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月》“群而不党”、“和而不同”的自由主义态度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并没有人在当时给出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的确有过这样一个文学创作群体或者一种文学创作现象：他们刻意避开政治，远离同时期革命文学创作的大潮，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本身，追求对人性和自我，新月一群人就是其代表人物。

五四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以徐志摩、胡适、闻一多等人为代表的欧美留学生先后归国。他们向往欧美的民主和自由精神，对中国的现状有着担忧和不满，既不满国名党政府的暴虐专政统治也不满共产党武装革命。为了宣传和发表自己的思想观念，他们需要创作的阵地，“想要一个发表文章的机关”，于是，依托新月书店，《新月》月刊于1928年3月10日正式创刊。最初由胡适和徐志摩二人倡议并且奔走，此后不断有志同道合的人加入，最终形成了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罗隆基、饶孟侃、孙大雨、朱湘等人为代表的创作群。

《新月》杂志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和五四运动双重影响下的自然产物，它一方面因为以徐志摩、胡适等欧美自由主义追随者，在革命文学当道之时，坚持文学脱离政治、描写人性和自身的创作观念而得到突出；另一方面则显示出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所包含的文学主体性和内在的独特性。

一  非“左”非“右”的第三种思想

罗隆基在1931年5月5日给胡适的信中曾提到：“上海《民报》曾发表一篇文章，说中国目前三个思想鼎足而立：(1)共产；(2)《新月》派；(3)三民主义。……想不到《新月》有这样重要”。从语气中我们不难看出罗隆基并不排斥这种说法，甚至有某种程度上的“洋洋得意”。新月一群人自集合之初就自诩追求自由和个性，更是极力反对所谓的派别之称，而在《新月》成立之初，更是一再强调不过是兴趣所致绝不是拉党营私。然而，究其创作来讲我们一方面不难看出这一伙人思想上的一致性，但同时又不得不承认确实各具特色，即所谓的“和而不同”。

新月派的发展一直伴随着风起云涌的政治变化。在“左”、“右”政治势力的胶着争斗中，新月一群人因为受自由主义影响颇深，所以对于国共两种政治并没有盲目的迎合，而是从客观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分别指出两党执政策略和政府工作部门的不足和缺陷。新月派所尊崇的是真正自由、民主，同时又强调理性和反暴力，这样的政治观念和主张也使得新月派成为了非“左”也非“右”的“中间状态”。

胡适和徐志摩曾提出：“我们并不存在成见，左或是右，我们想纠正是两种我们以为同样是非逻辑的感情作用的态度，就是：（一）因为崇拜俄国革命精神而立即跳到中国亦应得跟他们走路的结论；（二）因为不赞成中国行共产制而至于抹煞俄国革命不可磨灭的精神与教训。”于是拒绝“左右”，便同时意味着“不受左右”，保持“独立”。在新月一群人的思想观念中，党派并不重要，自由、民主、人权和法制才是最崇高的信仰，

二  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立场

在《新月》杂志短短的一段历史中，胡适的名字虽然始终没有作为编辑者出现，但其追求政治民主自由的精神对于《新月》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甚至贯穿杂志的发展始终。《新月》期间，作为杂志的政治旗手，胡适在至始至终秉承这种着自由主义信仰的同时，也奠定了《新月》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立场。

在《新月》期间，胡适结合“国家主义”的精神和中国的现实状况思想上更倾向于以“个人本位”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同时在《新月》上发表了数篇文章《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等文章展开了一系列关于“人权与约法”、“法制与党治”、“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讨论。胡适反对孙中山牺牲个体的“国家主义”思想，在《人权与约法》中指出国民党人权保障条例的不健全并严厉指责国民党对于人权的践踏，坚持最要紧的是“救出自己”，糅合欧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观点，发展出了以个人和个性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想。

同时胡适还指出，在对自由主义的坚持和宣扬中，给权利以保障是不可忽视的环节。他认为，立法不仅仅是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同时也是通往民主的主要道路。在《人权与约法》中，胡适呼吁民国政府“快快制定约法以确定法制基础！快快制定约法以保障人权！”“立一个根本大法，市政府的各机关不得逾越他们的法定权限，是他们不得侵犯人民的权利，——这才是民主政治的训练”。

三  “不附和”的“纯文学”创作观

新月同人所追求的“纯正”是一种共同的审美要求，即对文学艺术本身“尊严”的追求。所谓的“尊严”，强调的是文学艺术就是其本身，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不必有所附丽，不应该具有除文艺本身特性之外的功利性。就此，闻一多曾经提出过“Pure Form”（纯形）的说法，他认为：“艺术最高的目的是要达到‘纯形’Pure Form的境地”，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总会有些“不相干的成份粘在他的笔尖上”，在这过程中，如果“问题粘得愈多，纯形的艺术愈少”。此后梁实秋在文学批评中也提出，政治与文学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种艺术。

同上文中我们讨论过的所有《新月》作家一样，自由主义的信仰决定他反对一切形式的独裁，反对把文学作为武器，反对文学“工具论”，极力强调文学独立存在的价值。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梁实秋明确提到：“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是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作宣传品，当作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利用文学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学便是文学”。同时他一再强调文学家的主体选择性是不可侵犯的，在革命时期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必须要创作“革命的文学”， 文学家应该是先知先觉的，“富有革命精神的文学，往往发现在实际的革命运动之前”，真正的文学大家应当是革命运动的启发者而不是被革命所启发，“文学家不接受任谁的命令，除了他自己的内心的命令；文学家没有任何使命，除了他自己内心对于真善美的要求的使命”。甚至从文学上来讲，“只有‘革命时期中的文学’，并无所谓‘革命的文学’”。

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转型期，物质、精神文明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以新月诗社沙龙聚会为契机产生的《新月》月刊的同人坚守知识分子的品格，因其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第三种思想”的影响，《新月》一群人以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为立场，提倡并实践了“纯文学”的创作观念，坚持对人性、个性的书写。《新月》杂志显示了特定历史环境下，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包含的文学主体性和内在独特性，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革命文学浪潮中提供了新文学自由、独立的创作园地，对于建立如洪子诚所说的“深厚的、有独立性的文学传统”是意义深远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新月》并不是源头，当然也不是结束。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新月》承载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的高峰和最终的走向。对以革命文学为主流话语形态的中国现代文学做了重要的“调节”和补充，是现代文学史具有独特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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