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中西部居民媒介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基于CGSS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普及率达到55.8%。但其中，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普及率相差明显。媒介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构建人们价值观的重要工具，东、中、西部互联网普及率的差异必然也会导致居民认知、价值观的不同。

基于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积极打造“互联网+公共服务”。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打造服务型政府，政府部门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发和使用支付宝城市服务、微信城市服务、政府微信公众号、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APP 等在内的在线政务平台。截至 2016年12月，服务用户规模达到2.39亿，占总体网民的32.7%。

随着公共服务提供环境的多样化，公众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公众满意度成为公共服务追求的主要目标。但已有调查发现，公共服务与公众偏好不匹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不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是否与互联网的使用有关？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此外，因为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不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这致使不同地区的人民使用媒介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等方面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人们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对于公共服务的满意度究竟是怎样的，这不仅关系到打造“服务性政府”的进程，也关系到政府地方治理过程中执政施政的效果。因此，探究中西部地区居民媒介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就很有必要。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根据相关研究显示，中西部地区目前的媒介基础设施建设还处在较低水平。主要表现在媒介技术尚没有完全进入，新媒体与受众的接触环境还处在较低水平。如2013年对湖北武陵山区恩施州建始县乡村媒介的调研发现，该县400个村有线电视只覆盖了138个村，多数家庭无法收看县电视台的节目

①。根据《2017年中国通信业统计报告》显示，中西部地区的移动数据、有线电视覆盖、光纤网络覆盖率正在飞速提升，但目前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2017 年，东、中、西部光纤接入用户分别达到14585 万户、7708 万户和7100 万户。而东、中、西部地区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分别达到121 亿GB、59.9亿GB 和64.9 亿GB。虽然西部地区媒介基础建设、信息普及在飞速提升，但是与东部地区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信息格差和知识格差理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更有利于经济富有阶层，而不利于贫困阶层。因此，根据上述数据与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研究假设1:东部地区居民媒介使用频率高于中、西部地区。

根据“2017中国公共服务小康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范围内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在不同区域、不同人群之间供给水平差距较大。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较大，受农村人口、地理条件、资源禀赋等条件限制，其在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产出不成比例。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研究假设2:东部地区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高于中、西部地区。

为相应国家关于“互联网+公共服务”号召，目前大量的公共服务信息集中在互联网上，互联网本身也可以作为公共服务提供渠道，研究表明，传播媒介能够通过报道框架凸显公共服务议题的重要性，促使公众关注环公共服务的相关工作，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为公众对公共服务工作的成效进行判断和评估提供了基本依据②。但是对于中西部互联网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互联网可能只是作为了解的信息和获取资源的辅助手段，并且互联网信息冗杂，大量的无用信息可能会干扰到使用者的认知态度，因而使用互联网者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可能比不使用者更低；而以互联网为主要信息来源的人对互联网的使用是以信息的获取为目的的，因而其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可能比较高。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假设：

研究假设3:互联网使用频率与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显著相关。

三、研究方法与结果

（一）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5）的数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执行。自2003年起，每年一次，对中国大陆各省市自治区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截面调查。

本文将受访者的居住地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以比较其在教育程度、媒介使用、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的差异性。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区有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的省级行政区共12个，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东部地区编码为1，中部地区为2，西部地区为3。

（二）统计结果

本次调查样本量N=25949，其中东部有12425人，占比47.9%，中部8298人，占比32.0%，西部5226人，占比20.1%。这符合我国人口分布东部多西部少的规律。在性别上，男性占48.7%，女性占51.3%。在教育程度上，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存在差距。在东部地区有3.4%的人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中西部地区则有18.2%的人从未受过教育。在高等教育中，东部地区有13.9%的人达到了大学本科，3.1%为研究生及以上；中部地区10.1%的人为大学本科水平，1.0%为研究生及以上；西部地区仅有6.9%的人为大学本科水平，达到研究生及以上的人则更少（0.6%）。由此可见，我过教育资源的分布仍不平衡。

采用“过去一年，您对以下媒体的使用情况（报纸、电视、杂志、广播、手机定制消息、互联网）？”来测量东、中、西部媒介使用情况，采用五级里克特量表赋值，从不、很少、有时、经常、非常频繁依次赋值1-5分。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居民最常使用的媒介是互联网（M=3.85），其次是电视（M=3.79）、报纸（M=2.30）、手机定制消息（M=2.14）、杂志（M=2.10），使用最少的媒介是广播（M=2.08）。在媒介使用程度上，中、西部不存在明显差别，因此将中、西部合并来计算均值。中西部地区居民使用最频繁的媒介为电视（M=3.90）,其次为互联网（M=3.17）、报纸（M=1.88）、杂志（M=1.82）、手机定制消息（M=1.79），使用最少的媒介仍为广播（M=1.69）。

总的来看，东部地区居民的媒介使用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并且在使用的媒介类型上也存在差距。研究假设一成立。

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测量由9个条目构成：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为老人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提供优质的基础教育、捍卫国家安全、打击犯罪、公平执法、政府部门秉公办事、环境保护、帮助穷人维护社会公平。采用五级里克特量表，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非常不满意非别赋值1-5分。

首次，对该量表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 a系数为0.847，表明该量表具有很好的信度。接着，利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东、中、西部地区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是否存在差异。在进行单因素ANOVA检验之前，先对数据进行k-s检验，结果显示样本服从正态分布。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中的Tamhane’s T2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地区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存在差距，其中东部地区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最高，西部地区最低。研究假设二成立。

图1 东、中、西部公共服务满意度

使用相关性分析-Pearson系数检验互联网的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之间是否存在一致性，结果如表三所示，互联网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189，p值小于0.01，因此互联网使用与公共服务满意度间呈正相关。研究假设三成立。

表1 Pearson相关系数

公共服务满意度 互联网使用          

公共服务满意度 皮尔逊相关性                   1        .189**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949       25949

互联网使用     皮尔逊相关性                .189**         1

               显著性（双尾）              .000

               个案数                      25949       25949

**.在0.01级别（双尾），相关性显著。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采用实证数据考察东、中、西部居民媒介使用与对政府公共服务满意度的差异。首先，通过方差分析发现，东部地区居民媒介使用频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居民最常使用的媒介为互联网，而中、西部地区最常使用的媒介为电视。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东、中西部地区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里奥伊德·莫里塞特在1995年提出③，国内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在我国，数字鸿沟存在于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由于本文采用的是CGSS2015年的调查数据，因此在考察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是也参考2015年的数据。根据已有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在互联网的普及率和使用率上存在明显差异。如表一所示，虽然与2007年相比，互联网的普及率大大提升了，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缩小了，但在使用率上中西部地区仍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

表2 我国东、中、西部互联网规模、普及率的比较④

造成数字鸿沟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居民受教育程度、生活水平、信息意识存在差距，从而影响信息技术的使用，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例如JF Donnermeyer等人⑤在美国的农村和城市对471位居民的电子邮件和网络使用做了一项实证研究，发现存在两层数字鸿沟：第一层存在于同一地区的不同居民，他们社交网络的不同会导致意识、知识的不同，从而影响信息技术的采纳；第二层存在于不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不同，相较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会更多地使用信息技术。这项调查证实了数字鸿沟的产生源于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在本土化的研究中，一般认为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信息化差异，根源在于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信息化差异本身也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⑥

（二）媒介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中国媒介产业的布局呈现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条块分割、增长计划效应等特点，中西部地区广阔的地理空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匮乏的媒介资源严重失衡。从目前中国85家传媒集团分布的地区来看，主要集中在东、南、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远远落后。正如邵培仁所说“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的形势正好与中国的媒介地理版图形式相反，前者是东高西低，后者是西高东低。”⑦

表3 我国传媒集团地区分布

省／市 传媒集团数量

北京 11

广东 9

浙江 8

上海 6

四川 6

江苏 5

湖南 5

山东 5

西部地区媒介资源的匮乏也导致了传媒人才的匮乏，形成恶性循环。目前国家设立的新闻传播一级学科博士点共有16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上海大学、河北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大部分集中在东部和中部，西部地区仅有一所。

第二，东部地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满意度是构成政府信任重要的一部分，它来源于民众对个体利益、政府绩效及政治合法性方面的认知和感知。东部地区在经济、文化、教育水平、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都优于中、西部地区，其对政府绩效的感知也就自然高于中、西部地区。

最后，互联网的使用频率与居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正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仅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革，人们对于政府和公共服务的评价和看法也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服务提供渠道功能和信息获取渠道功能都会对公共服务评价产生影响，随着各级政府“两微一端”线上布局的加快，“互联网+公共服务”范围越来越扩大，公共服务的充足性、便利性、服务质量等都受到了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情况自然随之改变。此外，近年来，互联网社交迅速发展，互联网作为公众自由发表言论的重要平台，不同观点得以在民众面前展示，这些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看法。

本文来源：《视听》：http://www.zzqklm.com/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