，造成了民众思想上的混乱，挫伤了民族抗战的积极性。尤其是国民党军队不堪一击，节节败退，半年之内，半壁河山相继沦陷，对民众抗日情绪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出现了“蒋介石张学良兵多将多还不敢打，咱们老百姓顶什么事呢？”的畏战弃战思潮。另外，抗战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破坏，老百姓朝不保夕，食不裹腹，致使很多下层民众为生计所迫充当汉奸。据张发奎部队捉到的一个汉奸供述“日本人总是用大汉奸收买小汉奸。有的可收100块，200块，10块或者50块，好象包工似的，然后由他们分钱给小汉奸，虽则他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但也有12、13岁的女孩子，只能得到了5角或1块。”【10】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头子常常利用有些民众肉体的饥饿与思想的落后来诱惑与威胁他们参加汉奸活动。此外，草腐虫生，国民党腐败统治催生着汉奸现象的滋生蔓延。1938年初，汪精卫集团、汉奸柴恩波投敌后，国民党河北省保安司令张荫梧认为他们不是汉奸，而是曲线救国，蒋介石对此颇为欣赏，致使曲线救国的谬论像瘟疫一样在国民党官员与将领中蔓延，形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

2、汉奸现象的文化心理原因

   首先，君主专制主义压抑下的性格裂变。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是世界上一大奇迹。专制统治的基础是一个权力由上到下必须绝对服从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专制严重压抑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懦弱、自卑、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成为我们民族性格中挥之不去的劣根。抗战时期敌我力量的悬殊，国土的大批沦丧，部分人产生了恐日心理和抗战前途渺茫的思想；“国亡论”甚嚣尘上，对滋生民族悲观主义更是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由恐日而产生的民族失败主义为汉奸现象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心理基础与思想积淀，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传统心理诱使了一批国人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其次，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的侵蚀。汉奸分子的构成，少有大字不识一个而又老实巴交的农民和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多为一些“南霸天”、“北霸天”们，以及已经“看透了”的周作人、汪精卫之流。如果抛开他们的身份不论，就会发现他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极度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已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事哲学等封建残余思想，促使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鲜廉寡耻，铤而走险，抛弃民族大义，走上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残害人民的道路。如李士群、丁默村之流，为了捞取钱财，谋得权势，甘愿认贼作父，甘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爪牙。李士群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决心做汉奸了，在这种乱世，我们哪里不能打天下，吃饭要紧，什么名誉不名誉的，现在日本在中国已经取得了稳固的地位，我就把他当作自己的主子。”其卖国主义的罪恶嘴脸暴露无遗。

另外，文化教育弊端的影响。国民党统治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推行全盘复古运动，封建伦理道德甚嚣尘上，官方意识形态陈旧说教、空洞乏力，难以赢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认同，导致人心涣散，思想消极。从陈公博自白书中对当年教育的评价，其严重弊端可窥一斑。他认为“我最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最后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一定程度上从侧面折射出汉奸现象衍生的深层次根源。

三、根除汉奸文化－净化民族精神家园的理性选择

和平时期，汉奸思想、汉奸行为在一些地方依旧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存在或延续，不时沉渣泛起，兴风作浪。有人为汉奸卖国贼翻案，说汪精卫当汉奸是为了“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有人以扮成“汉奸”为“卖点”，招揽顾客；还有人在对外交往时，见利忘义，奴颜婢膝，丧失国格人格。这些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败坏，性质恶劣，不可小觑。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精神。民族复兴仰赖于民族精神的支撑,民族精神只有以民族复兴为指向,才能体现应有的时代价值。要复兴民族精神，就要革除弊陋，根除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其中，就必须要反躬自省，革除汉奸文化，健全民族性格，振奋民族精神。

1.革除汉奸文化的路径选择

首先，要在国民中加强抗战史与国防教育。利用重大事件纪念日和典型人物进行专题教育，通过对民族英雄人物的讴歌，强化民族气节教育；通过控诉历史上汉奸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认识到汉奸情结是国耻的主要历史根源，进而使国耻教育成为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国耻教育贯穿国民教育的始终。其次，国耻教育应从儿童抓起，使他们永远牢记屈辱的历史，牢记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增强全社会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让警钟在全社会尤其青少年心中长鸣，使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再次，优化社会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整个社会对“汉奸文化”危害性的认识，增强抵制“汉奸文化”的自觉性。通过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民族独立精神、团结御侮的爱国主义传统，潜移默化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感染与熏陶，培育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素质，让“汉奸文化”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铲除“汉奸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

2.革除汉奸文化的着力点

革除汉奸文化，要利用抗战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升民族精神，强化民族情结。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立足民族性。要立足于抗战时期本民族丰富的教育资源，不断赋予时代新的内涵，展示民族精神强大感染力与生命力，培养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通过深入挖掘抗战时期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强化民族气节教育，增强民族情感，增强抵御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的免疫力。

二是突出针对性。要突出人格教育。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具有大批人格健全的国民，才能促使国家的强盛，自觉维护国家的尊严。为此，通过抗战史上舍生取义、勇于奉献的光辉楷模及抗战的伟大胜利，培养和激发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思想问题。要分清不良思想的诱因与性质，区别对待，选用不同的方法，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对一般认识问题，要循循善诱，重在引导；对崇洋媚外的现象，要严厉批判，剖析其危害，帮助其矫正。

    三是注重实效性。实效性是指方法的可操作性，实践中的可行性，产生良好结果的可靠性。这就要做到：第一，教育方法要灵活多样。采取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利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开设爱国主义教育网站、利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组织演讲报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共同缅怀革命先烈浩然正气，控诉抗战史上汉奸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认清汉奸祸国殃民的丑恶面目。第二，理性引导国民的爱国热情。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终目的不只是唤起国民的爱国热情，更要让他们内化于心，付诸于行。因此，要努力引导国民把爱国的热情同自己的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第三，建立预警机制。优化社会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提高整个社会“防奸拒奸”的心理预期，通过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忧患意识”，潜移默化地对社会成员进行感染与熏陶，培育健康积极的民族心理素质，增强社会成员“防奸拒奸”的“免疫力”，从客观上“防奸”于“未然”；另一方面，建立社会成员自我预警系统，从主观上“矫正”诱发汉奸思想的心理动机，铲除汉奸现象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条件，从源头上遏制“汉奸文化”的滋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