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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语境下大学出版社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作者:高建红来源:《出版广角》日期:2019-12-07人气:55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推行文化"走出去"战略,是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但是,从近年来"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具体效果来看,仅仅是"走出去"显然远远不够,我们还要想方设法"走进去",而要真正"走进去",首先必须讲好中国故事。

2017年10月18日,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那么,如何理解中国故事,怎样讲好中国故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2014年3月29日,在同德国汉学家、孔子学院教师代表和学习汉语的学生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提出:介绍中国,既要介绍特色的中国,也要介绍全面的中国;既要介绍古老的中国,也要介绍当代的中国;既要介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要介绍中国的人和文化。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在会上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要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中国人的故事,讲好中华优秀文化的故事,讲好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究国外不同受众的习惯和特点,采用融通中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把我们想讲的和国外受众想听的结合起来,把"陈情"和"说理"结合起来,把"自己讲"和"别人讲"结合起来,使故事更多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受众认同。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又指出,我们不仅要让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国",还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系列论述,对于出版界,尤其是大学出版社讲好中国故事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我们知道,在全国500多家出版社中,大学出版社就有110家左右,占比约五分之一。大学出版社通常由所在高校主办,在2010年完成转企改制之后,独立性大大增加,但其所依托的母体也就是大学仍然为大学出版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就讲好中国故事而言,大学出版社既有劣势也有优势。与纯商业运作的出版集团和专业出版社有所不同,文学作品不是大学出版社的优势,大众出版物亦不是。大学出版社的优势在教育、科技、人文社科方面。大学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特别是那些大师云集的双一流大学,是高质量作者的重要来源。可以说,在讲好中国学术、中国理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科技方面,大学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笔者认为,大学出版社要讲好中国故事,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实质性飞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根据自身的出版特色,发挥专业优势和品牌优势

根据出版特色,国内的大学出版社一般分为以下几大类:综合类大学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科技类大学社,如清华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语言类大学社,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和研究出版社;教育类大学社,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不同类型的大学出版社在出版门类和题材上会有所重合,不过在当今强调出版要实现差异化、多元化的背景下,要讲好中国故事,大学出版社必须发挥自身优势,扬长避短,而不是把精力浪费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以下笔者将以几类大学出版社为案例,分析大学社如何根据自身的出版特色,发挥专业优势和品牌优势。

第一,教育类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以"大教育"为特色的出版社,依托华东师范大学优秀的教育资源,以"扎根中国教育出版、讲好中国教育故事"为理念,始终坚持为教育和学术服务。该社也是上海新闻出版局授牌的"教育学出版中心",一直以来坚持走专业化与品牌化道路,出版了一系列高质量的教育类图书。2018年4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国内高校主办的第一份关于教育研究方面的英文国际学术期刊《华东师大教育评论(英文)》(ECNUReviewofEducation)。在当前国内科技期刊"走出去"较多、人文社科期刊"走出去"较少的情况下,该刊的出版不仅有助于扩大中国教育的国际话语权与影响力,而且可以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教育文化的一扇"窗口"。与此同时,该社在向国外出版社推介反映中国教育改革成就的图书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瑞士兰培德国际学术出版集团签订教育类图书战略合作协议,《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10卷本)成为此次战略合作计划的第一个项目。2019年8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与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举行了《新时代人民满意的教育》波兰语版的签约仪式,9月又与圣智出版集团签署了《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英文版输出协议。上述一系列图书的"走出去",对中国教育经验走进欧洲、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科技类大学社。科技类大学社依托学校雄厚的理工背景,在科学类图书的输出方面有明显优势。浙江大学出版社"走出去"以高水平科技著作的合作出版为主要形式,比如其与世界一流的科技出版巨头施普林格合作出版的"中国科技进展丛书"成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重要项目,为提升中国科技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主要依托上海交通大学的专业资源,先后出版了多种和大飞机相关的学术专著和教材,并成功地将其中部分图书的英文版权输出给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优先从该校的力学、机械工程等8个"双一流"建设学科入手,成功地将《旋转机械智能故障诊断与剩余寿命预测》输出给爱思唯尔出版集团。该书荣获"2017年度输出版优秀图书奖",被来自法国、加拿大、荷兰等12个国家和地区23家研究机构的66位学者在13种SCI期刊上引用。清华大学出版社在技术应用类图书的出版方面有着专业学科优势,其依托清华大学工业技术学科资源基础,推动《智能电力系统与智能电网》《电磁无损检测新技术》《洁净煤技术与可持续发展》《冲击动力学》等图书"走出去"。

第三,综合类大学社。这类大学出版社典型的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借助人民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的优势,逐步形成"高端学术内容'走出去'"的特色,版权输出品种90%以上是人文社科类学术图书,如《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佛教哲学》《中国社会思想史新编》等。第四,语言类大学社。这类大学出版社如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专注于语言文字类图书特别是国际汉语教学产品的出版,是全球汉语学习与教学产品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出版机构。该社"走出去"的图书主要是语言类教学图书,如《新概念汉语》《汉语风》《新实用汉语课本》等。

二.打造原创精品,提高翻译质量,通过本土化改编讲好中国故事

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着力打造反映中国优秀文化成果的原创作品。国外出版人往往对中国的美食、太极拳、中医、书法等感兴趣,但这些其实并不能反映当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全貌。如果为了输出而输出,不仅无助于西方国家客观全面地认识和了解中国,还可能造成更多的偏见。有了好的故事,如何用精准的他国语言传达出来也很重要。如果翻译粗制滥造,故事再好,也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启用母语并非译入语的译者,其翻译往往不够地道,对国外读者正确地理解图书内容很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障碍。因此,出版社选择译者要格外慎重,最好能与具有跨文化背景的翻译家、汉学家合作。比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平易近人》一书的翻译就是如此。该书韩文版初稿译者是韩国汉学家朴英仁,日文版译者三潴正道是日本丽泽大学的教授,翻译过多本关于中国的图书。后者每天都会阅读《人民日报》,为了吃透原文精髓,就翻译问题多次请教原作者陈锡喜教授。

在翻译的内容上,出版社可以针对国外读者进行适当的增删。比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艺术哲学》在2016年获得"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立项后,该书的责任编辑与作者讨论,决定对原书进行修订,补充了大约5万字的新内容,以确保作品的学术性与权威性能够与时俱进。该社推出的《一课一练》也不是照搬上海版的内容直接翻译,王焰社长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对大约30%的内容进行了改编,以适配英国的数学课纲。现在,这套产品已经在英国的小学和中学使用。我们的团队正根据更多国家的课纲改编这套产品"。还有外研社《走遍中国》项目在实现版权输出后,为了使其进入海外国民教育体系,该社针对不同国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如通过设在保加利亚东西方出版社的中国主题编辑部,对保语版进行了本土化改编,通过设在墨西哥自治大学的墨西哥中心,针对拉美地区西班牙语版本进行了本土化改编。

三.放眼世界,主动出击,精准把握出版时机

出版在很多时候非常讲究机遇和时效性,及时有效地把握出版时机是至关重要的。在这方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2009年,上海学生参加三年一次的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考试,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尤其是数学成绩遥遥领先;2012年,上海学生再获佳绩,蝉联冠军。这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极大兴趣。2014年,英国派人专门来上海学习数学教育的经验,同时邀请上海的老师到英国上课。在这一背景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分社社长倪明产生了把《一课一练》翻译成英文、输出到英国的念头。倪明把这一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好友,英国南安普顿大学数学、科学、健康研究中心主任范火良。范火良非常支持倪明的想法,在他的联络与帮助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与英国著名的教育出版集团哈珀·柯林斯合作,23册《华东师大版一课一练·数学》成功实现了输出,进入英国的数学课堂以及全球主流销售渠道。之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趁热打铁,将《三招过关》作为"上海数学"的项目组成部分,与哈珀·柯林斯签约。《一课一练》和《三招过关》的输出,"是国内数学教育质量受到国际高度认同的最佳说明,更是中国教育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精彩亮相",同时也证明目光向外、把握时机的重要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则在结合国际热点问题策划外向型图书方面有着非常成功的经验。比如,几年前人们在经济领域关注"人民币国际化"的话题,在国际关系领域非常关注中国是不是"负责任"的大国的话题,为此人大社策划出版了陈雨露的《人民币读本》和金灿荣的《大国的责任》。这两本书一经推出就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许多外国出版社纷纷前来洽谈海外版权。目前,《人民币读本》出版16个语种,《大国的责任》出版13个语种,发行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四.积极申请各类资助项目,充分利用国家的政策支持

为了推动中国图书"走出去",国家先后设立了多个翻译资助项目,比如2009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国家社科规划办推出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4年中宣部批准立项的"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项目"等。国内不少图书通过这些项目的资助,走出国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外宣传、让国外读者了解中国的目标。

在申请项目资助这方面,大学出版社整体表现不俗,但是分布很不均衡,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社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获批数量上遥遥领先,而更多的出版社多年来获批数量寥寥甚至颗粒无收。如在2017年"丝路书香工程"272个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就占有34项之多,占总数的12.5%。在2009—2018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入选的大学出版社共有24家,在全国出版社中占比22.02%;总入选图书数为215种,占总入选数的17.27%。2018年度共有63家出版社获得该工程的资助,其中高校出版社11家,获立项图书数量最多的出版社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共有6个项目获得资助。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申请上,2018年该项目第一申请单位立项数量统计前10名中,大学出版社占了7家,其中第三名到第六名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目前,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走出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力军和核心力量,但也面临一些现实的困难。作为单体社,绝大多数大学社体量小,资金有限,在"走出去"还很难实现经济效益的现阶段,仍需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植。有了国家在资金上的保障,不用担心"走出去"是一笔赔本买卖,大学社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打造精品上,从而实现图书输出从浅层次到深层次的转变。总之,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讲好中国故事,大学出版社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政府、出版社、出版社所依托的大学、作者、译者的共同努力下,打造适合对外传播的原创精品,提高翻译质量,从而切实扩大中华文化在世界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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