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见精神——评韩国电影《许三观》

改编自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于2015年1月14日在韩国上映。制作费达100亿韩元（约合5700万元人民币）的《许三观》欲达到收支平衡点，观影人数需达到300万人，而据韩国门户网站NAVER检索，该电影的累计观影人数不足100万人。作为商业电影，从票房来看，可以说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票房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并且仅从票房来判断电影本身的优劣是不当的。故此，本文将试图抛开票房影响，从电影与文学的关联角度，关注《许三观》的细节，探讨电影《许三观》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在艺术精神层面的近似性。

一 淡化时代背景，关注个体生存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是从文学到艺术的再生产过程，把文字用图像和声音表现出来需要导演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韩国电影《许三观》从中国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改编而来，中韩两国同属汉文化圈，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这使得中韩两国拥有相同的文化基础，但是由于中韩两国近现代史历程不同，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异，导致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好处理的因素。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小说中有关文革背景下的故事。对这类故事，电影《许三观》导演河正宇选择删去。他表示刚开始时打算努力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著，但这非常困难，后来看到张艺谋根据《活着》改编的电影《人生》（张艺谋的电影《活着》在韩国译为《人生》）只融入了原作的10%，决定不被原著束缚住手脚。同时，河正宇表示，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故事不符合韩国人的情感需求而被删去之外，电影《许三观》致力于忠实原著。

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1999年在韩国翻译出版，该书共出过三版，到2016年7月第三版已重印36次。《许三观卖血记》在欧洲获得多个奖项，反映了从内战前后到土地改革、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中国现当代史的内容，这是韩国读者接受《许三观卖血记》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中韩两国国民在生存经验上的相似性。张清华说：“‘经验的最接近’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能够沟通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这是有道理的。困难时期靠卖血维持生活不仅仅是中国的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贫困的百姓也曾把卖血看作生存手段,甚至到70年代仍有为生存卖血的人群。导演河正宇抓住了“贫困”、“卖血”这两个关键词，将故事场景置于1953年-1964年的韩国社会，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韩国正面临战后重建，贫困和饥饿导致部分民众靠卖血维持生计。这一历史背景的设置，紧扣小说的两个主题——贫困和卖血，从而将这个卖血的故事成功地从中国移植到了韩国。

    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用人物对话的形式提示时代背景，鲜有借叙事者之口讲述时代或在小说中直接体现时代背景的事件，采用了淡化时代背景的处理方式。“……在这部小说（指《许三观卖血记》，笔者注）中余华完成的是对世界‘活生生’一面的再现。而为了突显生活的‘活生生’的一面，余华有意避免了生活被时代或历史遮蔽的危险，有意在小说的现实中不对具体的时代语境和时代关系作更多的交代，而是直接让他们融入小说的叙述，与人物的生命存在发生最直接的关系。……而悬搁‘历史’则会极大限度地呈现生活的感性和人生的感性，同时亦能通过对‘历史场景’的‘为什么’的悬置，达到对于‘人类生存’的‘为什么’的思考和呈现”。电影的处理方式与此无异。电影中对时代语境的表现除了两次字幕提示时间是1953年和1964年之外，只有电影画面中写在农村墙上的“坚决反对没有统一的停战”的标语、男人们做建筑工程的场面、街上的美国大兵和美国罐头，以及香水等物件体现出当时是战后重建、美军进驻时期，此外并无直接表现时代环境的具体事件，而是将镜头聚焦在许三观身上，全力展现许三观生活的点滴。从这一点来看，电影《许三观》在淡化时代背景，突显个体生存状态方面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表现的艺术精神是相近的。

二 许三观——英雄式的小人物

王安忆曾撰文说：“余华的小说是塑造英雄的，他的英雄不是神，而是世人。但却不是通常的世人，而是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世人。就是那么一点不寻常情，成了英雄。比如许三观，倒不是说他卖血怎么样，卖血养儿育女是常情，可他卖血喂养的是一个别人的儿子，还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这就有些出格了。像他这样一个俗世中人，纲常伦理是他安身立命之本，他却最终背离了这个常理。他又不是为利己，而是向善。这才算是英雄，否则也不算。许三观的英雄事迹且是一些碎事，吃面啦，喊魂什么，上不了神圣殿堂，这就是当代英雄了。他不是悲剧人物，而是喜剧式的。”另一方面，韩国导演河正宇评价许三观是“立体的角色”。在笔者看来，河正宇所谓的“立体的角色”与王安忆说的“违反那么一点人之常情的英雄”殊途同归。所谓“立体”是说许三观这个人物的多面、生动。无论在小说还是电影里，许三观都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他是地道的市井小民，小说和电影里都有表现他小人物特质的桥段。例如，得知一乐是冤家何小勇的儿子，而受形势所逼又不得不卖血偿还一乐打伤人的医药费时，许三观告诉两个儿子说长大后要欺负何小勇的两个女儿，之后才安心去卖了血。再如，许三观用卖血的钱带二乐、三乐去饭店改善伙食，不带非亲生儿子一乐去。再有，得知何小勇死讯时，许三观万分高兴等。小说和电影运用这些细节表现许三观是个活生生的、有点心胸狭窄、甚至是卑鄙的、真实的市井小人物。

然而，同时许三观又是有那么一点“不寻常情”的小人物。小说和电影都表现了许三观这一“不寻常情”的桥段——他为救非亲生儿子一路沿途卖血，差点送命。王安忆说的“不是普通的别人的儿子”是指，一乐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妻子许玉兰和何小勇的儿子。对许三观这样的小市民来说，纲常伦理是“立命之本”。一乐不是许三观的亲生儿子的消息闹得人尽皆知，许三观悲痛不已，他遭受了奇耻大辱，失去了在小城的立命之本，甚至他去卖血时，连血头都嘲笑他是“乌龟”（电影中是“云雀”，在韩语中与“乌龟”同义）。但就在许三观承受全城人耻笑的时候，为了给一乐看病，他从家里沿途卖血，甚至险些因卖血丧命。这个情节是小说和电影共同的高潮部分，突现了许三观这个小人物的伦理人道主义。许三观卖血救一乐，不图利益，而是“向善”。“向善”是许三观的本性，这从他让一乐为何小勇“喊魂”便可看出，纵使何小勇令他咬牙切齿，但在最后关头，许三观还是劝一乐去救何小勇的命。这样的许三观就不再是普通的市井小民，而是“英雄”，是超越了伦理的民间英雄。电影《许三观》成功地塑造了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许三观，他从容面对生活中的苦难，在战后重建的艰苦岁月里，他用卖血的钱结婚，喂养孩子，与贫穷、饥饿及一切灾祸做斗争，他超越寻常伦理关系，宁愿用自己的命换非亲生儿子的命。吴义勤在探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形象时，认为作家对许三观的塑造主要聚集在三个维度上：一是对于许三观顽强、韧性的生命力的表现；一是对于许三观面对苦难的承担能力和从容应对态度的表现；一是对于许三观的伦理情感生存思维的表现。由此可见，改编后的电影完全再现了原著力图阐释的精神维度。

   目前，韩国导演河正宇的电影《许三观》在中韩两国学界和电影界的总体评价均不高，主因在于中韩两国学者和电影界人士都在拿《许三观》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做逐一的比较，认为改编的电影没能全面展现原著广泛的意蕴。而事实上，电影《许三观》虽对余华原著《许三观卖血记》做出了一定程度的改编，但从艺术精神上说，电影在淡化时代背景，突显个体生存状态，以及宣扬英雄式的小人物两方面是对原著的忠实和发扬。余华谈到改编自他的小说《活着》的同名电影时，他表示对电影有一个接受的过程，他说：“……看了二十多遍后奇迹出现了，我就想：为什么小说不像电影？其实老实说我们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什么东西最熟悉就是对的，陌生的就是错的，其实不一定，陌生的说不定就是对的。我对《活着》就是这样的感受。”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假以时日电影《许三观》终会得到客观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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