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嵇康、郭璞的双重生命特征-人物评论

立足于嵇康和郭璞的诗文文本，结合时代、文化、思想、人生等几方面因素，来剖析两位诗人的心路历程，从而探究其悲剧中所体现的民族文化的遵从性和民族情感模式的共同性，别具意义。

关键词：嵇康；郭璞；双重；生命；特征

一、 生逢乱世，才高命蹇

嵇康(224—263)，谯郡铚（今安徽宿州）人，字叔夜。是魏晋时期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音乐美学家，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重要地位。嵇康的诗文作品，现存诗歌五十余首，完整文章十四篇。黄庭坚称嵇康诗“豪壮清丽，无一点尘俗气”。方廷珪说：“读叔夜诗，能消去胸中一切宿物，由天资高妙，故出口如脱，在魏、晋间，另是一种手笔。”（《嵇康集校注》，页19）

郭璞（276—323），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字景纯，西晋末、东晋初的杰出的文学家，著名的训诂学家，精于历算和术数之学，善于卜筮。作品有后人所辑的《郭弘农集》。他创作的《游仙诗》尤为有名，今存19首，10首是完整的，9首为残缺。四言、五言诗十余首。辞赋流传至今有11篇，政论文创作包括疏、表、策。疏有6篇，表、策各1篇。钟嵘称其诗为“中兴第一”，《晋书》本传说他“词赋为中兴之冠”。

嵇康、郭璞都出身寒微，嵇康先祖社会地位较低，父亲嵇昭，仅做过督军粮和治书侍御史之类的小官。康出生不久，父亲离世。母亲和兄长将其抚养成人。长大后娶曹操之子曹林之女（一说孙女）为妻，获中散大夫的虚职，常隐居在山阳，有奇才，名气很大，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郭璞父亲郭瑗，在晋初任尚书都令史，最高官做到建平太守。在讲出身和门第的“上品无寒士，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级森严的社会里，“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的郭璞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自己才华的机会，又加上术士身份，故一生不被重用。死后被追赠为弘农太宣守。

我们知道，每一位诗人的生活经历、生活方式、生活理想、心灵面貌，都与其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嵇康、郭璞生活的年代正是魏晋政治剧烈变动的时期，战乱频仍，祸乱繁生、政权交替频繁。嵇康生活的正始时期，从正始元年(公元240年)开始，二十多年间，司马氏与曹氏两大势力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政权争夺，为巩固篡逆夺来的政权，司马氏疯狂地剪除异己，戮杀名族，受此牵连的士人也几乎无一幸免。嵇康一生的主要时期，便是在这种风起云涌的政治风浪中度过的。残酷的政治斗争影响到他及其当时士人生活的各个方面，使其在心理状态、人生理想、价值观念、生活情趣、处世方式等方面，都与之前的建安士人产生了很大差别。虽家世儒学，自幼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大志，但面对残酷的现实，他只得选择背离传统，远离政权，坚守“边缘”,将精神寄托在形而上的玄远之思中，直至慷慨就义。

郭璞比嵇康晚半个多世纪，在他生命的47年里，经历了西晋初年的安定时期，也经历了八王之乱、西晋灭亡、司马氏东迁、东晋初建等几个动荡的历史时期。政权的频繁递代，环境的残酷黑暗，使郭璞的人生动荡而多舛。随晋南渡后，任著作郎,后迁尚书郎，与嵇康一样幼习儒业，博学多才，颇有济世之心。但因无权无势，在高门势族控制九品中正制的情况下，像郭璞这样的寒素士人很难进入上品，只得沉沦下僚。最后在给母亲服孝期间，被盘踞在荆州的凶残的军阀王敦任命为记室参军。但他身在荆州，心系晋室，最终因劝阻王敦图逆，被其杀害。纵观其短暂的一生，尽管地位卑寒，但他积极国事，常借卜筮议政论世，却始终不被统治者重用。由于现实与其理想间的巨大反差，他也只得寄情于玄远的仙境，在神仙的世界里寻找些许的精神慰藉，故而游仙诗就成了郭璞最好的抒情言志方式。

二、寄情仙境，崇尚自由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说：“人是生而向往自由的，却又无时不在枷锁之中。”在魏晋险恶的社会环境下，士人话语系统中居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君权和功名，而是个体生命的存在与与精神的自由。“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的标准和原则”。[1]此时的诗风也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凉变为词旨隽永、寄托遥深，蕴含深刻的哲思和痛彻的人生悲哀。尽管嵇康、郭璞二人的经历和性情不同，诗风不同，但二人性格中都有一种天然的追求自由的素质。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都将自由的仙境作为自己的理想之所，将诗歌作为自己的话语方式，以表达自己超迈脱俗、恣肆适性、向往自由的心境。

嵇康是一位热爱自由的诗人，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身者”的险恶环境中，他越教任心，寄情仙境，追求自由：

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逝将离群侣，杖策追洪崖。焦鹏振六翮，罗者安所羁。（《述志诗》其一）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的是鸾、鹏、鸿等飞鸟的意象。这些意象蕴含着远大理想和美好品格，是自由和光明的化身。以鹏为例，鹏代表了光明和自由。“在中国民间又称火鸟、火鸡，五百年集木自焚而再生，庄子用它作光明的象征，作为到达逍遥自在的象征物。”[2]诗人用“长鸣”、“振”、“翔”、“游”、“飘”等动词来描写它们轩翥低昂，凌空奋飞，逍遥自适，高翔天外的姿态，表现了对自由和光明的热烈向往。

嵇康对神仙生活的企慕，是与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密切相连的。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愔愔琴德，不可测兮，体清心远，邈难及兮，良质美手，遇今世兮，纷纶翕响，冠众艺兮。识音者希，孰能珍兮，能尽雅琴，惟至人兮。（《琴赋》）

 “至人”是嵇康追慕的一种至高无上的人格理想，是嵇康精神的寄托和解构现实的动力。按哲学人类学解释，人格是指个人按照自己确立的意义世界去选择并确定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而达到的一种精神境界。嵇康的理想人格即诗人在文学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化理想与精神，亦即他反复吟咏的“至人”、“真人”、“大人”“圣人”等。这种人格理想是诗人对现实生活进行理性超越和价值提升的结果，包含了嵇康对人生的深刻体验和对理想生活的不懈追求。它源于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它既有对现实的透视和干预，包含着诗人对陈腐价值的反叛与解构；又有对现实的补充与期冀，包含着诗人对新生价值和意义的预想与再造。所以，维护崇高、超离现实、追求自由，便成为其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实际上嵇康所追求的就是这种审美化了的充满了自由精神的生活境界。

郭璞的游仙思想也是在魏晋文化的特殊背景下滋生、发展的。他诗歌中的游仙意识充分表现了作家对现实生存状态的郁愤和对理想生活的企羡，其本质在于强调对生命的现实行为和现实价值的关切及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郭璞诗歌中的游仙意象，主要有螭、鹏、鱼、鸿、海鸟等象征理想、自由的意象，所写的环境有天宫、高山，仙山、大海等，同样表现了诗人向往自由的心理：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其三）

淮海变微禽，吾生独不化。虽欲腾丹溪，云螭非我驾。（其四）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其五）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其六）

希贤宜励德，羡鱼当结网。（其八）

此外，郭璞所写的游仙诗不只是把神仙作为企慕、追随的对象，而是与之亲密无间、仙我同一。诗中对仙境的描写，又呈现出了一幅幅令人神往的景象：

杂县寓鲁门，风暖将为灾。吞舟涌海底，高浪驾蓬莱。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升降随长烟，飘飖戏九垓。奇齢迈五龙，千岁方婴孩。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其六）

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其三）

璇台冠昆岭，西海滨招摇。琼林笼藻映，碧树疏英翘。丹泉溧朱沫，黑水鼓玄涛。

（其十）

反映了诗人通脱浪漫的个性和对于自由仙境的热烈追求。

除自然界中自由高雅的飞鸟意象，嵇康、郭璞笔下还经常出现仙人意象和隐士意象：

遥望山上松，隆冬郁青葱。自遇一何高，独立边无丛。愿想游其下，蹊路绝不通。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颻戏玄圃，黄老路相逢。（嵇康《游仙诗》）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嵇康《五言诗》其三）

……上荫华盖，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嵇康《重作四言诗七首》）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嵇康《述志诗》其二）

嵇康十分向往隐逸的生活，他隐居山阳20年之久，后来又避世河东。面对丑恶的世界，他将一腔悲愤，化为思古之幽情和归隐之志趣。

郭璞也从不同侧面描写了隐士的生活：

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借问此何谁?云是鬼谷子。（其二）

灵妃顾我笑，粲然启玉齿。（其二）

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三）

陵阳挹丹溜，容成挥玉杯。姮娥扬妙音，洪崖颔其颐。（其六）

诗中出现了鬼谷子、灵妃、浮丘、洪崖、陵阳、容成、姮娥等仙人意象与隐士意象，诗人通过这些意象表达对隐逸生活的追求和对自由的渴望。同嵇康一样，郭璞也有过隐逸经历。如他《游仙诗》中“青溪千余仞”和“漆园有傲吏”两句，有学者认为有可能是指他吏隐临沮一事。庾仲雍《荆州记》认为“青溪千余仞”是指荆州临沮县（今湖北远安县附近）的青溪山。钱志熙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分析，郭璞做临沮长大概是在渡江前，其《游仙诗》创作于此时（西晋末年）。他在历尽劳顿转徙后来到这里，得到地方长官的帮助，任临沮长，此地山水秀美，可以安顿，过着吏隐的生活，于是产生借游仙诗抒发坎壈之怀的动机。[3]

从嵇康、郭璞的经历和诗文中可知魏晋士人的隐逸之风，一方面是受着玄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残酷的社会环境使然。事实上，游仙也好，隐逸也好，都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它并不意味着诗人的政治意念的完全消解，而是表示对现实的不满、对自我人格的坚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权变。陈祚明言嵇康：“轻世肆志，所托不群，非真欲仙也，所愿长与俗人别耳。”“终不能谐俗无违，故有离世之思。”陈祚明评郭璞的游仙诗：“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乃在造语奇杰，非关命意。《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钟嵘在《诗品》中也说：“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他们是借游仙内容的诗歌来抒发内在之心绪和自由之精神，并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黑暗。按精神分析学，这是嵇康、郭璞内在之心绪在被压抑之后的转移和升华。

三、身处边缘，心存社稷

嵇康、郭璞在某种意义上以可以说是处于边缘之中的士人的代表。所谓“边缘”，在嵇康，是因其与曹魏的关系，有了一个中散大夫的头衔，但这只是一个闲职，并无什么实权；又由司马氏时期，嵇康反对统治者以名教掩饰自己的残暴行径，以决绝的态度，回绝了山涛的举荐。如此，他实则是一个远离政治权利中心又非真正隐士的“边缘人”。而郭璞在重门阀，重出身，“上品无寒士，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时代，尽管饱读诗书，有报国济世之志，但由于出身寒素，又“妙于阴阳算历”，故在统治者眼中，仅是个方术之士，属社会末流，不能登高堂入殿宇。在这个意义上郭璞也属于社会的“边缘”。二者的区别是嵇康刚肠嫉恶，是以决绝的态度拒绝了统治者的拉拢和重用。而郭璞则是以满腔的热情积极上疏晋元帝实施良策，以正视听。这在东晋偏安的社会状况下可谓少见。但他的一腔热血，换来却是屡屡失意，并无重用。对此嵇康、郭璞都选择了抵抗沉沦，寻找自由的途径——自由的仙境便是他们对彼岸世界的遥想：精神家园的寻找。

刘熙载在《艺概》中论：“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艺概》卷二《诗概》）这是十分中肯的评价。即无论是游心玄远，清虚自守，还是寄情仙境，崇尚自由，都只是其双重人格中的一面，超然飘逸的气质与刚肠嫉恶、忧怀世事的情怀，才是其思想的完整内核。尽管嵇康的弹琴、交友、饮酒、作诗、养生，生活中的一切均成为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生活的乐章，是他玄美人生的融然远寄；也尽管郭璞性格轻易，不修威仪，嗜酒过度，浪漫自由。我们认为这都只是他们生命的外相特征，而其生命的内在特征则是关怀世事、沉郁忧患。我们在上段讲因为对现实的不满才隐逸，但反过来想，真正遗世的人对现实是无所谓“满”与“不满”的，这“不满”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关切。

如上文所述，嵇康、郭璞都家世儒学，自幼就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胸怀大志，以平治天下为己任，意欲有所作为。这是他们思想的实质和基本倾向。嵇康在《卜疑集》中全面阐述了自己政治观点和处世态度，其积极国事、献身济世的精神贯穿全篇；在《太师箴》中强调当权者不要 “肆于骄淫”，而应“唯贤是授”。他在给后代的《家诫》中说：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故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也。(《全三国文》卷五十一)

这里强调立志、守志之重要，充满着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

嵇康志向高远，关注现实，针砭时弊，遇事便发。他的一系列玄学论文，都具有一种清思峻骨的风格，凸现出他高亮的人格。对司马氏集团的钟会造访，他锻而不辍，目不旁视。对山涛的举荐，他愤而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表示自己与司马氏集团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在吕安事件中，他伸张正义，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为吕安辨诬，因此下狱。在司马氏政权称汤武、周公以除却异己的之时，他作《管蔡论》，说他们“未为至譬”，并撰写《释私论》抨击伪君子。

以上种种和他的“游心太玄”是背道而驰的，所反映的是对君明臣贤、国泰民安生活的呼唤和渴望，这是中国士子一脉相承的济世安民传统，在嵇康身上的又一次体现。

再说郭璞，尽管出身寒微，不被重用，身处下僚。但他同嵇康一样，又曾何时忘怀过世事。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时代的不清明促使他更积极地关心世事，而这正是儒家的济世思想。《晋书·郭璞传》也说他“好经术”，潜心研究儒家经典。郭璞立身行事也始终接近儒家，学术著作也是儒家类多于道家类。按《晋书》记载他的一些奏疏，持论都是以儒家经典为本。儒家的使命意识和悲悯情怀，必然带来对天下、对社会、对黎元的忧思忧虑。首先我们看郭璞在游仙诗中的环境描写，与以往游仙诗不同，郭璞游仙诗中的仙境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对环境描写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表明了诗人在仙境徜徉时，也未能忘却现实，反映了他对现实世界的热切关注。

其次，我们看郭璞的神仙思想。郭璞对神仙世界的企慕和对道家养生之道的信仰，使他的游仙诗中充满了对隐逸山林和服药长生的笃信，是所谓的“列仙之趣”。而另一方面，诗人对现实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是用游仙诗来抒发自己的理想和心志，这就使他的游仙诗具有“坎壈咏怀”的特点。

再次，我们看郭璞游仙诗的内容。他的游仙诗抒发了强烈的的忧患意识。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登仙抚龙驷，迅驾乘奔雷。鳞裳逐电曜，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阂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若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游仙诗》其九）

在诗人快乐地遨游于天空中时，却笔锋一转，写俯视人间，看到山河破碎，风烟四起，民生痛苦，他心存哀伤。

高尔泰先生认为，“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音乐由之而生的肥沃的土壤。”[4]由此可见，郭璞的游仙诗是以游仙为由，来抒发诗人内心的真实情感。

四、忧时贵生，舍生取义

魏晋战乱频繁、瘟疫横行、政权迭替、生死无常。干宝在《晋纪总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宣景遭多难之时，诛庶杰以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全晋文》卷一二七）《晋书·阮籍传》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故而“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全晋文》卷三三）是魏晋士人的普遍感受。但同时这又是一个“人的觉醒的时代”，在这个特殊的年代里，人们比任何时期都更关注个体生命的存在，生死问题也被提到了一个空前重要的位置。“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中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

魏晋文人的生死观形形色色，他们用各种形式去珍爱自我生命。同魏晋士人一样，嵇康、郭璞也有着极强的生命意识，他们对生命十分的珍爱，这种珍爱之情就表现在追慕神仙，自然适性和悉心养生上。人生短暂，岁月无情，生死无常。若要获得生命的永恒，只有进入神仙世界。

朝游高原，夕宿兰渚。（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寿；思欲登仙，以济不朽。（同上）

俗人不可亲，松乔是可邻。(《五言诗三首》之三)

遗物弃鄙累，逍遥游太和。(《五言诗三首答二郭》之二)

嵇康追求的是一种永恒的存在，而不是有限的生命。在他看来，神仙正是一种永恒的存在。

在《养生论》中他系统阐释了养生之道：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旷然无忧患，寂然无思虑，又守之以一，养之以和，和理日济，同乎大顺，然后蒸以灵芝，润以醴泉，唏以朝阳，绥以五弦，无为自得，体妙心玄。忘欢而后乐足，遗生而后身存。若此以往，庶可与羡门比寿，王乔争年。

珍惜时光、钟爱生命、超脱世事、少私寡欲，平和养性。活着，健康地活着，适性地活着，这是嵇康的一种理想，一种寄托。

对于生命的个体来说，你可以把生活中的功名利禄、得失成败、荣辱穷达看作是外在于生命的“非我”而超脱它们，但生命本身却是自我存在与同一的根基。不戚戚于富贵未必就不戚戚于死亡。孔子对颜回的安贫乐道大加赞赏，而对他的英年早逝却哀痛不已，连连发出“天丧予”的慨叹。在郭璞的诗文中，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他对生命的关爱和对养生之道的关注。

帝台之水，饮蠲心病。灵府是涤，和神养性。食可逍遥，濯发浴泳。

——《中山经图赞·帝台浆》

有人爰处，员丘之上。赤泉驻年，神木养命。禀此遐龄，悠悠无竟。

——《海外南经图赞·不死国》

醴泉睿木，养龄尽性。增气之和，去神之冥。何必生知，然后为圣。

——《海内西经图赞·甘水圣木》

圆丘有奇草，钟山出灵液。王孙列八珍，安期炼五石。长揖当途人，去来山林客。

——《游仙诗》（七）

采药游名山，将以救年颓。呼吸玉滋液，妙气盈胸怀。

——《游仙诗》（九）

一般来说，人活在世上尽管可以想办法追求富贵荣达，却无法长生不死，然而在中国古代的世俗意识中，却深藏着对此岸永生的信念和渴望，很多人服食仙药或修炼内丹，以达到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目的。当然郭璞诗文中所述的养生长寿术，多为神话式、非现实的，是他贵己重生思想的一种反映，未见得是真实生活的实际。

我们知道，道家在生死观上强调的是生命的自然之理。儒家的生命观是现实而理性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它尊重生命的规律，但不惧怕自然的死亡，所谓“天寿不贰，修身以俟之”。(《孟子·尽心》)它珍惜生命，反对无谓的死。而它珍惜生命的主要原因，是追求有所作为即在生命价值的认识上强调的是服从社会的伦理价值原则。《礼记·儒行》：“爱其死以有待，养其身以有为。”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所以儒家要 “成仁”、“弘毅”、“取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礼记·儒行》）荀子承继此说：“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到孟子则发展为著名的“舍生取义”说。

很鲜明地，嵇康和郭璞在生死观上既有道家的尊重生命的自然规律，注重体任自然的养生方式和生死一体、无有哀乐等思想，又有儒家的不仅尊重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更注重生命存在的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思想。最后珍爱生命的两位文学家，是舍生取义，慷慨而死。尽管死之因由不同，一个是因与当权者司马氏的坚决不合作态度，一个是为晋室朝廷尽忠被逆反之贼杀害，但都是为着心中的“正义”。面对死亡，他们从容镇定，有着一种悲剧的崇高；他们既珍爱生命，又超越了生命，既重视生，也不畏惧死，体现了魏晋风度所蕴涵的生命底蕴，诠释了儒家舍生取义生死观的深刻内涵。

综上，嵇康、郭璞儒道双修，但就本质而言，他们是儒家思想的殉道者，实践者。两人均欲有所作为，但乱世纷扰，不给他们以机会，于是他们转而托玄言而寄情，借奇行而避世，欲保全性命于乱世；但关注现实、忧怀世事的本性，终于使其卷入了乱世的纷争之中。且根深蒂固的儒家观念又促使其终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结果殉身于乱世之中。出世而不得，入世而不能，他们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仅是其个人内心的矛盾和冲突，而是中国士子在民族历史进程和文化发展中都要面对的两难选择。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补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艺术信念。”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14.

[2] 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43.

[3] 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33.

[4] 高尔泰.论美[M].兰州：甘肃出版社，1998.262.

[5]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88.

[6]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53.

 With the Appearance of Taoism and the Essence of Confucianism – An Exposition on the Dual Life Characteristics of Ji Kang and Guo Pu

Abstract: Ji Kang and Guo Pu are renowned poets during the tim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y. The primary coverage of their literature creation, which is affected by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s at that time, is an expression to their feelings on wonderland, and a yearning for freedom. This content determines the ex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terature cre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two poets, because of the long tradition of Confucianism in <st1:country-region w:st="on">China</st1:country-region>, pay close attention to social reality, and are concerned about affairs of human life. This value orientation determines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literature creation. In sum, their rebellion against tradition and reluctance to depart from tradition, their transcendence over the reality and concern about the reality, their will to benefit mankind and their behavior of orienting towards common customs, all form their dual lif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Ji Kang; Guo Pu; dual ;life ;characteris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