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回响：从“党性与独立性问题”到“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再次谈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思想。习近平重申“党性人民性统一论”，有学者认为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首先在于他在‘人民性’问题沉寂多年之后，对这一已经变得有些‘敏感’的问题从正面作出阐释；其次他揭示了把握‘人民性’实质的关键，强调人民性是党性的内涵和基础；三是他从根本上阐明了正确认识两者关系的理论前提，澄清了以往对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认识误区”。[1]

那么，何以“敏感”，何为“误区”？“不是矛盾关系”的“党性与人民性”为何要反复论证？不断辩驳，症结何在？对此，之前已有学者意识到，把“党性与人民性”作为一对矛盾提出来，首先得证明“党性与人民性”能否构成矛盾关系，有关学术争论之所以纠缠不休，也在于没有抓准核心问题和谬误所在。[2]揆诸共产党与共和国的新闻史，也让人提出类似问题：既然党性与人民性是统一的，那么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所力倡的党性又是针对什么呢？与之构成矛盾关系的对立面究竟何在呢？为何后来党性和人民性一度被人对立起来视为一对矛盾关系呢？这是以往党性人民性争论中被忽视的问题，[3]而这恐怕才是需要深究的关键所在。换言之，以往的讨论大都延续胡绩伟引发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及其逻辑，而忽视话题转换以及隐含其中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新闻传播语境。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和探索历程出发，在新闻学术史与思想史的演进中，对此进行一点思想辨析，以求准确把握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的内涵与时代意义。

1936年到1945年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再造主义的十年。中共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方针组织起党的文化系统，并以此为契机更新整个党的组织。与此同时，锻造于延安整风运动以及《解放日报》改版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渐趋成型：党报的四性(党性、群众性、[4]战斗性和组织性)、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宣传鼓动组织的一体化、专业记者与非专业记者、知识分子工农化等，逐渐被广大新闻工作者内化为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并建立起一整套明文规定且行之有效的制度。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提出关于党性的权威阐释：“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这是“党性”作为一个单独概念，进入中央政治局的决议，成为此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5]1942年1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宣传要点》中，又提出与党性相对的独立性问题：把发扬独立工作能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这些正确的东西，与不服从上级、不服从多数、不服从中央、将个人与党对立、个人超过了党(个人突出)、个人英雄主义(与民族英雄主义、群众英雄主义相区别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混淆起来。[6]结合延安时期特别是《解放日报》改版前后新闻界状况及其演化，可以看到无论在新闻观念还是在新闻实践中，“党性”与“独立性”都是当年一对主要矛盾。党性属于无产阶级报刊的最高原则，而独立性属于资产阶级新闻业的突出表现，党性与独立性的矛盾对立关系集中体现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与“同人办报、记者办报”的分歧中。

其间，《解放日报》改版一直被视为党的新闻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延安整风中，中共基于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区别，将带有某种自由主义“社报”色彩的“不完全党报”改造为“完全党报”，如果说前者的立场近于独立性的话，那么后者的立场就是内含人民性的党性。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宣布改版，《致读者》一文将党报工作的思想原则即党性放在第一位。不久，陆定一出任总编辑，协助博古贯彻中央关于改版的决定。他到任后召开编辑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8月间在中央会议上对于改版后工作的肯定，同时强调毛泽东也指出：“《解放日报》无论发表新闻和评论，是代表中央向人民说话，个人署名发表文章也有很大影响，今后发表有关日常政策问题的稿件，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都要向中央请示，要做到与中央息息相关，呼吸相通，不能闹独立性，一字一句也不能闹独立性，报社内不能允许自由主义存在。”[7]这段话明确指出党报宣传原则就是坚持党性，反对自由主义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与党性相对的是独立性。由于党性体现着无产阶级政治的最高原则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而独立性无论初衷如何都势必弱化党性，甚至消解党性，故应“一字一句也不能闹独立性”。

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特别强调：“报纸是党的喉舌。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同时还写道：“报馆同人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好恶、兴趣来选择稿件，依照自己的意见来写社论、专论……一切按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忌党的意志，一切按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忌党的影响。办报办到这样，那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对于党的事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中共领导人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如果党报和党的通讯社脱离了党的领导，经常出现违反党的纲领政策的文字，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改变了自己的性质，成为自由主义的言论机关，或者是少数报社同人的报纸和通讯社。”[8]

1942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报纸通讯社工作的指示，以新华社太行分社、山东分社、苏北分社、晋西北分社在宣传工作中发生的若干不适合目前党的政策的事件为例，再次强调党组织对于新闻机构的指导职责，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并要求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9]1943年9月1日，陆定一在《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中，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性质说”(时宜性、普遍性、公告性、文艺性、趣味性)，又一一予以批驳。

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时期与成熟时期，从以上党性和独立性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列宁的党性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影响很大。比如，列宁在1904年至1905年间提出：“这只是编辑部赠给党的一套略加修饰的、充满小组习气的辞令，编辑部感到它不是一个党的机关，而是旧时小组的残余。”[10]“打倒小组习气，首先是打倒党报编辑部中的小组习气！”[11]“旧的顽固的小组习气压倒了还很年轻的党性。”[12]“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赚钱的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3]“非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党性是社会主义思想。”[14]等等。这些观点揭示了党性和阶级性的关联，警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习气，包括“独立性”。

自1936年起，大批作家、诗人、批评家以及进步青年奔赴延安，至1942年已颇成气候。他们把延安想象成一个能让自己摆脱压抑和束缚、充分实现个性解放、追求自由发展的地方，而对无产阶级党性还缺乏深刻理解，这些知识青年自己也有一个怎样适应解放区的问题。在毛泽东发表《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后，王实味张贴的大字报《结论放在前面》，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热点”，在青年知识分子、年轻党员中间，掀起了一股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潮流。[15]这样的潮流同样影响到新闻宣传部门，吴冷西回忆整风期间他在《解放日报》编辑部《春风》墙报上写过一篇批评领导不民主的文章，引起编辑部广泛讨论，他写道：“应让编辑参加编委会会议，编委会的决定应在编辑部大会上通过。这次改版，编委会关门讨论中央指示，对一般编辑纹风不露，神秘兮兮，太不应该。”尽管随后受到组织批评，但他并未认识到错在何处。陆定一主持编辑部工作后，在编辑部大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批评了不少单位年轻人发表许多带有“极端民主思想”和“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的议论，吴冷西由此对照检查思想，才觉察自己所写的《春风》墙报极端民主思想是很突出的，表示认真清理小资产阶级思想，把立场转变到无产阶级方面来。[16]

延安整风运动也直接针对延安文人的生活习性和写作状态，通过思想整顿与劳动锻炼“重塑新人”，摆脱新闻工作中无处不在、习焉不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陆定一对此作出如下分析：“抗战以来，党的新闻事业是大大的发展了，吸收了大批新的知识分子到这部门事业中来。吸收新的血液，乃是事业向前发展中必要的和必有的步骤。但随此以俱来的，则有事情的另一方面：抗战以来，参加党的新闻事业的知识分子，乃是来自旧社会的，他们之中，也就有人带来了旧社会的一套思想意识和一套新闻理论。如果不加以改造，不加以教育，就会不但无益、而且有害。”[17]经过整风和改造，“实际上就是要扭转此种组织涣散和思想混乱，在思想上组织上统一于中央的权威之下”。[18]虽然20世纪80年代一些当事人回忆，这种改造伴随着一段时间的“疾风暴雨”，但经过如此脱胎换骨的洗礼，一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新闻工作者，也确实成长为党和人民在文化宣传战线上一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生力军。党报实现了从“为别人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的社报”向“完全党报”的转变，从“同人办报”向“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跨越，从“城市办报”适应“农村办报”的环境和需求。

从以上粗略回顾中也能看到，延安时期的党性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为基础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论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治，其中天然蕴含着人民性(当时常用“群众性”)，党性人民性本属一体。与无产阶级党性相对的，乃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并非一般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或独立创新意识，而是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分庭抗礼的一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倾向。今天，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脉络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中国革命中，在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自由的历史潮流中，才可能切实把握这种党性人民性的言说及其本质，也才能理解习近平新闻舆论重要论述的脉络。

相对于“党性与独立性”的矛盾对立关系，“党性与人民性”在延安时期的新闻界，经过整风运动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均已作为一致的、统一的整体而得到广泛认同。最早使用“党性”与“人民性”讲述党报理论的，是1945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内刊《新华报人》第9期上胡乔木的文章《人民的报纸》，文中提到：“说报纸党性太重，证明我们的报纸和人民还有距离，就是人民性不够，也就是党性不够。报纸能最高限度地反映人民的呼声，就是报纸有最高的党性。”随后，1946年陆定一、范长江也有类似论述和讲话。1947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总编辑熊复起草的编辑部文章《检讨和勉励》：“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有的读者说：新华日报的党性色彩太浓厚，这其实正是党性发挥的不够，也就是人民性发挥得不够的表现。简单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还做得不够。”“新华日报的方针是‘与实际结合，与群众结合。’所谓与实际和群众结合，就是从实际和群众中来，到实际和群众中去。”一言以蔽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党性人民性一致论”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根源。胡乔木等人对“党性人民性”的阐述，其实都呼应着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的精神，特别是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以及刘少奇代表中央在修改党章报告中提出的四个观点：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

在如此思想脉络中，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统一的，这种“你中有我”的意识，经过延安整风与《解放日报》改版，已经深深植根于共产党人及其新闻事业中。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意识一以贯之，从无疑义。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开宗明义就说道：“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从它创刊到现在，一直是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的……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只有靠着人民群众，我们才能把报纸办好。”1957至1958年有少量文章分别论及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如1957年《新闻战线》杂志发表创刊号短论《坚持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1958年《新闻战线》第5期发表王漠的文章《什么样的“兴趣”和“需要”》，但从理论到实践，“党性人民性一致论”“党性是人民性集中表现”等意识始终属于新闻界的共识，而将二者分开讨论则被视为“右派分子所惯用的伎俩，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因如此，反右运动之后，把党性和人民性作为一对概念进行论证的文章或讲话，较长时间没有出现。[20]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后，由于反思“文革”才重新浮出水面，这就是广受关注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

这场讨论的焦点人物胡绩伟在其相关论述中也曾采用“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表述，[21]但在20世纪80年代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语境中，这一话语及其逻辑关系产生变异——相应于“党性人民性”话语逻辑是一整套无产阶级政治及其阶级论，20世纪80年代的“人民性”话语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则与盛极一时的“异化”“人性论”“人道主义”等息息相关，并且，“党性与独立性”的问题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党性与人民性之争”的议题。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思想逻辑中的“人民性”藉由新闻体制改革，最终与迅猛的市场化合流：“群众”已经转变为“受众”，而“受众”又进一步被市场营销的规律细分和筛选。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国历史中最倚重的群体，逐渐成为被包括某些党媒在内的大众媒体忽视和抛弃的群体，这自然是媒体市场化改革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22]

1979年3月8日，时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的胡绩伟在全国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结合《人民日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两年的工作，对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报和人民的关系作了阐述：“党报是党的报纸，是党的喉舌，是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的。我们的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另外其他的利益。因此，党委又要领导党报成为人民的报纸，成为人民的喉舌。党报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和监督下工作的，是全党办的、全民办的报纸。”“党委领导党报来反映人民的声音，反映人民的意愿，成为人民的喉舌，正是党性的表现。离开了人民性就根本谈不到我们党的党性。”[23]胡绩伟的讲话被视为1958年以后首次使用党性人民性这对概念，[24]在总结“文革”期间的极“左”问题后，他用寥寥几语突出了“人民性”，而这段文字不仅被认定为将“人民性凌驾于党性之上”，而且为20世纪80年代影响广泛的“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埋下了伏笔。[25]

随后，3月10日，胡耀邦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谈道：“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了人民性就不叫党性。……从党的根本性质来讲，党性和人民性是融合在一起的。党性就是人民性。……把党和人民分开，说什么‘官方’‘民方’，要么是思想糊涂，要么是别有用心，他们挑拨党和人民的关系，我们要警惕。”[26]显然，他的讲话延续着延安以来确立的党性人民性一致论、统一论，作为一代无产阶级政治家，胡耀邦的论述更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政治逻辑，即党和人民形同一体。

同年9月中旬，胡绩伟又在中央党校理论班发表讲话，相关内容印成《谈谈革命报风》的小册子内部刊发，其中引人注目地谈到：“我们党的党性，主要是人民性，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地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是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报纸。”对此，有学者认为，胡绩伟所说党性人民性的诸多体现，“讲述本身没有问题，但前面的一句‘我们党的党性，主要就是人民性’，在理论上显现了偏差。”[27]

正是在胡绩伟党校讲话之后，触发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激烈论争，有人认为他讲出了大毛病，“人民性”是资产阶级的语言，不应引进党的新闻工作。有人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和党性“对立”，在党报工作中“引进”人民性概念，是把人民性作为无产阶级党性的对立面，旨在“限制”党性，纠党性之偏。还有人认为，提出人民性就是提倡搞资产阶级自由化。[28]从当时讨论看，有些分析未必十分严谨，一些认识和表述也比较模糊，但对核心问题不乏敏感。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胡绩伟使用“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抽象概念来解释党报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一点看似偶然，但新闻界“文革”后如此集中地重议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却并非偶然。可以说，当时讨论者们的出发点是为了解决历史带来的困惑，也是为了给以后的新闻实践寻找新的理论支点。[29]但由于这一论争及其凸显的思想焦点将注意力引向新的方向，从而使与作为一体的“党性人民性”相对的“独立性”问题不经意间销声匿迹，而“党性与人民性”却由此成为争论不休的话题。

胡绩伟说，在这两次发言前，他没有回顾研究经典著作和历史资料，不记得《解放日报》提出过“党报的党性和群众性”，也不知道《新华日报》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更不知道马克思提过革命报纸的“人民性”。他是事后根据党校报告的反馈信息，“才‘亡羊补牢’，去翻阅和研究我们党办报的一些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去翻阅了一小部分马恩列斯毛有关的论述”。[30]他后来完善自己观点时反思自己“当时的讲话理论上肯定有不周密、不完备的地方，甚至某些词句和个别论述还可能有毛病。比如：从原则上强调了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却没有联系原则来阐明历史实际上常常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和不一致的时候；比如：只讲到了党性来源于人民性，却没有讲党性高于人民性；比如：只讲到了两者的一致，没有讲他们的不同，不能划等号；比如：讲了真的党性和人民性，没有讲假的、口头上的所谓党性和所谓人民性”。[31]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后见之明”的解释并未在论辩双方之间得到充分的沟通和理解，胡绩伟上述在原有思路上的深化，被认为恰恰凸显了党性与人民性的“二元对立”，是对党性人民性有机统一的疏离与割裂。

胡绩伟在谈到“关于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重新引起议论”缘起时，则是将日期前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有个别领导同志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是“按个性办报”，“党报不听党的话”，是“骄傲”“目无中央”。[32]上述批评其实与延安时期反对党报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问题是一脉相承的。对此，胡绩伟在几次会上就“《人民日报》没有党性”的问题进行答辩，谈道：“一九七九年三月在新闻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和九月在党校的报告中，我对我们党和人民的关系，党报和人民的关系作了阐述。特别是在党校的报告中，我提到了‘党报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党报代表人民和代表党是一致的’‘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原则。我认为‘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一致’这个原则是我们党报的光荣传统，是我们必须遵循的一个根本的办报原则。”[33]按照实际情况与一般逻辑，胡绩伟本应针对他人提出的“党性”与“个性”(即独立性)的关系问题而展开，但从他的后续回答中发现，他有意无意将问题从“党性与独立性”引向了“党性与人民性”。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胡绩伟成为“党性与人民性之争”的“众矢之的”，也可以透视为什么在批判与反批判中，对立两方所汲取的理论资源虽然无异，但是论证“党性与人民性一致”的思路却南辕北辙。

按照胡绩伟1979年的说法：“两年多来新闻战线经历的斗争，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应当看到，在党委委员之间，对许多问题，对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很大的分歧，有相反的意见，这是很自然的……党报对党委领导同志的意见，既要虚心听取、十分尊重，又要实事求是、具体分析，既要遵守纪律，又要坚持原则。在这方面，《人民日报》的党组织作了认真的研究，对于一些错误的领导意见，进行了适当的抵制，排除了一些干扰；但是《人民日报》仍然坚决遵守党的组织纪律，对于某些错误的领导意见，只要是正式的批示，尽管我们思想不同，还是先执行后提意见。”[34]然而，从1991年9月7日胡乔木同《人民日报》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所提到的“人民日报脱离党中央的领导”“人民日报在舆论导向上的几次错误”[35]——张志新的问题、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周扬关于人道主义的文章——又可以反映出上述党委委员的分歧所在，并非如胡绩伟所说那么简单。

总之，20世纪80年代初，在反思“极左”历史的背景下，针对“文革”期间和1958年党报在宣传领域出现的偏差，新闻界希望能够找寻到避免重蹈覆辙的有效应对方式。既然“党性”不容突破，直接提出“独立性”又不可行，那么，带有政治正确意味的“人民性”就被用以作为与“党性”相对的一个补充概念，而这可能被当做一种不直接对冲党性的“巧妙策略”。由此，“党性与独立性问题”不知不觉被置换成“党性与人民性之争”的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

1981年1月23日，胡乔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常委扩大会上，专门谈到“人民性”问题：“把民主和领导对立起来，以至走到说党性发源于人民性，说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没有人民性哪里来党性？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能够相当流行，我觉得这是社会科学界一种羞耻。对于民主和自由，如果不作正确的解释、宣传的话，那确实就要离开社会主义，离开马克思主义。”[36]随后不久的2月8日，胡绩伟给胡乔木写信说道：“一些同志认为这是批评我的，我也认为是这样，因为党和党报‘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党和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这一观点确实是我讲的。不知你批评的是不是我？至于‘党性发源于人民性’‘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表现’，我没有说过这个话。”[37]自此，挑开了这一众所周知的“公案”，在20世纪80年代“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政治风波”一路的政治环境中，也自然形成新闻界的标志性事件。

1981年传出要开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胡绩伟希望在会上为自己的观点辩解，[38]但会议未能如期举行。1982年3月11日，胡乔木回复胡绩伟：“党报必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既代表党也代表人民的利益，遇到有些复杂的情况需要分别采取适当措施，而不要笼统引用‘人民性’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来作为包治百病的药方。因此，我建议，目前最好不要再用这个提法。如何请酌。”[39]这是见诸文字的胡乔木最早否定党报人民性概念的行文。[40]就这段话而论，胡乔木所谓否定“人民性”，是有特定背景和政治含义的：第一，他并非否定延安时代确立的党性人民性一致论、统一论，毋宁说他力图维护和坚持的正是这个意义上的一致论、统一论。第二，他质疑的是某种含混不清的“人民性”，质疑的是一种语焉不详的提法，而非以人民为中心的做法。第三，胡乔木警惕改革开放之初逐渐出现的一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思潮，意识到党内外存在一种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暗流与风潮。

1983年8月15日，全国新闻工作会议通过《关于新闻工作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关于加强新闻工作的若干问题》等文件，在新闻宣传领域禁用“人民性”这一提法。[41]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着重批评思想界突出的两大问题即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之后特意提到其他类似问题就是：“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42]这等于为这一新闻界的“公案”画上了句号，可见，所谓“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学术理论问题，其实质是现实政治问题。

1984年，孙世恺发表《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说法是错误的》[43]一文中“人民性”被打上引号，作为否定性概念出现。1985和1986年，新闻学相关研究文章基本消失，不再争论。不过，到1987年仍有学者站在新闻改革转轨的角度，尝试对“人民性”进行理论探讨。[44]1989年2月，包含“党性人民性”论争相关内容的胡绩伟《新闻工作论说集》也如常出版。“政治风波”后，有人认为“以胡绩伟为代表的错误新闻观点，是新闻界一些单位和同志犯方向性错误的主要理论根据和思想根源。”[45]1989年11月28日，江泽民在新闻工作研讨会的讲话中谈到：“提出‘人民性’高于党性，实质就是要否定和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如果说以前我们有些同志对这种观点的实质还看不太清楚的话，那么经过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动就洞若观火、昭然若揭了。”[46]由此，新闻界从1990年至1993年又开始一轮新的批判高潮。2000年后，有学者开始正面提及人民性，认为应该肯定“人民性”提法，并强调只有“这样在理论上才比较完整”。[47]直至习近平“8·19讲话”论证党性和人民是一致的、统一的之前，仍有少数文章在批判“人民性”。在习近平这一讲话背景下，学界对于“党性人民性”的相关研究呈现急剧增长。有学者认为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概念，强调二者的统一并对各自的内涵做了定义，在我国宣传领域实际上打破了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理论禁区。[48]

如何看待“党性与人民性之争”？这个问题与其说关乎人物评价，不如说关乎中国道路及其方向，关乎党和人民的千秋大业。如前所述，从胡耀邦到邓小平，从胡乔木到江泽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并不是他们对党性人民性有什么“异议”，恰恰相反，他们始终是从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高度审视一切，坚持的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立场上的党性人民性及其本质属性，而非拘泥于抽象理论或字面意义，以避免毛泽东提醒的“务虚名而得实祸”。[50]联系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潮，从邓小平1983年《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以及其他领导人警惕与抵制的，绝不是马克思主义与无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人民性，而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脉络上的所谓“人民性”，而这一切也在后来的一系列意识形态变异中得到充分显现。

如果把习近平“重申”党性人民性仅仅解读成打破一个理论禁区，恐怕也是一种误读。习近平所讲的党性人民性一致论、统一论，在精神实质与内在逻辑上都同革命、建设、改革等时期党的新闻工作总方针如出一辙，也就是他说的“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他所说的党性人民性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品质，包括“必须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等论述，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一脉相承。

如今看来，“党性与独立性问题”转变为“党性与人民性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文化领导权的危机。延安时期共产党舍我其谁的文化自信与文化领导权，在20世纪80年代后被逐步消解。到世纪之交，新闻学界和业界推崇备至的“新闻专业主义”又引发新一轮的论争和讨论，可以说均属过去相关问题的延续。新闻学更应留意“党性与人民性”这些理论问题中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也因此，如何重获源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相统一的自信与领导权，或许才是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现实要务与理论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