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中心地位的消解——浅析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男性是勇敢、刚毅、坚强、权威的象征。在张爱玲的笔下，传统男性的权威性和主体性地位却受到了无情地嘲讽和否定：他们大多都是身体残缺或精神残损，他们或是在权威家庭中缺席，或是在家庭和社会中处于去势和弱化状态。张爱玲作品中对男性形象的颠覆，彻底消解了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反映出张爱玲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对传统男权中心地位的消解

1、男性主体地位的缺失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在家庭中本应掌控统治权力的“丈夫”或“父亲”却处于缺席状体，一般都是女性家长在家族中掌握了话语权。如《金锁记》中的姜老太太，在家中掌握着治家大权，象征着至高的权威。儿媳们早上给她请安和一起吃早饭的排场就可以看出她在这个家庭中高高在上的姿态。“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角，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候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里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回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银链条颤动。” [1] 曹七巧更是把女性在家中的掌控权提升到了一种疯狂的状态，她控制着儿子的婚姻，逼死了儿媳，断送了女儿一生的幸福，在这个狭小的、密不透风的生存空间里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 这些作品中男性主体地位在家庭中的缺失，由女性行使着实际的“家长”权利，体现了张爱玲鲜明的女性意识。

2、男权中心地位的去势和弱化

张爱玲的作品中，更多的是通过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主体地位的去势和弱化来否定和消解男权的中心地位的。在张爱玲的笔下，这些男性形象要么是病病怏怏，没有健康强健的身体；要么是畏畏缩缩，没有独立健全的精神。他们在社会上没有能力去创造历史，改变世界；在家庭中不愿供养妻儿，承担起家的责任。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在张爱玲这里已经逐渐的被边缘化。

身体残缺的男性形象如《金锁记》中的姜二爷，天生的残废畸形，常年下不来床，曹七巧说他是“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1]在家中全靠祖宗留下的遗产维持着自己没有生命的肉体，根本没有了男性的权威和尊严。类似的男性形象还有《怨女》中的姚二爷、《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等，他们都是在身体上残缺、在家庭中处于去势状态的代表。

精神残损的男性形象在张爱玲作品中比比皆是，有靠家产坐吃山空、自私无能的遗老遗少，如《金锁记》中的姜长白，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年纪轻轻就学会了逛窑子、赌钱、抽大烟，当七巧虐待寿芝时他麻木不仁，无力也无心保护妻子，甚至在七巧的挑唆下还拿自己和寿芝的房事取乐。还有一些风流成性、不负责任的洋场阔少，如《沉香屑——第一炉香》的乔琪乔，他是一个连自己都搞不清楚血统的杂种，整日不学无术，混迹在交际场上。在爱情上不愿付出一点真情，当葛薇龙决定卖身养夫时，乔琪乔为了继续过奢华的上层生活而答应结婚，但早已盘算好了，等她年老色衰挣不来钱时，就找个犯奸的证据甩了她。

这些或身体残缺或精神残损的男性形象，在张爱玲的笔下都是扭曲的、变态的，在家庭和社会上处于去势和弱化状态，张爱玲通过这些男性形象对传统男权的中心地位进行了彻底地颠覆。

二、张爱玲批判与否定的男性观之成因分析

张爱玲对传统男权地位的否定态度的形成，与她生活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张爱玲生活的年代正好处于社会和历史的转型期，社会的变革，战争的频发，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尊严和人格都沦落到了极点，那些带着“社会权威”光环的男性们也彻底暴露了真实的生存面目，显示出人性的缺点。张爱玲塑造的众多病态的、残缺的男性形象，正是反映了她对人性弱点一贯的关注。家庭环境和生活经历对张爱玲男性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张爱玲出身贵族家庭，父亲张廷重是典型的封建遗少，他骄奢淫逸、不思进取，是一个靠祖宗遗产吃老本的败家子，母亲是受过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她对男女不平等及旧社会的腐败陋习深恶痛绝”，因对婚姻的不满，在张爱玲4岁时便同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出国留洋，最终同张廷重离婚。父亲对张爱玲极少有关爱之情，甚至在张爱玲14岁时，因为其同继母的矛盾，父亲将她毒打一顿并禁闭达半年之久。这使张爱玲对父亲彻底的绝望了，“事实上，张爱玲小说中的男人形象，都含有她父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就是张廷重的化身或投影。” [2]另一个对张爱玲影响比较大的男性就是她的弟弟张子静，他从小体弱多病、不求上进、冷漠麻木，在张爱玲眼中，弟弟没有一丝阳刚之气，更谈不上男子汉的责任感。父亲的无情，弟弟的软弱，相反的是母亲和姑姑的民主和独立，生长在这样的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环境中，张爱玲所具有的女性主体意识，作品中处处对男权中心地位的否定，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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