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作品中的怀乡意识

野人怀土，小草恋山，对于故土的怀念本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对于中国的乡土作家来说，“人”之于“土地”的精神联系是一潜在久远的因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衍生出了农耕文明，普遍强烈的风土民俗风情都是造成现代作家乡土情感的主要诱因，土地给了华夏远祖一种生命的固执，凝化为一种强固的思乡恋旧的文化心理，潜在地影响了中国现代作家，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等无不表现了对乡土故园执着的眷念，但却唯有孙型在晚年用了大量笔墨，一次次，不惮其烦地，近于呓语般地诉说着故乡的风物人情，把一颗经过长长的时空之旅的忧伤灵魂向故乡间望。

孙犁晚年散文中不止一次地写道：“梦中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写旧家、故园的消失，对童年亲情、友情及乡闻佚事的回忆，篇篇文字无不连结着对“家园”的怀想与念惜。“回家”是孙犁晚年的中心情结，对家的依恋是他在纷扰的现实中情感孤寂的写照，是他对温馨安宁的精神乡土的追怀与渴望。为便于寻绎，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分析了他怀乡意识的动因及内涵。

一、童年的善与美

作为一个生于农村，成长于晋察冀边区的作家，孙犁童年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对他的个性气质和人格心理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刻地影响他后来的心态和文学创作。

孙犁的母亲勤劳善良，“春秋两季，母亲为地理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区，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得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得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帮助。”，“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得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大骂过我……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总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母亲的勤劳善良，以及父亲颇具儒雅的气质与教育方式，再加上乡村固有的淳朴民风，使孙犁得以在一个温良和谐的环境中成长。

孙犁说：“余少年，从文学见人生。”他十岁左右即阅读过《封神演义》《玉匣记》，那个借给他《金玉缘》（《红楼梦》）的四喜叔是一个和善敞亮的人，孙犁对他的印象非常好，但他的哥哥嫂子对他并不欢迎，最后竟然因为县长需要治安的政绩，竟然莫名其妙把他杀了。所以“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生活的本身”和童年伙伴在一起，也曾使他感受过饥饿带来的苦痛与伤感，“在春天，田野里跑着无数的孩子们，是为饥饿驱使，也为新的生机驱使，他们漫天漫野地跑着，寻视着，欢笑并大闹，追赶和竞争。”但是，孙犁从小体弱多病，作为七个孩子中唯一存活的一个，童年的他倍受父母怜爱，而文学作品在揭示生活严酷的一面的同时，也总是蕴含了对美好人性、理想人生的追寻，再加上母亲的勤劳与父亲的能干，孙犁的家境在农村还算过得去，使他较深感受到家乡年节淳厚民俗的风情美，较少感到人情的冷漠，冲淡了他对乡村人性鄙陋、自私一面的体验。生活给予孙犁更多的是美与和谐，“是田野里的音乐，是道路上的歌，是充满希望的歌”。再说，以一个天真未凿的孩子的心灵来感受生活，欢乐也好，痛苦也罢，它来得快去得也疾，但无论如何，都充满了特有的声色气息。“为衣食奔波，而不大感到愁苦，只有童年。”童年是稚嫩的，也是充满安全、温情等美好生活体验的，唯其如此，它才会成为人最初、最深的心理积淀，成为孙犁晚年魂梦所系的根之所在。

二、战火中的诗与情

抗日战争爆发，把孙犁推向了烽火连天的时代前沿，也为孙犁举行了精神上的成年礼。在抗日的烽火中，孙犁感受到了民族精神刚性的雄浑、集体的温暖与力量，他从个人的天地中走出，汇入民族、国家的精神洪流，与时代的脉搏相共振。

“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总是有它特定的温床与苗圃，以及它成长以后，供它驰骋的天地”革命政党“成功地利用、改造并发展了传统文化最为看重的一些价值，如家庭伦理观念和伦理亲情，以及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仁政亲民等传统道德理想和社会理想”，组织了一支强大可靠的民族解放力量，提供了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在《山地回忆》《荷花淀》等作品种，我们看到美好的军民鱼水关系，洋溢着的昂扬战斗激情，在阜平时，他住在一个老乡家里，房东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单身汉，年三十晚上，那个带着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拿着一双荆条树筷子，恭恭敬敬地给他端了一个冒着热气的黑粗瓷饭碗，里面放着一方白豆腐，一撮烂酸菜和一个窝窝头。而他自己平时过的日字，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叶子也都是要拿回来泡在缸里吃的。和他一起工作的梁同志，走的时候，把自己也需要的一块铺在炕上的油布送给了他……作家深情地写道“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孙犁细腻、敏感、富于幻想的个性，追慕善良、信奉道义与追求爱、美与和谐的人生旨趣，在这里找到了能让它安适和发挥极致的环境。

孙犁这个时期的小说中人物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关系是有别于传统的封建意识的新型价值观，是伦理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结合，也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作品尤其表现了妇女们在亲身经历了血与火的搏杀之后参与创造并进入一种新型伦理关系。幸福，因为有了对革命政党及取得胜利的信心而充满了希望，欢快明朗的基调、莹润丰厚的情感，呈现出一种艺术与民族普遍精神和谐共融的样态，是作家一生不能忘怀的理想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显然，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产物，一旦脱离了这个非常的时代背景，就易受侵蚀而难以持久！正因这种美的境界的存在，孙犁晚年文章对战友的追怀，对往日战斗生活的回顾，才那么不绝如缕、如歌如诉，成为他精神回望的第二故乡。

三、转型期的批判与坚守

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化灾难中，身处浊流，孙犁清高孤僻、善良耿介的个性，爱美如狂而又胆小谨慎的心理，使他先是抱病悬笔，后则历尽磨难，九死余生。“置心澹定，自贵其生”使得他历经坎坷仍能“仰望浮云，俯视流水，无愧于心，无怨于他人。”保存了独立特行的人的尊严。当作者穿透黑暗的重重帷幕，眼望远空，凭吊故旧，叙相交，评毁誉，愈加珍惜过去经历的光明美好。

但是，作家一生追随的优良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美好的人伦关系，经过了巨大的灾难后，人们还来不及重建文革中失落的东西，就又在消费主义裹挟下进入了一个信仰迷失、道德迷失的金钱拜物时代。

在思想文化上，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在纷至踏来的西方现代思想和理论面前，人们采取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在“兼收并蓄”的幌子掩盖下其实是“各取所需”，思想的蜻蜓只满足于在理论的水面上点到为止，既无目标也无底气，在各种“现代意识”里摇摆。在选择一种理论时，人们也常以充满感情的时尚态度取代科学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找他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凡是提出一些不同看法的，以后的关系就冷了下来；凡是说了好处，没有涉及坏处的，则来往的多了一些。”现实主义作为统一文学信念的“象牙之塔”已经倾塌，浮躁文风与商业社会气息相通，一向被视为清静无欲、一尘不染的文学殿堂，也成为商业社会的一尺柜台或一扇橱窗。“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

个人生活中，与消费社会中“用过就扔掉”的时尚生活态度相悖，晚年的孙犁过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如他在80年代末才被动拥有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也让他感到满足，产生一种“苦尽甘来，晚景如春的感觉”。他有意与物欲世界保持一定距离。在他眼中，一花一木，一石一鸟，皆传物语，皆通人性，故物虽旧，不忍废弃，反映了他强烈的念旧情结。

在审视不断变化的外在于己的现实世界时，孙犁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不断地对自我进行剖析、反省。孙犁多次写到自己的生活感受：“为自由而奔波一生，及至晚年，困居杂院，……转移无地，亦堪自伤。”“余之晚年，蛰居都市，厌见扰攘，畏闻恶声。足不出户，自喻为画地为牢”“我不习惯大城市生活，但命里注定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恐怕要一直到我灭亡……”对同一种思想情绪的反复书写表明，孙犁对其晚年的生活环境，尤其是现代社会中的都市生活极端不满，其原因，一是“自幼性格孤僻，总是愿意独来独往”的喜清静性格决定的；另一是年龄的原因，身体的病痛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精力有限，难以对更多新生事物进行分析接纳，但更重要的一点，是生活在其童年、少年及青壮年时期的强烈人情、人伦的美感生活体验，与人们信仰缺失、人际关系冷漠形成的强烈反差，身在都市却保留着农村的生活情趣与习惯。孙犁是都市的“边缘人”“乡村”羁旅者。这种价值观上的冲突，使其“在”而不属于其置身的都市，他寻找旧乡却注定无家可归，于是只有在创作中缅怀过去，营造自己心灵的家园。

四、怀乡重在精神重建

孙犁晚年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主流意识保持了相当的距离。他在物质享受与精神信仰之间，在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甚至表现了某种“不合时宜”的偏执，但对他来说，简朴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一种心境的自由，他拒绝的是精神被物欲所役，坚持对生而为人的意义的追寻。在来不及仔细甄别蜂拥而至的西方文化思想的背景下，孙犁的“偏执”，亦或说坚守，和参与现代性批判的“人文精神”不谋而合，为抵御“不加分析地滑向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提供了一些有用的话语资源”。

因此，孙犁晚年的怀乡意识绝非是在现代处境下简单的护持儒教的病态怀乡，因为“文化怀乡病患者不能够，甚至下意识中也不愿意直面实际的处境和命运，在对待现实的问题上失去了内心之诚，陷入一种矫情和自欺而无力自拔”孙犁对“现代文明”对传统美德的侵蚀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坚定地守护的传统，并非是封建的、愚民的、腐朽的传统，他主张向国外优秀文化学习，但他反对“只有先进技术，而无先进思想。”孙犁是一个在苦难面前保持了整个人性的高贵与尊严的人；一个在精神内蕴上整合了传统思想文化中优质的成分和五四个性主义精神的人；一个追求人间的爱、美与和谐的人，他的怀乡，是在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中，对价值理性的思考与认知。孙犁是入世的，他在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时，其个人之思与家国之想是一致的。

孙犁是封闭的，因其内倾的个性，长期传统文化的浸润，古典书籍的影响；他也是开放的，因其求真、爱美、慕善的本心；既扎根于现实的大地，又居安思危，在中国古代的话语资源中寻求与现代国家、民族及个人生存的契合点。在这个意义上，孙犁的怀乡，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一己吟哦，而是指向对当下和未来的生存关注。

在“环境越来越‘宽松’，人对人越来越‘宽容’”的“宽宥文化”的氛围中，价值评判的标准变得模糊不清，无所适从的灵魂由于无所依托而松了一口气，然而这种无所依托也带来某种恐慌与寂寞，思想之“重”是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和坚定的信念，生命里不能承受之轻是理想信念的缺失。孙犁的怀乡，说是被绵绵不绝的乡情导引也好，是清醒的知识者参与民族文化的现代重建也好，“乡情”对他是一种永恒的诱惑，孙犁在他晚年弃绝写作后的极端形式、决然姿态，是他执着于“乡愿”，守护美好人性，坚守人文精神的表现。人格和文格统一，孙犁，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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