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宗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

 一、从“出世静修”到“入世苦行”：新禅宗的建立
早期印度佛教表现出极端出世的性格，认为此世没有积极的一面，应当舍弃此世，这种思想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大相径庭。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时期中国战争不断，“此世”价值越来越不被看好，这使印度佛教有机可乘。此后，印度佛教思想不仅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还控制了统治阶级思想。基于总体分析，在魏晋至隋唐这段时期，佛教出世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和价值。然而，魏晋至隋唐社会不断发生变化，使得佛教思想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到了唐代，佛教思想最为本质的变化是从“出世”变化为“入世”。特别是由慧能创立的新禅宗的出现有力的推动佛教这一变革。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
同条又载有他的《无相颂》，其一曰：“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慧能提出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的理论，在整个佛教掀起轩然大波，这也为印度精神从“出世”过渡到“入世”奠定基础。后来的禅师们翻来覆去的讲也都离不开该层含义。为此，宋代大慧宗杲禅师提出“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的学说。
二、新禅宗的经济伦理
早期印度佛教经济伦理并不倡导从事劳动，鼓励佛徒乞讨，不进行农业劳动。慧能死后的一个世纪，禅宗的南岳一派在佛教经济伦理方面有了突破性的革新，这便是百丈怀海禅师的《百丈清规》和他所正式建立的丛林制度。
早在《宋高僧传》中的《怀海传》就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朝参夕聚，饮食随宜，示节俭也，行普请法，示上下均力也。”《百丈清规》卷下《大众章》第七说：“普清之法，盖上下均力也。凡安众处，有合资众力而办者，除守寮直堂老病外，并宜齐趣，当思古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诫。”
作务即劳动，集众作务即是普请。也就是说，节俭和勤劳是禅宗新经济伦理的两大主要内涵。百丈怀海禅师所定下的“普请”制度是寺众一切上下人等同时集体劳动，包括他自己在内。据《五灯会元》卷三《百丈怀海章》记载：
“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幻住庵清规》明白交代：“公界普请，事无轻重，均力为之，不可执坐守静，拗众不赴。但于作务之中，不可讥呵戏笑，夸俊逞能。但心存道念，身顺众缘，事毕归堂，静默如故。动静二相，当体超然，虽终日为而未尝为也。
这便是用一种超越而严肃的精神来尽在世间的本分了，即所谓“神通并妙用，担水及砍柴了”。《五灯会元》卷九记载的沩山和仰山师徒之间的问答也非常有意义““师夏末问讯沩山次，沩曰：子一夏不见上来，在下面作何所务？师曰：某甲在下面锄得一片畬，下得一箩种，沩曰：子今夏不虚过。”沩山说“锄田、下种”并不等同于虚过，从而对劳动进行正确定位，并奠定了劳动在宗教中的地位和价值。
三、新禅宗经济伦理与新教伦理之比较
新教伦理理念是马克斯·韦伯在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首次提及。新教伦理阐述的西方基督教新教社会和经济理论相关定义。该理论建立在加尔文主义基础之上，突出努力工作的重要意义。而且，世俗的成功并不能够独立的视为个人超度的标准。新教徒在马丁·路德时代世俗工作地位进行调整，认为工作一方面对于个人具有好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个人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主张勤奋地工作是一种天职。
新禅宗的经济伦理和新教伦理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致性：（1）对“此世”的态度。路德也好，咯尔文也好，他们也仍然把此世看成是负面的，是人原罪的结果，但他们不再主张以躲在寺院静修的方式来舍离此世。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入世尽人的本分才是最后超越此世的唯一途径，“天职”的观念即由此而生。这与六祖慧能之后新禅宗的立场相当接近。（2）对财富和时间的态度。禅宗和新教都认为，财富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于财富是如何获得和如何使用的。如果用不正当手段谋利，如果谋利最终是为了肉体享受，则财富便代表了一种罪恶；都强调通过正当手段合理谋利，约束本能，勤俭节约，都不允许消极无为、空耗时间。（3）对劳动的态度。新教伦理笃信“自助者天助之”，倡导“恪尽职守、努力工作”的敬业精神。职业活动不仅是有效的禁欲手段，同时也是上帝规定的生活目的。“不劳动者不食”这一宗教箴言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必须完成上帝授予的“天职”。这和百丈怀海禅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精神也是一致的。
四、禅宗经济伦理的现代价值
禅宗通过清规戒律等组织管理手段，促使成员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实现止恶修善、完善个人修养和道德价值，完成组织承续和发展的建设，使禅的组织能够和合有序，健康稳健，为禅的精神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上和物质上的保障。
禅宗的修行过程是一个行为和思想高度合一的过程。人的日常行为和生活都是修行的一部分，即入世修行。日本德川时代的一位著名僧人铃木正三也曾经指出，佛教修行不专在于忏悔、祈祷，而在于竭尽心智从事劳动而不懈怠。他提倡“入世修行”、“工作修行”和“职业修行”，就是要世人诚心为政，农人实意耕作，工人努力做工，商人责己经商。
禅宗对于现代社会中由于伦理学被剥离而导致的精神贫困，是一副很好的消毒剂。阿马蒂亚·森曾经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说：“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
总之，禅宗肯定现世，入世苦行的精神和当代人追求职业成功、人生价值的理想相容无间，并赋予人日常劳作以崇高的宗教意义，更有助于人现世的成功和此世的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