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庞杂与启蒙的失落——评王安忆小说《启蒙时代》

王安忆创作的以知青生活为题材，以文化大革命为时代依托的小说数量繁多，其早期知青小说，如《69届初中生》、《雨，沙沙沙》、《命运》、《广阔天地的一角》、《本次列车终点》、《上种红绫下种藕》、《绕公社一周》等等，这些小说在文革和知青运动的大环境下，铺陈上海市民生活的种种情状，抒写平凡之人、庸常之人的琐细繁杂的生命体验。因此，王安忆小说中的文革被深植于叙事背景之中，而前景中的则是人物世俗世界中的利益纷争，社会关系，人生悲喜，即使是精神层面的痛苦也都来源于现实生活的困境。在这些小说里，我们很少看到那种对文革时期典型事件、典型场景、典型人物的描写，比如，她的小说中很少渲染阶级斗争的暴力血腥场面，小说中的人物也很少有那种疯狂的思想卫道士，也很少有那种理想化、道德化的英雄人物，更少有人物之间的思想论辩和对峙。按照她的说法，“历史的面目不是由若干重大事件构成的，历史是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生活的演变。” “外头世界的风云变幻，于它（生活）都是抽象的,它只承认那些贴肤可感的。”“它却是生命力顽强，有着股韧劲，宁屈不死的。这不是培养英雄的生计，是培养芸芸众生的，是英雄矗立的那个底座。”在此，作者流露出一种以日常叙事反观宏大叙事；以城市居民的日常伦理批判文革生硬教条的政治伦理；以日常生活中感性的、生动、多变的话语反衬出革命话语的空洞僵化、大而无挡，从而建构出一种与革命政治相区别的日常生活的政治学的创作倾向，使日常生活成为批判文革政治意识形态的武器。但是在其早期作品中，这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立场主要靠一种“生活流水帐”的写法，堆砌细节，积累体验，沉浸于凡俗生活的种种表象，而小说《启蒙时代》则与此不同，它创造了一幅思想与生活相交织，相杂糅的画面，都市生活的精致华丽，少年成长的困苦烦恼，各种思想观念和历史叙事都融合在小说的情节之中，生活与思想、物质与精神在此犬牙交错，环环相扣，而作者正是以这种方式发掘出所谓“市民社会的内在精神”，使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进一步升华，成为南昌、陈卓然等一代青年在荒芜年代的启蒙文化之源。

一、文革意识形态下的沉默人生

《启蒙时代》的中心人物南昌，是一个革命干部家庭出身的少年，生活在一个“革命家庭”之中，所谓“革命家庭”就是那些有着优秀革命传统和崇高政治地位，家庭成员是革命干部，忠实于革命信仰的家庭。现代文学中，革命家庭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叙事的新型家庭形象，即反叛了传统封建家庭，也不同于五四文化运动所倡导的现代文明的家庭，它设想了一种以革命的政治伦理作为家庭伦理终极取向的新型家庭，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启蒙时代》通过对“革命家庭”生活细节的描绘，突进“革命家庭”内部，颠覆了革命家庭的文化形象，南昌的家庭生活具有一种集体化的粗放特征，家庭成员之间疏离、隔阂，冷漠是这种家庭关系的最好诠释。南昌与父亲在思想上虽有交流和争执，但在生活中则完全是陌生人，父亲偶尔的温情使他不舒服，他甚至恐惧于触碰父亲的身体。在这个古怪的家庭中，亲情是不能具体化，不能具有生活形态的。阶级斗阵的意识形态导致的亲人之间的冷漠、痛苦在南昌母亲自杀的情节中更使人觉得悲凉，小说中写道，他“明白这曾经是母亲视野里的景色，最后的景色。可他还是觉得隔膜，因为母亲于他，几乎是个陌生人。”

二、多重话语中的思想启蒙

在真正融入上海市民生活之前，南昌还是一个懵懂无知，满脑子都是简单的阶级斗争思维的少年。他的第一个启蒙者是陈卓然。小说中，他的生活经验像南昌一样匮乏，但他博览群书，从各类文学著作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著作，他尽收囊中：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的《资本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各类文学名著。他能引用马恩的经典理论分析当前的革命形式，搬出人性与信仰的命题帮助南昌认识革命中父与子的关系，他还经常思考一些事关国家前途的重大问题，比如，红卫兵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局战，自己的前途又在哪里？比如，文化大革命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还比如，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模式应当如何？可以说，陈卓然是一个以书本的理论知识引发南昌思考的启蒙者，然而少年的心智毕竟不能悟到理论的艰深奥义，不能把握他所提出的宏大问题，这就使他的很多观点显得狂热而荒谬，比如，他陶醉于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雄辩，用那些磅礴华丽的议论解读文革中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关系，完全是机械的挪用；他猜测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划分世界，这暴露出他思想的幼稚和政治的迷狂。陈卓然和南昌的辩论和思考时时带有少年的浅薄无知、耽于幻想和富于激情的特质，而陈卓然的思维也没有走出极左意识形态的苑囿，机械的唯物史观，生硬的阶级理论，仍然是他们建构自己与外在世界关系的主要话语体系。

“小老大”是南昌的又一个启蒙者，他对南昌的启蒙是审美性的，他的表述往往融哲理意味、细腻感受、精彩譬喻于一体，期间又流荡着颓废阴郁的气息，这些与他身体的疾病，离奇的身世，客厅里氤氲暧昧的氛围相混合，成为一个不受文革政治话语控制的“黑暗角落”，一个唯美的诗的世界。在南昌看来“小老大”的种种见解都是他闻所未闻的“奇谈怪论”，“人是菌类，从动物的尸体中攫取养分。” “龟背阔大叶子上的漏孔，穿过风雨，消解了冲击力，保护了自己。”小老大仿佛一个现代诗人，开启了南昌的心灵，引导他感受生命、死亡、痛苦、坚韧这些真切的生存体验。在“小老大”精致温暖的客厅中，南昌听到了外婆讲述的旧上海的奇闻异事，还结识了各色各样的人物，童星、芭蕾舞演员、外交官的女儿等等，他的世界空前的扩展，生活丰富繁华起来。“小老大”的话语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旨在追求感性的解放和内心的澄明，他诱导南昌感知那些自己无法解释的情绪和情感。

珠珠和嘉宝则是南昌的爱情与性的启蒙者。珠珠可以说是南昌的爱情启蒙者，她聪慧颖悟，心思灵巧，她使南昌体会到和异性相处的快乐和安慰。嘉宝与珠珠不同，她对南昌来说是性启蒙者，如果说珠珠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人的话，那么嘉宝则激起了南昌的身体欲望，“珠珠是精灵，而嘉宝，那么实打实的……他曾经也很想念珠珠，但和想念嘉宝不一样。想念珠珠是甜蜜的，想念嘉宝却很受折磨。他坐卧不宁，情绪波动。”女性话语的启蒙，激活了肉体敏感的神经，带来震颤心灵的体验，痛苦、疼痛、悸动、思念，南昌初次品尝了人类微妙细密的情感。小说中对少年男女之间的感情交往和性生活描写有一种青涩朦胧之感，充溢着不能言说，不能定义的体验，有着少年的纯真浅浮，也有时代造成的荒诞，因其模糊不明的性质更显示出这种话语的女性特征。

嘉宝祖父顾老先生也是一个启蒙者。他和南昌、小兔子等人讨论资本主义发家史，为南昌他们开启了另一片历史时空，展现了一个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叙事完全不同的历史侧面。在顾老先的叙事中，他个人的发家史被建构为一个以传统中国为背景，个人吃苦耐劳，兴家望族的古老传说。他同时用一种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自己的人生际遇，“鸭吃六谷，人分九种，为什么我，做了资本家，而你们，是革命小将，今天来造我的反……这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禀赋，有不同的命运。”这背后渗透的是乡俗社会的民间伦理道德取向：为人要纯善勤劳，各安其命，各司其职。谈到对民主政治的认识，顾老先生与南昌他们更是南辕北辙，他争辩说：“共和制其实是换汤不换药，皇帝换总统罢了……乱世里倒霉的又总归是老百姓，两党火并的时候，货币贬值到什么程度？”他主张一国必有主，认为“民主政治的结果是丧权辱国，八国联军怎么打进来的？甲午年日本人怎么打进来的？都是晓得民主要抬头了。”南昌他们觉得“他们从书本上，用普通话读来的历史，和老宁波口中讲的好像是两种历史。”普通话的教科书的历史是正体历史，在文革时期是被极左意识形态捆绑的历史，而顾老先生讲述的历史则是民间立场的，通过民间话语建构起来的，带有前现代特征的俚俗的历史，是百姓庶民以传统观念和直接生活经验观看到的历史变迁。民间的历史叙事与文革时期简单抽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截然不同的，它生动质朴，但它只能停留于历史的表象，不能形成价值判断和深层认识。

南昌通过“小老大”结识了高医生，她是一个典型的现代职业女性，知识分子，她教给南昌两个词：光和真理。。虽然“光和真理”这两个简单概念的背后隐藏的深奥、博大的意义是南昌不能把握的，但这两个名词毕竟在他的心理生了根。南昌的朋友阿明，在被关押期间，遇到了“王校长”，他教会了阿明数学和逻辑。阿明以审美的方式感受数学之美，最后顿悟到“数学就是一个乌托邦！”。在此，小说尝试调和科学与审美，以绘画解读代数、几何，将现实中的具象和精神世界中的抽象原理结合，以生动灵活的形象弥补理论的晦涩艰深，以理论的清晰明澈规整形象的杂乱无序。王校长认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可证实的世界，一个是‘信’的世界。”而这两者的对话，才创造了真实的现实，人性的世界。高医生和王校长给与南昌他们的是科学主义、人文主义的启蒙，虽然南昌、阿明、陈卓然对这种科学话语懵懵懂懂，但它对他们来说却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与身体的话语相比，进入精神的话语领域将使启蒙上升到更高的层次。

《启蒙时代》以讲述南昌、陈卓然、小兔子、七月等少年干部子弟在文革时期的精神成长为叙事主线，但客观上制造了多种话语间的相互交织渗透的景观：南昌他们的革命意识形态话语，顾老先生的民间话语，嘉宝、舒娅、珠珠的女性话语，“小老大”的浪漫主义的话语，高医生、王校长的科学主义的话语。不同话语形成了关于历史和人生的不同叙事，体现了迥然相异的价值观。小说在此没有偏向于任何一种话语叙事，而是试图在多种话语的平衡和争鸣之中编织出一个整体的历史图景，从而构成一种关于历史的“星座表征”。“星座表征”是本雅明阐释历史的重要概念，在他的论述中，星座与他的“理念”是紧密相连的，他认为历史不存在于任何单一的“理念”之中，因为任何单独的认识都受到一定知识范式或意识形态的局限，背后潜隐着不同价值的需求，而历史只存在于各种叙事构成的图示里。因此，小说中关于历史、人生、社会的多重叙事建构了一个存在多种可能，价值多元的历史叙事，构成了对文革时期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单一、线性历史观的解构。极权主义使自身合法化的重要方式就是将历史叙事纳入其意识形态的逻辑之中，创造出一个进步的、整体的历史神话，它最惧怕的就是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的叙述，以及这些讲述形成的自由论争的图景。阿伦特在《意识形态与恐怖》的文末指出，极权主义有可能坍塌崩溃的时刻就是“历史的每一次开端。” “开端在变成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从政治角度说，它与人的自由是一致的。奥古斯丁说，“创造了人，一个开端形成”这个开端由每一次新生来保证；这个开端的确就是每一个人。”因此，能够战胜意识形态的是鲜活的生动的生命，是人们自由创造、自由思想的精神。

三、市民社会的价值失落与启蒙的未完成

王安忆在《对话：启蒙时代》中强调这部小说中，她有一个“写大的东西的欲望。”小说文本中，这个“大的东西”就是在一个思想专制、匮乏的，精神生活极度萎缩的年代中构造一个一群少年内心成长的故事，实际上就是在时代内部寻出疗救时代病症的思想资源。小说主要人物南昌、陈卓然、七月等人是干部子弟，同样的以这一群体的文革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并不鲜见，如都梁的《血色浪漫》、王朔的《动物凶猛》，但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描绘这个特殊人群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传奇，而是要写出他们思想漫游的传奇，它不是采取一种为历史开罪，为自身立碑的方式来遮掩文革的罪恶，而是通过他们的思想嬗变来质疑文革的激进政治、教条主义以及在此之下的社会运动。但在多番精神旅行之后，作者却将启蒙的立足点置放于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她借陈卓然之口来赞美这种所谓内涵精神价值，体现自由人道的市民社会的生活，引用城邦民主政治，法国大革命中巴黎市民的起义和马克思关于“流氓无产阶级”的论述来论证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自由和繁荣的创造者。最后，将市民社会的价值来源归结于市民对日常生活的笃定。市民是没有空想的，因为他们的生活有着坚实的物质基础，任何教条和辩证于他们都是虚妄的，他们的生活自给自足，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汇聚成时代的嬗变。作者指出：“他们体现了生活最正常状态，最人道状态。这状态就是一日一日过下去，如同数米。”“他们有权力在不经受考验的前提下过道德的生活，他们有权力不损人地过一种利己的生活，这就是人道。”而这种所谓的“人道”在作者看来就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革命和英雄业绩的目标。然而，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是否真的具有这样的价值呢？

首先，市民社会是在现代化过程中，由工业化和消费生活形成的社会，它并不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形态，也不是常在的形式，古代希腊城邦的建构原则与现代的都市是不同的。在此意义上，小说中试图把市民社会的作为一种自在的价值来源，打造“生活本来就是如此的”景象是不成立的。另外，小说中市民社会庸常的生活是和革命英雄的壮业相对比的，作者认为让大多数人过一种平淡的，安宁的生活就是真正的人道，换句话说就是在朴素的道德信条下，如“利己不损人”，过一种功利的生活是符合人性的，然而这种物质主义的功利之心往往导致盲目的行动和利己的后果。最后，日常生活确实有解构意识形态宏大话语的作用，它以细节的无意义性颠覆了整体的意义，以物质的无价值性对抗意识形态的价值体系，从而让人们看到权力的荒诞、虚弱，但是日常生活本身不具有价值内涵，这就决定了它对极权主义的抵抗只能是一场辩证的游戏，它可以使原有的价值消散，但却不能带来新的价值。小说以“启蒙”命题，何为启蒙呢？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指出，启蒙就是可以在一切事情上公开使用理性的自由，换言之，启蒙就是摆脱不成熟的精神状态，在理性原则下，自主、自由地思想，因此启蒙是精神领域的自由，是不受束缚的表达思想的自由，由此人就告别了蒙昧状态，生成了独立的自我意识。启蒙是一种高于日常生活的精神实践，它可以源于生活的启迪，但最终要升华为对经验世界的一种思考和批判。日常生活的物质性、自动性与启蒙的自主性、精神性是相龃龉的。小说在叙事中，创造了多种话语的交织和对话，但在篇末却将启蒙归结对为市民的日常生活的体验，这最终使启蒙落入了虚无主义的陷阱，不能不说是启蒙精神的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