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与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一、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的时代需要

(一)概念内涵

1.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内涵

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在乡村振兴中，产业兴旺是基础，生态振兴是重要支撑。乡村以其独有的生态资源、乡土资源优势成为实现生态振兴的重要引擎。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曾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意味着通过乡村集体属性的生态资源开发，可成为实现乡村公共正义和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因此，深度开发乡村生态资源，充分实现其市场价值，培育乡村新的经济业态，将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从而助力国内大循环新动能区的形成，推动乡村振兴的真正实现。

乡村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独有的城市无法取代的乡土性生态资源。由于传统城乡二元体制下市场要素的分割，乡村的人力、物力、土地等资源无法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价值定义，出现与城市巨大的发展差距。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城乡融合背景下，着力挖掘乡村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充分实现乡村各种资源要素的市场公平定价，是乡村加快发展的着力点之一。

2.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  

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出现了农家乐、农旅教育、观光采摘、亲子教育等各种形式的乡村新业态，利用乡村生态资源走绿色发展之路成为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实现乡村生态资源的深度开发、保证农民在生态资源开发中的合法权益和生态正义需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参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以现代产权制度为核心，立足于市场经济而发展，农民自愿基础上的劳动或资本的联合、收入分配实行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经济新形式。[1]基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过程中的产权归属、市场交易主体、权益分配等重要问题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乡村生态资源经济化呼唤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这为新时代重构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

（二）时代需要

 1.发展思路由工业化主导转向生态化主导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生态问题。因此，党的十大八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发展新思路，在中央坚决摈弃过去紧靠数量积累实现高速增长的粗放型发展方式背景之下，寻求生态化的绿色发展路子成为破解中国经济发展瓶颈的新思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要“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2]因此，充分挖掘乡村生态资源的经济价值，延长乡村生态产业链，让村集体和农民能够真正通过农村“在地化”[3]资源获得整个农业生态链的增值收益成为必然选择，真正把乡村拥有的“绿水青山”变成农民致富的“金山银山”。

2.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消费需要与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再定义

社会群体结构的变化创造新的经济需求，对乡村农业生态内涵的消费需求开始成为大势。根据社科院2016年10月份的报告，中国已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行列。[4]而社科院2017年《社会蓝皮书》则认为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家庭人口占比达到37.4%。[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中产阶级群体在不断壮大是不争事实。当他们成长为社会生产、消费主力的时候，承载着乡愁记忆的乡村就成为了新兴中产阶级消费的活跃领域，他们对乡村的古建筑、传统技艺、山水风景非常感兴趣，除了这些一般性的消费需求，新兴中产阶级在孩子教育、亲子活动、农旅教育方面也有强烈的消费需要，因此，这一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领域的出现，可以使乡村利用其独特的生态优势、文化优势,铸就乡村产业振兴的新起点，成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的增量和增值所在。以2016年为例，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5700亿元，[6]这其中大部分是由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贡献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新的绿色消费需要，使得乡村本土化的生态资源自然而然被资产化，使得乡村生态资源被市场再定义成为可能，这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之路提供了新的思路。

3.城市三大资本下乡趋势与乡村生态资源的资本化

资金，是乡村生态资源实现价值化开发的关键要素。经过20多年的入世发展，中国城市已出现结构性过剩的雄厚资本，但由于城市资本的逐利性，城市资金出现了由实体经济领域向虚拟经济领域大量转移的现象，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金融资金产生大的震动和极大的不稳定性，为保证资金安全性和维持长久收益，金融资本正在寻求新一轮的投资空间和领域，而乡村生态经济新业态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投资场所，并且目前全国多地已出现城市资本投资大型田园综合体建设项目和多种形式的绿色高效农业种植、培育基地建设。同时除了金融资本，城市的产业资本、商业资本也出现了全面过剩，随着大量中产阶级群体的下乡行动和潜在庞大的农村绿色消费市场的深度开发，城市三大资本下乡趋势已不可逆转。201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用金融资源“支持探索农业与旅游、养老、健康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模式,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和农村康养等产业发展。”[7]这种政策导向为城市资本向乡村绿色生态领域流动创造了有利条件，乡村生态资源资本化开发的资金呃喉问题可能得到有效解决。

二、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遭遇的困境

1.生态资源的“非标准性”

生态资源具有典型的“非标准性”特征。工业化时代的商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行业标准和产品规格，从而产生了规模效益。但是，作为与自然环境共生共长的乡村风景，由于不同风俗、人物、文化传承的差异才形成了无法雷同、独具一格的乡村生态系统，这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但却因此而无法形成像工业产品那样标准化的行业规范和市场均衡价格，这就是生态资源的“非标准化”特征，正由于其这一特征，乡村生态资源在进行价值化开发过程中，无法以标准化来衡量生态资源的价值几许，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转型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生态及生态产品定价的基本问题。

2.生态资源的“整体性”

在农业三产化发展思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恰恰就是不可能被分割也无法分割到户的阳光、空气、水、土、山河湖泊草等具有结构粘性特征的乡村生态资源以及人文乡土资源，这就是生态资源的“整体性”特征。该特征决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同时，由于这一特征，使得生态资源无法用物理的方法或是法律的方法进行强制性分割。我国农村实行集体所有制，村集体是农村全部资源、资产的所有者，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产权主体，才能够名正言顺的对某一区域的生态资源进行排他性的开发。自然资源的粘性特质注定了某一地区生态资源的市场化收益首先必须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个体农户不可能通过分割占有系统性、整体性的生态资源的某个局部而获取收益。

3.生态资源的“公共性”

生态资源的“整体性”特征促使它具有高度的“公共性”。某一地区生态景观的形成是一个延续万年、与自然过程高度融合的共生过程，这一方面决定了其具有不可分割的整体性，又决定其与某一区域共生的公共性。乡村居民对本地生态资源的占有具有非排他性，这意味着每个区域内的居民都可以拥有资源受益的权利，这就是自然资源的高度公共属性，因此，在乡村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过程中，如何处理生态资源公共属性与村民个体化财产性收益之间的关系成为关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良性发展的重要问题。

三、“两山论”理念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构

（一）生态资源权属特征，呼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生态资源的整体性和公共性权属特征，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密切相关。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对农村土地和各种资源占有、使用、支配、收益等法人权力，这一产权结构在生态资源资本化之前，可以首先解决生态产品如何归属产权主体和产权收益的问题，也是意味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构，建立在生态产品市场化的产权明确基础之上。因此，只有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产权的多种实现形式，才能真正使集体经济融入城市资本市场，在市场经济中不断竞争、优胜劣汰从而实现壮大。

（二）生态资源进入市场交易主体需要，呼唤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生态资源物化为生态产品进入交易领域，必须有明确的交易主体，否则会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交易矛盾的产生。乡村生态资源是以整体性形态产品进入市场，但是农村土地、空间的实际拥有者是个体农户，因此许多地区在开发民宿旅游、风景观光、商品贸易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管理效率低下、个体矛盾丛生、卫生混乱、权益难以维护的问题，特别是当城市资本想要下乡投资，却没有明确谈判的责任主体和保证双方契约者的合法权利、合同稳定、资本安全的主体而致使交易成本的上升，并且在交易双方短期化、一次性交易过程中，会出现机会主义，双方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破坏契约致使交易失败、官司缠身、市场失灵，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乡村生态资源实现其隐藏价值，必须呼唤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长期的稳定的市场交易主体的出现。

（三）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化开发的三层市场机制：

1.集体经济组织整合乡村生态资源要素，实现市场初次定价

目前，市场经济运行领域中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共私营合作制）模式是被公认的高效的运营新形式，这一形式在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开发中也可以被充分运用。按照PPP模式，乡村整体性的生态资产和公共设施性资产，通过确权明确给村集体、估价为集体资产，估价后的集体资产按照村民人口折股量化为每个村民的基本股权，实现乡村生态资产的初步内部定价，这就实现了从Public（公共）—Private（农户个体）的一层PPP转变。继而，当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农村各种资源要素的所有者时，可以以一个稳定的可靠的市场交易主体对外吸引其他投资者，而且能够解决生态资产地域分割占有与集体公有权之间的矛盾，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整合村民分散占有的资源，以此拥有与外部投资者谈判的资格。在此过程中，相对于外部投资人（private），村集体（public）就是公共属性的权利人，从而建立乡村生态资源开发中的第二层PPP结构，即外部投资人与村集体的公共私营合作制。

2.集体经济组织以内部初次定价的资产参与市场经济的二层运营

村集体经济组织整合村内生态资源实现内部的初次定价之后，可以以村集体资产主体的名义，参与市场经济的第二层外部运营。一方面可以以村内规模资产价值吸引外部投资者，组建合作社，通过现代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生态资产投资、经营方面的多样股权。具体来说，就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把乡村生态资产入股或发包给合作社或公司，以股权或债权形式参与生态资源的开发，从而实现市场经营过程中乡村生态资产的保值增值；也可以由地方金融机构或涉农银行，对农村生态资产进行评估和授信，让村集体可以以生态资产金融授信为依托参与市场外部交易，获取增信资金，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积极探索集体资产股权质押贷款办法。”如果乡村生态资产和设施性资产可以被金融增信，那么农村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农村的债务压力和风险大大降低。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股权或债权或信用权获得的生态收益又可以通过内部的折股量化给每个村民，真正实现“两山论”理念下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3.集体经济组织引入“板外交易”资本市场，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

在二级市场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创新融资方式，可以引入“板外交易”资本市场，推动生态资产证券化。具体来说，可以在乡镇或县域范围内，建立区域范围内有形生态产品和无形生态资产的金融上市板块交易，引入期货、基金、股票、证券等多种交易形式，扩大乡村生态资产的基量，使乡村生态资源变成可交易、可拆分的金融产品，最大限度的开放生态产品金融市场，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对乡村生态产业链的经济加杠杆作用，最大程度地显化和活化乡村庞大的沉睡的生态资源，从而使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更多的财产收益和更高的预期溢价收益，这也是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让城市淤在金融机构内部转圈子投不出去资本，找到可以投资乡村生态资源开发、推进乡村建设工程中存在大量资金缺口的新领域，逐步形成城市资本与乡村市场要素互动、共同治理的城乡融合发展新模式，实现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结语

乡村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开发，需要充分发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归属、市场交易主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构建三层市场机制，实现乡村生态资源在一级内部市场中的保底价值、二级外部市场中生态产品的保值增值和三级金融市场中生态资产证券化的预期溢价价值，让乡村沉睡的、独有的生态资产真正成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

本文来源：《村委主任》https://www.zzqklm.com/w/xf/3217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