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媒介社会学观智能媒体

从人、社会、历史三个维度对人和社会、自我和世界、人生和历史三种关系进行解读，在当前媒介社会学研究中仍具备一定的现实意义。根据媒介社会学可以得知：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介和技术之间的联系进行理解，必须依据媒介制度进行分析和理解，需要从当前社会出发，并且必须通过实践的方式实现。在媒介社会学之中，智能媒体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正反效应，若只是从传播学层面或者是新闻学层面对其考察，则显现的机制问题以及体制问题便会显得过于单薄，无法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隐忧进行全面回应。因此，将智能媒体融入媒介社会学之中，不仅能够考察智能媒体与社会、人存在的互动关系，而且还可以从内部角度审视其运作的总体规律特点，并对其面临的各种困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从而对智能媒体问题的有效防控提供支持。

一、智能媒体在媒介社会学中的本质体现

若仅仅从智能媒体对其本质进行理解，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理解。从狭义角度来讲，就是智能机器人编写的新闻，这一层面强调的是“无人干预”“数据为重”“自动生成”等本质；而从广义角度来讲，智能媒体是包含了传播、生产、报道、写作等诸多步骤以及特定学科条件和发展趋势的智能化新闻系统[1]。“智能媒体”目前在我国是一个高热型词汇，其概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并非固定不变的概念，同时也并非单向发展的概念，而是具备多层意义的一种变化发展的概念，其本质可理解为具有强大识别和理解能力、可在营销传播方面开展最优化决策的选择和确定，同时能够实现自我创造力的一类媒体。

在媒介社会学领域，智能媒体则是开展一些模拟和拓展类别的智能方法、理论、技术机器应用的工作内容的统称；其本质在于信息形成以及信息交换的过程。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特定的信息传播过程。

二、智能媒体的媒介社会学考察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智能媒体的演进就能说明这一点，但是从矛盾角度来看，智能媒体的出现并不能完全对其肯定，虽然其能够创造财富，但是同时也能带来灾难和破坏，通过考察可以对智能媒体的媒介社会学有以下认知：

（一）造成功能分化，人机依赖性加重

人工智能在新闻产业链中的介入已经渗透到每个链条之中，从微观角度来讲，是对新闻形成的整个过程进行重新塑造，从而促使智能新闻生产主体得以形成，并造成从业者的功能出现分化。凯恩斯曾在1930年发布的《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中描述“未来世界的技术进步将导致大规模技术性失业”。而在智慧媒体时代下，新闻行业出现的“技术性失业”具体体现为：智能媒体对编辑等从事新闻传播岗位的相关从业者具备的职能产生分化，并使这些从业者对相应的功能进行操作。依据斯宾塞观点得知，社会中的每一种组成部分之间均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如果其关系结构的复杂程度比较高，则功能分化的程度便会更加严重，并且产生的关系依赖性便会越强。由此可见，智能媒体对新闻产业产生的影响并不会造成专业人员失业，而会导致其功能分化[2]。从宏观层面来讲，技术的出现并非对人类工作的剥夺，主要是因为应用技术完成工作时也会形成新工作。例如，农耕时代发展为工业时代的过程中，因新技术的出现，各行业的数量、工种以及职能均会出现变化。

除此之外，在智能媒体支持下所形成的新闻系统之中，智能媒体与专业人员之间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关系。这是新闻系统得以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人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只会伴随智能媒体的不断发展而向纵深方向不断延伸和渗透，导致人机依赖性越来越严重。

（二）新闻功能增益，社会文化的实践性增强

根据帕森斯结构功能理论可知，智能媒体这种新闻传播形式效率比较高，能够提升新闻传播所具备的社会功能。例如，新闻通过一些先进技术传播可以加快新闻信息传播速度，再如，人工智能写作的效率高于传统人工编写，并使其线性流程得到有效突破。在大数据时代下，海量信息可以促使受众对新闻的本源持续的、无限的接近，借助移动终端设备可以获得最新的新闻信息，使新闻的传播功能、娱乐功能以及教育功能均得到扩大[3]。与此同时，广告投放的精准性、营销策略的定制化等均得益于智能媒体。

智能媒体若要实现正常运作，必须依赖于文化实践的有效开展，这种社会行为有着非常明显的能动性，与此同时，智能媒体也并不是对新闻信息进行简单的模仿，也并非对新闻信息进行机械式加工，其属于一种外显化的过程，主要是展示再创造取得的成效。智能媒体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将自身的能动性予以全面发挥，从而使新闻传播实现其社会功能，使文化环境的改造得以推进。

（三）内外冲突共存，正反功能出现对立交锋

冲突是矛盾的体现，同时也是社交的主要形式之一，矛盾的存在具有普遍性，因此，冲突是不可能将其避免的，其能够反映出不同利益层面之间的对立，也是行动者的本能反应。因此，智能媒体参与社会实践中时，会同时出现内外冲突，所产生的正反功能之间也会存在对立交锋。其内部冲突具体体现为人机之间的冲突，例如，自动化新闻传播不仅会造成记者暂时的“去技能化”，还会使记者朝向技能多元化方向发展[4]。智能媒体既对新闻传播行业从业人员的工作方法及工作模式进行重塑，又对其思维观念进行不断异化，造成人机冲突随处可见。一方面是机器主体的新闻选择权增强，对传统操作者的功能削弱；另一方面，智能媒体的应用可以使新闻生产的成本降低、产出提高，使能耗降低、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方便经营管理。这些优点展现出智能媒体能够在工作上做到恪尽职守，是对从业人员在能力极限以及身体局限方面的挑战。

外部矛盾体现在智能媒体的可版权性具有一定的争议，即便现阶段人工智能可实现深度学习，甚至可以实现创新创作，但一些产品在是否为独创性产品方面有一定的争议，无法与工具论撇清关系，同时我国目前已经针对知识产权的形成与保护制定了严格的制度，因此智能媒体所产出的新闻产品只能够在版权范围层面满足原创作品以及低智力水平创作。因为智能媒体的创作产品并未在法律保护和禁止范围内，所以其能够避免一些违背良俗公序和法律法规情形，可以避免在公共秩序、事实和思想层面出现垄断，当前可版权性在智能媒体中仍未被承认，导致新闻市场的运行与发展受到一定冲击，例如，智能媒体使无序竞争得以放大，很有可能导致一些媒体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赤字。此外，还会出现虚拟情境下的隐性风险，导致新闻行业的发展受到影响。

（四）符号意义丰富，单向互动形式被打破

技术并不会对符号变化赋予一定意义，缺乏对符号的反思能力，虽然智能媒体被称为“智能”，但是终究只是人创造的一项技术，无法像人一样进行表达，而人虽然在技术层面没有智能媒体那样灵敏、准确，但是在表达层面要强于智能媒体。即便如此，技术包含更多、更加复杂的符号，社会进步需要技术。一方面，技术能够对社会发展赋能，使符号的形式、类型以及意义得到扩展，符号的意义以及内涵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智能媒体是若干符号高度集聚的一种智能化成果，包含很多模式；另一方面来讲，技术的创造力是无穷尽的，具有可能性，这一突出特征促使符号互动产生更多的形式，以任意组合的形式将以往单向互动形式打破，同时创造出多元化模式。此外，在智能技术的持续加持下，机器学习技术的提升日益显著，当前媒体使用的智能机器能够实现自主理解以及自主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人工智能，促使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交流更加便捷化、高效化。

三、智媒的媒介社会学理论意义

（一）可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更加丰富化

在命运共同体之中，人类、设备使用的智能技术和媒体均属于其组成元素，人机交互、智能媒体均属于共同体中各元素之间的结合，具有重要的价值，只有将各元素之间进行有效的配合协同，方能创造更高价值，因此人、智能技术以及媒体需要实现共生共存，需要脱离单一限度，从多维角度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构建，必须对其空间响度进行全面兼顾，将金融、人工智能、网络以及信息等内容全面囊括其中。智能媒体具有融合、跨界的特征，而媒介的演变动力以及基本属性可以使得信息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并实现信息存储、信息共享。特别是在生产力快速发展以及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背景下，马克思交往理论更是通过智能引入实践之中，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变革，既能够缩减交往时效、提升交往效率，又能够促进媒介受地域、时间等方面的限制得以解除，从而实现普遍交流。智能媒体之所以能够丰富命运共同体，主要是其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能够使权利与义务统一、共享规则与空间统一，这些内容均属于共同体的重要内容，受网络空间发展规律产生的影响，将会不断超越资本逻辑，并对命运共同体的全面构建提供服务支持。

（二）促进了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

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应用，造成了行业收入出现不均衡的表现，并且加剧了技术性失业问题，也造成了法律以及伦理方面产生诸多困境，使人类的生存命运面临挑战，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紧迫感也越来越强烈。共同体是实现全球风险防范体系得以有效构建的组织基础，也是开展风险沟通的关键条件。在风险传播情况下，智能技术无法预判和把控的风险问题会对媒体传播以及生产经营管理形成非常大的威胁，存在的潜在风险非常大，这是全人类需要一致面对的科技风险，这一风险的形成必然会使人类形成共同命运意识，使人类团结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抵御科技风险。

对智媒社会建构意义进行考察，能够有效理清智能媒体带来的多面性，可以为防范科技风险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首先，应通过立体式、动态化的形式对智媒和社会环境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行监测，并对监测的全过程予以高度重视；其次，必须重视对科技风险进行全面评估，避免和社会系统之间发生脱离，从独立的角度对科技风险进行看待，勿要使智媒陷入不良误区，必须着眼于风险角度，全面兼顾每一个细枝末节；最后，风险评价以及反馈工作经常容易受到忽视，必须从实践层面出发，对公众的体验感予以高度重视，从而实现对智媒的有效利用，并使风险防范体系得以有效构建。

（三）促使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及模式实现创新

以往社会治理采取的模式一般会出现较多漏洞，例如，社会治理模式对政府轴心作用过度依赖、缺乏对公众主体地位的重视、缺乏对媒介的重视等，并且其社会治理采用的模式比较单一化，治理方法更加低效、落后，格局比较狭隘，对问题进行处理时存在片面化问题，导致最终治理效果不尽如人意。全程治理过程中容易将一些细枝末节忽视，从而导致治理工作对潜在风险的敏感度有所不足。在治理的后期并不具备完善的评价体系，也没有做好相应的经验总结工作。通过智媒可以将以上不足之处予以弥补，实现社会治理的路径以及模式创新。首先，智能媒体的受众极为广泛，并且会将受众资源信息存储到管理平台之中，使受众成为社会治理主体。同时智能媒体还可借助平台进行宣传工作和动员组织工作，从而能够吸引更多受众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其次，采用智能技术可实现媒体赋能，可将社会治理能力予以提升，并且能够保证宣传工作高效、准确。再次，可将渠道的作用予以放大，使社会实践能够融入其中，使社会环境、生态环境得到有效维护，使治理的质量以及治理的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最后，通过智能技术的加持，可以使治理的深度以及广度得到有效的扩展。

（四）更好的对人的发展提供全面服务

若要将人的发展予以全面实现，必须确保思维能够与劳动之间达到同步，同时还要确保需求与分配之间能够实现协调；在智能技术水平能够达到超人工智能的情况下，可满足劳动一体化，从而实现社会、人和智媒的三位一体。借助智媒教育功能，可以促使人能够享受多元化、个性化教育服务，同时也使得教育内容、教育符号以及教育形式得到丰富，在质量方面也能够得到提升。在媒介社会学领域之内，智能媒体更加重视与生活、生产融合，从而使得劳动力实现解放，使人的闲暇时间得以增加，对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具有较大的帮助，从而提升人对社会产生影响的能力。实现对劳动力进行智能调配和升级，更加利于人对自身幸福生活的追求，促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研究得出智能媒体在媒介社会学中体现的本质在于信息形成和交换的整个过程。智能媒体的媒介社会学考察结果主要体现为功能分化、人机依赖性加重，新闻功能增益、社会文化实践性增强，内外冲突并存、正反功能交锋，符号意义丰富，单向互动形式被打破。同时，智能媒体融入媒介社会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主要表现为促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涵更加丰富、全球风险防范体系得以建立、社会治理的路径及模式实现创新。综上所述，在智能化、信息化时代下，智能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已经走向普遍化，其发挥的作用具有双面性，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人们能够重视智能媒体优势作用的发挥，利用智能媒体完善社会治理，从而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本文来源：《文化产业》https://www.zzqklm.com/w/wy/326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