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侦剧《如果蜗牛有爱情》中刑警角色的“圆形化”——兼谈刑侦剧中刑警形象的流变

我国的公安剧于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于荧幕，并于90年代后期开始大量涌现，21世纪初形成热潮，但2004年由于当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行政干预而开始降温，直至2012年起部分优秀公安剧重现黄金档，其发展历程可谓是“一波三折”。①刑侦剧是公安剧题材中的一种常见剧种，其主要特征是以案件为叙事手段来表现剧情的发展。但早期的公安剧侧重于展现案件的推理过程，对于主要人物形象警察的角色定位总以“扁平化”设置呈现。电视剧《如果蜗牛有爱情》(以下简称《蜗牛》)却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警察群体。《蜗牛》怀着向观众展示鲜活真实的刑警形象的初衷，成功塑造了以季白和许诩为代表的刑警角色，相较于传统刑侦剧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化和扁平化倾向而言，无疑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突破。

一、人物形象的“圆形化”设置

无论是文学、戏剧、还是电影和电视剧，圆形人物形象的设置一直以来都带给观众一种角色的充实性和饱满感。圆形人物的概念最早是由英国评论家E·M·福斯特说在其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提出的，“十七世纪时，扁平人物称为‘性格’人物，而现在有时被称作为类型人物或漫画人物，他们最单纯的形式，就是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如果这些人物再增多一个因素，我们开始画的弧线即趋于圆形。”可见，“圆形”绝非是凭着某一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被创造出来的类型化人物，而是承载了多重因素的人物。

相对于“圆形人物”早期在文学作品的运用而言，电视充分结合着它与生俱来的视听优势，似乎把人物的“圆形化”设置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在刑侦剧中，警察形象设置从扁平逐渐趋于圆形，并非一蹴而就，在此期间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以近期热播的刑侦剧《蜗牛》为例可以窥探到刑警形象在“圆形化”转向过程中的一些外在影响和内在动因。

（一）受众审美趣味助推刑警角色个性化

审美兴趣不是单个人的审美需求，而是指整个社会群体的审美观念发生了改变。没有审美兴趣的高涨，就不可能达成主客体之间的审美交流。②任何叙述文本都存在着一个接受群体，接受群体审美文化的转变极大的影响着艺术作品的创作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人们也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这就表明电视剧作品除了要有精彩的剧情设置外，人物形象的饱满圆润是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在刑侦剧中也是一样，如《荣誉》中的林敬东，《征服》中的徐国庆，他们总是正襟危坐，足智多谋，无一丝缺点。刑警的“伟光正”的人物形象以固有的姿态长期霸占荧屏，造成了观众审美的疲劳。但在《蜗牛》中，导演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迎合当下大众的审美文化需要，创造出各具特色、充满生命力并且独属于“这一个”的刑警形象。在第四集中，队长季白批评警察许诩“你觉得你是一个天才，就能不拘泥于给常人的规则了吗？”许诩回答道：“是的。”许诩一反传统化警察过分恭敬、极度谦卑的人物设置，敢于承认自己的内心想法，可谓是刑警人物塑造的一大突破。

作为对传统刑侦剧中刑警人物设置的突破，《蜗牛》已经勇敢做出了尝试与创新。姑且不论这种创新能够走多远，但是它竭力的想迎合观众的审美趣味，让观众看到一个“新”警察人物形象的想法是值得肯定的。

（二）创作理念转变确立刑警形象多元化

电视剧早期作为政治舆论宣传的工具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如今发展成为以满足大众文化需求为基础的艺术载体。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刑侦剧的创作基础。在社会稳定的大背景下，人民精神文明需求随同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强，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观看，而开始追求欣赏。大众文化心理召唤着电视剧的改革与进步，在市场的推动下，电视剧也在不断追随社会变化，积极适应着人民生活的情感需要。面对文化市场与受众的需求，电视剧业的转型也是必然趋势。作为电视剧“主旋律”题材之一的刑侦剧，导演创作理念的转变也是必然。

从公安剧的历史来看，早期的刑侦剧的创作理念较为单一化，警察人物形象程式化状态较为严重。例如90年代的《9·18大案纪实》，《世纪大追捕》等，侧重于描绘警察侦破探案的过程和对于犯罪分子的道德谴责，而往往忽视了刑警自身人物形象的刻画。21世纪初期，涌现了《惊天铁案》、《紧急追捕》等一系列的刑侦剧，在剧情方面虽然做到了曲折化，但是现在刑警人物塑造上大都给人以千人一面的雷同感。早期刑警角色的塑造更多的是像包拯和海瑞等清官形象的一种跨时代演绎，总是背负着“伟光正”的外衣。如果说人物形象的确立是整部剧作的核心戏剧点，那么倘若这个戏剧点始终扁塌塌的，剧情再跌宕起伏，想必也是缺乏生机的。《蜗牛》能够在近几年众多刑侦剧中脱颖而出，这与导演既要讲好刑侦推理以弘扬正气，又要树立鲜活的刑警形象以深入人心的创作理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蜗牛》多重创作元素的融合，注定了其刑警形象的多元化。例如刑警季白，在追捕罪犯时，他冲锋陷阵，成功塑造了其硬汉形象。在日常生活中，劝熬夜加班的同事早点休息，体现了他善解人意的一面。在感情生活方面，面对亲如妹妹的叶子汐惨遭人杀害时，他也如常人一样痛惜难过，寻找方式宣泄痛苦。季白“圆形化”的人物设置，向大家展示了卸下刑警身份后的“凡人”季白的鲜活人物形象。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离不开创作理念的整体把控，让观众在进入剧情的同时，以达到深入角色且认同角色的状态。

就从目前刑侦剧的导演创作意识上来说，如果刑侦剧不放下警察角色十全十美的思想包袱，人物形象的塑造时刻都带有一种固定的程式化表现，那么刑侦剧的发展确实有走入误区的倾向了。

二、刑警形象塑造上的缺失

作为人物设置上创新的尝试，导演利用《蜗牛》塑造的圆形刑警人物反映时代主旋律的同时，人物刻画又不失真实感。但这并非意味着整部作品就毫无问题可言了，特别是在刑警形象方面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刑警形象“神化”表现仍有残余

或许是受传统思维影响的缘故，人们总是将刑警看为“神圣”的代名词。电视剧《蜗牛》也一样，虽然在刑警角色设置上做到了饱满生动，却依然没有跳出“神化”的框架。《蜗牛》第二集中，许诩断言“张士雍案”不是劫持案，且绑匪是新手，之后又断定杨宇就是绑架犯。但是许诩自始至终都没有告诉大家是怎么推理出来的，用“直觉”一词涵盖所有，不免显得有些牵强。

诚然，观众并不排斥聪明细心，勇猛坚韧的人物形象设置，但也是基于角色的自然性，真实性的表现上。如果一味的为了人物的自身升华而神化角色，这种做法不免有些极端。倘若在人物细节刻画上多讲求真实，想必刑侦剧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二）不可免俗：刺眼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细数自刑侦剧诞生以来的警察形象，还有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个人英雄主义色彩过于浓重。在塑造主要刑警角色的时候，必定会着重展现其个人的传奇性和崇高性，仿佛卷入了塑造主要人物就是要凸显个人英雄主义光辉的怪潭之中。《蜗牛》也不可免俗，例如重犯陈勇逃脱了多名特警的围捕，却被季白一个过肩摔撂倒在地。镜头大量表现着季白个人的勇猛果敢，却对其他的刑警同事一个镜头带过，不免有失偏颇。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个人英雄主义的彰显，确实能够为刑警形象平添许多传奇色彩，但也抹杀了集体的努力，将功劳和荣耀“一人化”体现。

其实深入人心的刑警角色的塑造并非一定要与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牵连起来，将眼光放长远，多发掘人物性格，心理等方面的出彩点，融合剧情在日常中表达，不失为人物刻画的好方法。

总之，刑侦剧倘若还墨守成规的按照早期“扁平”人物形象设定发展，无疑是自断出路。电视剧创作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圆形化”设置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优势，突破单一化束缚，在带给观众真实饱满的感受外，唤起他们的热情，这也正是国内刑侦剧创作所亟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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