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中美深度报道之间差异的原因

一、中美深度报道的差异对比

（一）在理论研究上的差异

如今学界常说的深度报道的定义是“以今日的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这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美国学者里尔·高普努出版的《深度报道》书中提出的经典定义。该书的出版在理论和学术上为美国的深度报道研究铺垫了一块坚实的奠基石。美国的深度报道是除了报纸新闻和客观报道以外的第3种主流报道形式，这些报道形式的出现主要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深度报道在美国的学术界没有系统的研究理论体系，研究调查性、解释性的报道时一般采用独立文本的研究方法。美国新闻界把调查性报道、解释性的报道都包括在深度报道之中，对于深度报道倾向于细分化研究而非笼统性研究，如单独研究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

相比而言，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研究学者们开始对深度报道的进行了各方面的研究探讨。中国倾向于将深度报道看作一种报道形式，一种范畴很广的理念，可以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等体裁，可以包括通讯、系列报道、独立式报道、组合式报道等形式。对于深度报道的研究分为独立和组合两种研究范式，尤其重视广播电视的深度报道的研究，并且将连续报道、跟踪报道等都统统囊括到深度报道内。

（二）在发展演进上的差异

美国最初深度报道的代表——调查性报道含有浓重的“扒粪”传统和揭丑色彩，调查和揭示了如官员丑闻、犯罪活动、种族歧视、政府腐败等等不少社会关心的焦点问题，目的在于批评政府。采用这种报道形式的典型事件就是上世纪70年代时《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进行了大肆报道，这是美国新闻史上调查性报道的里程碑。“1978年深度报道被美国《世界大百科》列为20世纪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标志着深度报道的地位在美国得到广泛认同。深度报道在美国产生的时间早于中国，美国深度报道的理论和时间影响了中国，“中国式深度报道”有自己的特色。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开设了国内第一个诉评类的深度报道节目《观察与思考》，由此奠定了我国电视深度报道的基础。《中国青年报》作为中国报纸深度报道的发源地，1985年该报记者张伟发表了一系列名为《大学毕业生成长追踪记》的跟踪报道，被学者张志安评价为“打响了深度报道的第一枪”。20世纪80年代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而中国的深度报道也在那时顺着社会快速发展的步调迅速崛起。1986年，在第八届全国好新闻评选会上，增设了深度新闻奖，下分系列报道、组合报道和连续报道作为深度报道的三种形式，为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发展树立起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

(三) 在新闻立场上的差异

对比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获奖的作品可以发现，普利策新闻奖深度报道获奖作品很大部分为负面报道，正面报道极少。相比之下，在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绝大多数获奖的深度报道作品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只占很小的部分。如此可见，中国的深度报道具有很强的“中国式”的意味在其中，给新闻报道赋予较强的态度倾向，同时定义深度报道作品正面、负面等。所以中国的深度报道的新闻立场是以赞扬或歌颂的态度去报道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道德和社会价值的新近发生事实；美国的负面立场却与之相反，是以质疑、批评的态度去揭露丑陋、阴暗的新近发生事实。

（四）在深度报道选题上的差异

国有所有制的媒介制度下，我国媒体的主要作用包含宣传、教育、娱乐等，而从深度报道来看，最主要的作用是宣传和教育。深度报道作品中包含大量国内重大热点话题的报道，政治、军事、社会类的重要人物描写和弘扬党、国家先进事迹，话题的阐述和导向体现了宣传和教化的作用。相比而言，美国私营的媒体体制下，媒体的目标是追求商业利润，迎合受众口味是是媒体获得收益、维持或提高发行量及提高媒介形象的重要法宝。美国的深度报道大部分以强调揭露和挖掘经济、教育、军事、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丑闻为主题，维护公众利益似乎是美国媒体的新闻专业追求，大量的揭黑报道和民生新闻也恰当地印证了美国新闻界宣扬的“第四权力”的功能。

（五）在新闻写作特点上的差异

一方面在标题上的差异，是中国的深度报道标题“气势宏大”， 力求塑造“大画面”、“大意义” 来弘扬时代的主旋律；而美国的深度报道标题具有细致、具体的特点，呈现出的是简单、干脆、明确的画面。另一方面在导语上的差异，中国的深度报道多使用直接导语和引语式导语，凸显出其煽情、灵活和生动的特点；而美国的深度报道中，大量使用描写性导语，或以一个小故事引出话题，体现其细腻的开端细节和场景，也称为“华尔街日报体”。

二、中美深度报道的差异产生原因

（一）媒体生态环境的差异

中美深度报道的异同不仅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同时由两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所决定。李良荣教授认为，媒介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一种社会子系统、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子系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系统关系是媒介生态环境。

首先，社会制度决定了媒体的性质。中国新闻作品的题材选取和美国的深度报道作品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前者更加青睐政治、军事、热点大事件等关乎党和国家政策、主流意识形态的题材，而后者更加关注医疗卫生、灾难等涉及民众生活质量、服务于公众的话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其新闻媒体的基本性质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因此中国新闻媒体必须在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相比之下，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决定了其媒体所有制形式为私有，因此为了提高发行量获得利润，服务和满足读者是放在第一位。

其次，媒体性质决定了媒介功能定位。作为党的喉舌的中国媒体性质决定了媒体最重要的功能是宣传。据笔者调查，中国新闻奖的大多数深度报道获奖作品来自中央媒体和省级党报，深度报道作品大部分都是正面报道象就不足为奇了。相比之下，美国的私有制媒体性质决定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盈利，并且其独立于任何党派和政府，因此美国媒体乐于揭露丑闻、犯罪、腐败事件等负面性新闻去吸引读者眼球。

（二）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

中国的思维方式偏向注重群体价值和思辨逻辑，而美国的思维方式强调个体价值和实证，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也影响了深度报道作品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中国记者和读者注重群体价值，如政治、军事、社会等，而美国记者和读者强调个体价值，因此涉及个体的医疗事件、政府丑闻等深度报道更多。同时，思辨的文化习惯也影响了中国记者在深度报道中的写作中更倾向于主观描写和论述，表述模糊、引语使用相对较少。而美国的实证思维也使得深度报道作品中的大量引语成为了必要，注重信息和故事细节的精确度。西方式的深度报道以提供背景来作解释，是尊崇客观的专业思维定式。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中国的深度报道，充满理性色彩，这与其所承担的开启明智的使命分不开的。时统宇曾说：“毫无疑问，无论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报道，还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报道，由于它们的时代性，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启蒙的特征。尤其是80年代中期对新体制的呼唤，对新观念的钟情，都使这些报道有很强的前瞻性（启蒙的意义）。”也有学者提出类似观点印证：“深度报道的这种启蒙性，完全符合中国时代的需要，是时代交给中国主流媒体的神圣职责”。（三）新闻专业意识的不同

中国记者的深度报道都带有强烈的启蒙意识和思辨色彩，这有中国新闻史上“铁肩担正义”的文人论政的气概，也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本性有很大的关系，相比之下的美国记者大都不将这主观意愿较强的使命感附加于新闻报道。《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提出了深度报道五个最显着特征：专题性，客观性，启蒙性，综合性，信息化。他说：“毫无疑问，无论是分析研究性的深度报道，还是充分信息化了的深度报道，由于他们的时代性，都或多或少的带有启蒙的特征。一些善于理性思维的记者，就在本来已经很沉重的深度报道中，附加了更加沉重的启蒙性的信息。”这样，深度报道就拥有了较强的启蒙和教育色彩了。

此外，我国有些著名的记者对深度报道的独特见解影响到我国与美国深度报道的差异。不同于西方记者将深度报道的解释性定位在挖掘事实背后的事实，有时候在深度报道中更多的是赋予一种思辨式的意义。在构成新闻的五个基本要素中，张建伟认为“无论何种题材，顽强地在在五个W中探寻WHY（为什么）的真相的，一般被认为是深度报道”。可见他认为一个记者对深度报道的追求应是为受众解答疑惑的报道信念，他把追求WHY的解答看作记者存在的意义。

这种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的理解，远比西方记者所作的客观性解释要深刻而沉重。这种具有十足中国特色的内涵界定下，中国的深度报道无疑难免会带有作者个人主观的强烈的参与色彩在其中。

（四）中西受众心理需求差异

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了三十几年，我国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有不错的成就。社会稳定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中华民族长期以来统一的文化思想的渗透，中国社会的群众拥有强大的文化意识凝聚力。由此，中国的受众从对新闻的解读中更希望获得一种定位感，去贴近符合自身既有倾向和归属认同的态度。他们认为媒介在生活中占得地位不及和谐的人际关系那般值得信赖。也就是说, 受众对媒介的重视程度和依赖性也相应地欠缺，也使得公众权利意识也比较模糊和淡薄。实际上媒介传递的不仅仅是信息，还有说服的观点，这种隐形的意见传递就蕴含着赞同和抑制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受众的心理需求是使自己与之趋同和配合。

相比较之下，西方社会形态成熟和发达一方面使物质极大的丰富及技术进步,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物欲膨胀而人性沦落的负面效应。西方社会中飘荡着寂寞、隔膜、苦闷的情绪, 因而受众的心理需求消极而低下，表现为消遣、寻求陪伴、满足好奇心等等。通过接触新闻媒介从中得到精神安慰，以消除或减轻在现实人际环境中承受的压力。西方受众对媒介内容表现出一种更强的主动参与精神和理性思维，由于新闻源起的目的在于更快更多地获知个人所需的信息，因此西方受众更加习惯于将媒介视为一种为我所用的有效工具。

综上，崇尚个性文化、言论自由的西方受众和长期有强烈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的中国受众之间，对新闻报道的深入延展有不同的心理需求，这也是深度报道趋向性不同的一个原因。

（五）中西新闻传播动力机制的差异

从新闻史观的角度看，中西方的深度报道依靠的媒介传播机制是不同的。中国的深度报道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才兴起，那时中国处于社会全面发展的初期，传统媒介更多关注的主流思想是报道社会发展的正面积极形象。“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实在忘记那句话在哪儿引用的，换了这句相似的，也可删改）是当时甚至现在中国国情下做新闻的核心价值观，深度报道也只能在这条“基准线”上正轨而行，不能偏跑一分。而相比而言，美国所代表的西方的新闻传播动力机制是追求盈利为目标。进入20世纪，西方报纸进人了报业垄断阶段，从政党硬报变成一种盈利性的知识产业，报纸本身已从上层社会的精神特权变成以普罗大众为对象的廉价普通商品。一切报业的运营和新闻的制作都是从经营获利为主要目标，这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资本主义企业必备的营业准则。收益是一切，一切可以吸引受众的内容，都是值得深入报道的，到最后，对利益的追求成为西方传播动力的机制。由此，可见中国的新闻动力机制是以政治为本位，而西方是以经济为本位。这样宏观大背景和历史渊源下，深度报道的差异显而易见了。

结语

新闻传播是民族文化内涵的一种外在表现，新闻传媒人的使命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来弘扬传统内涵，并与时俱进来塑造适合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因此，受社会制度、媒介生态、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价值观的不同，必然导致中西新闻在深度报道的新闻观念、报道主流、新闻题材选择等方面的差异。处于高速发展期的中国面临着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更新，因此，大众媒体需要深度报道来正确引导受众，传播客观新闻事实和厘清改革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障碍。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客观要求文化创新，融合各国、各地区媒介文化。只有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才能真正实现深度报道的变革，带来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才能使中国新闻迎接信息全球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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