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的几个问题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作为伟人的邓小平，一生不知住过多少宅院宾馆，但唯有这个小院最珍贵，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作为伟人的邓小平，一生辗转南北，不知走过多少路，唯有这条小路最宝贵，这是他从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任上突然被安排到一个县里当钳工时，上班走的路。在小平同志去世后两个月，我有缘到江西新建县拜谒这座小院和轻踏这条小路。”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在被软禁两年之后被转到江西，被软禁时已被打倒，而梁衡所谓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即不确，邓小平被转到江西之前已经被软禁两年，被软禁时已被打倒，这个江西的小院怎么能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呢？且如此说又与下文相互矛盾。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这是一座大约有六七百平方米的院子。原本是一所军校校长的住宅，文化大革命中军校停办，196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三个平均年龄近七十岁的老人守着这座孤楼小院。”《当代》1997年第6期发表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 。《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发表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作“196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 。《领导文萃》1998年第6期发表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作“1969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 。这就与上文所谓“这是文化大革命中他突然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矛盾，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被管制时住的地方先是在中南海，后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

我的父亲，自从被加罪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关押隔离已历时两年。这时他突然接到通知，要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当时我们这一家人已被“文革”的狂流冲得漂零四散。哥哥被迫害致残，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已下乡接受“改造”，只有我的祖母（父亲的继母）一人留在北京。所以我的父母仅带上祖母，三人于1969年10月20日乘一架专门押送他们的飞机从北京起飞，飞越被“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冲击得遍体鳞伤的半个中国，直到江西。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明确记载邓小平自从被定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至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前关押隔离历时两年。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所谓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明显是错误的，如果梁衡在写作《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时竟然连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都没有读过，则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的写作也就太随意了；如果梁衡在写作《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时读过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则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不应该在这样的众所周知的问题上出现常识性的错误。

天力、李强译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记载：“按照最高命令，邓、卓琳和夏伯根同一队武装警卫于10月20日登上了一架飞机。飞机要把他们带到北京南边1700公里远的南昌。”

武市红等译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第十章《走资派》记载：“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据此，邓小平先被软禁在中南海，后来邓小平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

武市红等译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第十章《走资派》记载：“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田山译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第十章《走资派》记载：“1969年10月20日，在被整整软禁了两年之后，邓小平、卓琳和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在军队的监护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会南昌。”理查德·伊文思所谓的“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与理查德·伊文思上文所谓的“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走”矛盾。

阚思静、季叶译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传》记载：“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日，一架飞机腾空而起，直飞南昌，把这三个年迈的人带到流放地。他们乘座的是专机，但是，是作为囚徒、在监护之下起飞的。”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1969年10月22日清晨，……上午九时零三分，在引擎发出的越来越大的轰鸣声中，飞机开始滑行，……起飞地点是北京沙河机场，飞行目的地是江西南昌。”邓榕在此处言1969年10月22日上午九时零三分，将飞机起飞时间精确到了分钟，不知有何根据？但是，飞机起飞日期1969年10月22日却与其《在江西的日子里》所言的1969年10月20日自相矛盾，到底是20日还是22日，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不论是20日还是22日都不影响或曰不能改变邓小平自从被定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后至被疏散转移到江西前关押隔离历时两年这一基本事实。梁衡所谓“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实误。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一年后，他的长子，“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邓朴方也送到这里。”梁衡上文言“一九六九年十月小平同志在中南海被软禁三年之后和卓琳还有他的养母又被转到江西”，一年后，当为一九七〇年十月，但是邓朴方与其父母团聚是在1971年夏天。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1971年在父母申请下，我的哥哥被批准到江西与他们同住。我哥哥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因父亲问题的株连，于1968年被聂元梓等开除党籍，迫害致残。”毛毛明确记载邓朴方与其父母团聚是在1971年。

天力、李强译乌利·弗兰茨《邓小平传》记载：“1971年，朴方得到允许，到江西双亲那里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

武市红等译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第十章《走资派》记载：“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聚。自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椅上搬下来。”田山译理查德·伊文思《邓小平传》第十章《走资派》记载：“1971年夏天，邓朴方获准离开北京，前往南昌与他的父母团聚。”

傅高义《邓小平时代》记载：“邓朴方是孩子中与父亲最亲近的一个。当他在1971年6月终于获准来到江西父母身边时，由于他自己不能走动，为了方便他进出，在小楼的一层给他安排了一个房间。”

邓榕《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不知是不是朴方去中南海‘上访’起的作用，6月的一天，北京终于决定把朴方送到江西。”

以上所列文献均明确记载邓朴方与其父母团聚是在1971年，如此则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所谓“一年后，他的长子，“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邓朴方也送到这里”明显是错误的。

                        二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秋风乍起，衰草连天，田园将芜。他一定想到了当年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列宁。海天寂寂，列宁在湖畔的那间草棚里反复就俄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作着痛苦的思考，写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原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梁衡此说有问题。

季正矩《列宁传》：

5月20日，列宁到达流放地点舒申斯克村，被安置在农民孜里亚诺夫的小屋里。舒申斯克村离铁路线600俄里，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是个不毛之地。19世纪30——50年代，十二月党人曾被流放在这里。从俄国中部来的邮件最少得半个月，全村没有人订报纸。列宁曾在家书中描述过这个村的荒凉情况：村子很大，几条街道都非常脏，尘土很多，完全不是通常那样的村庄。它在草原上，没有树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村子四周堆满了牲口粪。这里的人不把牲口粪运到地里去，就那样堆在村子周围，所以要出村子，总得经过粪堆。村边有一条叫做舒什的小河，现在河水已经变得很浅了。在离村子一俄里到一俄里半的地方，舒什河流入叶尼塞河。……我常在一条最大的支流里游泳。”

1897年5月18日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

舒-舒-舒这个村子不坏。的确，地方很荒凉，但是离这儿不远（一俄里半到两俄里），就有一片树林（虽然树木已被砍掉不少）。没有直通叶尼塞河的路，但是舒什河就在村旁流过；不远的地方（一俄里到一俄里半）还有叶尼塞河的一条很大的支流，那里可以游泳。远远可以望见萨彦岭或它的支脉；有些山峰全是白色的，山上的积雪几乎长年不化。因此，就是从艺术角度看来，这里也有可取之处，我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写的诗：“在舒沙，在萨彦岭的山麓……”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可惜的是，就写了这么一句！

1897年7月19日列宁《致玛·亚·乌里扬诺娃和玛·伊·乌里扬诺娃》：

玛尼亚莎：你要我描写一下舒－舒－舒这个村子……　嗯，嗯！不过我好象已经描写过一次了。村子很大，有几条街道，但都积满尘土，很脏——完全是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它在荒原上，没有果木，甚至可以说是一片不毛之地。村子四周……尽是牲口粪；这里的人不把牲口粪运到地里去，就那样堆在村子周围，所以要出村子，几乎总得经过粪堆。村边有一条名叫舒什的小河，现在河水已经变得很浅了。在离村子（确切些说，是离我住的地方，因为村子很长）大约一俄里到一俄里半的地方，舒什河流入叶尼塞河。叶尼塞河在这里形成了许多小岛和小支流，所以没有通往叶尼塞河主流的道路。我常在一条最大的支流里游泳，但是这条支流现在也明显地浅下去了。村子的另一边（与舒什河相反的方向）大约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片“森林”；农民们郑重其事地称它为“森林”，而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片很不象样的、横遭砍伐的小树林；那里就连一片比较大的树荫也找不到（但是草莓却很多！），这和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毫无共同之点。关于西伯利亚原始森林，我目前只是听说，还没有去过（离此地至少有３０—４０俄里）。山……要说到山，我描写得非常不确切，因为它们离这里大约有５０俄里，只是在没有云雾遮掩的时候才可以望见它们……就象从日内瓦眺望勃朗峰那样。因此在我那首诗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里提到“出麓”，那是一种写诗的夸张手法（要知道，诗人是常用这种手法的！）……　所以你问我“爬过什么山？”我只能回答说：爬过那所谓的“森林”里的小沙丘，总而言之，这里沙土倒是不少。

    就现有材料来看，在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及其附近地区没有湖，在列宁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舒申斯克村列宁没有住过草棚。所谓的列宁曾经住过的草棚一般是指列宁在十月革命前避居在拉兹里夫湖畔时住过的草棚，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内外，列宁继续指导革命斗争并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

格·恩·哥利科夫等《列宁年谱》第四卷1917年“7月10（23）日—不晚于8月6（19）日”条下记载：“列宁避居在拉兹里夫车站（彼得格勒—谢斯特罗列茨克铁路滨海线（现为十月铁路芬兰线））附近一个村庄的工人尼·亚·叶梅利扬诺夫家木屋的顶间（塔尔霍夫第5道街2号（现为尼·亚·叶梅利扬诺夫街3号））。不久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渡过谢斯特罗列茨克的拉兹里夫湖，装扮成芬兰割草人住在湖边的一间窝棚里，格·叶·季诺维也夫也避居在那里，列宁通过格·康·奥尔忠尼启泽、维·伊·佐夫、亚·瓦·绍特曼和埃·拉西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保持联系。”格·恩·哥利科夫等《列宁年谱》第四卷为上文所引用的“湖边的一间窝棚”出注：“现在是弗·伊·列宁‘窝棚’纪念馆。在花岗石纪念碑上刻的题词是：‘1917年7月和8月，具有世界意义的十月革命的领袖为了躲避资产阶级的迫害，在这个用树枝搭成的窝棚里住过并写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我们在窝棚原址建了一座花岗石窝棚以志纪念。列宁格勒市工人，1927年。’”

1949年苏联的三位画家库普里亚诺夫、克雷洛夫、索科洛夫以库克雷尼克塞之名创作了著名油画《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艺术再现了列宁避居在拉兹里夫湖畔时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内外继续指导革命斗争并撰写《国家与革命》的情景，这幅油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51年1月21日苏联为纪念列宁逝世27周年发行的一套二枚的纪念邮票，其中第一枚纪念邮票的图案就是库克雷尼克塞的著名油画《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与列宁有关的拉兹里夫湖畔现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和参观地点。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在这样常识性的问题上出现错误实在是令人非常遗憾的。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整整三年时间，小平种他的菜，喂他的鸡，在乡间小路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在乡间可以日出而作、日入而歇，在乡间小路上如何日出而作、日入而歇？

梁衡《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赋《骚》，孙子论《兵》，置己身于度外，担国家于肩上，不名一文，甚至生死未卜，仍忧天下。”常人就是常人，常人者是什么意思？常人者与下文的伟人亦不对称。

梁衡“所谓西伯拘而演《周易》，孔子厄而著《春秋》，屈原赋《骚》，孙子论《兵》”出自《报任少卿书》或《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少卿书》：“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套用古典散文的名句或成句不是不可以，韩愈所谓“惟陈言之务去”一般作家是做不到的，所谓“戛戛乎其难哉！”但是套用古典散文的名句或成句要尊重古典散文的名句或成句的原意，随便改变原意而用之就可能会出现问题，《汉书·司马迁传》引《报任少卿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明是表现述往事而思来者，梁衡却用以表现暗运回天之力，就是像邓小平一样的东山再起，然西伯、孔子、屈原均未能东山再起，这样例证与所要表现的主题就产生了矛盾。明明是思垂空文以自见，梁衡硬说是置己身于度外，这就与历史事实产生了矛盾。孙膑先与庞涓同事魏，装疯卖傻以保命，后事齐而围魏救赵，言孙膑置己身于度外、担国家于肩上恐难成立。《离骚》可以简称为《骚》，《孙膑兵法》是不可以简称为《兵》的；言谈兵、论兵是可以的，但是兵不能加书名号，《史记·太史公自序》作“孙子膑脚，而论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