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难事件看媒体伦理道德——新闻论文

    2014年可谓是“空难年”。 3月8日凌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239人的飞机失去联系，航班上共载227名乘客，其中包括154名中国人；7月17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77客机在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边界坠毁，机上283名乘客和15名机组人员全部遇难；7月23日台湾复兴航空GE222班机因迫降失败坠毁；7月24日，阿尔及利亚航空一架MD客机失联，后确认在马里坠毁；12月28日，亚洲航空公司A320客机失联，机上共162人，后确认失事。一系列的空难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也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各个国家撇开争端，积极开展救援行动，也看到了各路媒体及时跟进，纷纷抢占舆论阵地，以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取独家新闻，并能够从全方位、多角度对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但从另一方面，该事件也触发了公众对媒体所表现出来的传播伦理道德问题的关注。本文就空难事件中媒体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反思。

一、大众传媒环境监测功能的失调

    美国政治学家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提出了大众传播的环境监测功能，即：自然与社会环境是不断变化的，只有只有及时了解、把握并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人类社会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传媒对社会起着一种‘瞭望哨’的作用。[1]但是，由于受到商业化和不同利益集团的影响，媒体在报道自然灾害或社会重大事故时，往往不能很好地调节新闻报道时效性和准确性的矛盾，以至于媒体及受众都会从其他渠道获取消息，从而使得流言不断、谣言四起。

    例如在“马航客机失联”事件中，由于官方的搜救、取证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一些媒体和网民不断跟进和爆料，出现了许多关于此事的误传误报等不实消息。如“失联客机降落南宁机场”、“越南搜救人员发现失联客机信号”、“失联飞机被菲律宾海事船发现”等，在“亚航客机失事”事件中，很多媒体也传播了“已找到40多具遇难者遗体”这样的不实消息。这些谣言、假新闻混淆了了公众的视听，降低了媒体的公信力。去年9月，“两高院”公布司法解释，划定了网络言论的法律边界，对于网络谣言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是，在新媒体环境下，除了大众传播，还有其他的传播方式也在流行。例如“微信”及其“朋友圈”具有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的特点，法律一时难以介入，在这种环境下，控制谣言只能靠媒体及公众的自律。

    就媒体而言，对于一些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的报道，消息来源应由权威机构或权威人士来提供，一般来说，主要来自于政府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所做出的文件、报告以及向社会或者新闻机构发布的消息、政府发言人的发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讲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的讲话或者报告等，中央级报刊、大企业、民主党派等一般不能作为权威消息来源[2]，对待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的信息来源，更应该慎之又慎。对于作为网络传者的公民来说，应该努力培养其媒介素养，通过学校、社会、媒体等途径，将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传播到每一个人，使其认识到，在享受利用公共平台发表言论权利的同时，还要对自己的每一句话负责，不能因为自己的言论自由，影响了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和判断。

二、采访过程中同情心的缺失

    笔者在网上的一段有关“马航客机失联”事件的视频中看到，在北京丽都酒店的家属集中区，来自各地的记者挤在狭窄的走廊，每有人进出，记者便会围上去问是不是家属，有的家属哭着说：“别问了”，还有的对着记者大喊：“你们没有家人？！”甚至有一记者问家属：“您现在心情怎么样？”家属生气地回应：“你说心情能好吗？！”此外，一些媒体刊发的家属相拥痛哭万状的新闻照片和镜头也遭到了舆论谴责。同样，在“亚航客机失联”事件中，媒体上也充斥着失联客机家属在机场痛苦的画面，一些媒体在标题中过分强调“客机上无中国公民”，这显示出新闻报道中人性的缺失，外国人的生命同样重要。因此，在这一系列的空难事件中，很多网友和媒体同行都在呼吁媒体要有“同情心”。

    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在1996年修订并通过的《伦理准则》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同情”这一全新的职业道德理念，其第二条指出：“有道德的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像对待值得尊敬之辈那样对待消息来源、报道对象和同事。”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应该“同情那些可能因报道而遭受不利影响的人们……”；“对那些遭受不幸或悲痛的人们进行采访或拍照时要谨慎”；“明白收集及报道信息有可能产生伤害或不快，寻求新闻并不是傲慢自大的许可证”。英国报业投诉评议会批准的《职业准则》第五条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采访涉及个人的悲哀和惊愕时，新闻记者应持同情而谨慎的态度；报刊应小心处理这些材料。”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新闻伦理学教材和论著中，都增加了“同情”的内容。[3]美国佛罗里达中心大学的罗恩·史密斯教授在其所著的《新闻道德评价》一书中，也阐述了“同情”问题。在我国，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同情”的相关条款，但在2009年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第五条第1、2款中也分别提出，要“深入研究不同传播对象的接受习惯和信息需求”、“ 认真研究传播艺术，利用现代传播手段，采用受众听得懂、易接受的方式，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感染力”，可以说，在新闻报道中同情弱者，以成为全世界新闻工作者的共识。

    但在空难事件中，能否对乘客家属进行报道？笔者认为，灾难性新闻报道中，如果对家属信息报道的缺失，也会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产生被动，问题关键是要讲求采访策略，而不是盲目、草率、仓促地进行劈头盖脸的询问。

三、新闻报道的煽情化表现

    在空难事件中，情感代言的泛滥成灾与核心信息的匮乏形成了鲜明对比：虚拟地滴几滴廉价的眼泪是容易的，采写有干货的新闻是困难的。随便打开几个媒体的微博账号，你都能很不费力地找到电子眼泪和鸡汤式的抚慰剂”。[4]的确，在空难事件中，国内的很多媒体热衷于煽情化、猎奇性的报道。比如很多网站都公布了机上乘客在社交网站上的内容，有抒发个人情感的，有向女友求婚的，有向男友示爱的，甚至有媒体在确认客机坠毁后，还在一味的祈祷、祝福。西方“黄色新闻”泛滥的时期，媒体充斥着煽情化、没有思想性的信息，对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而在新媒体时代，具有“黄色新闻”特征的信息又开始复苏，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与此相对应的是，西方媒体对此次事件的报道则注重独家、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甚至国内的主流媒体也不得不转发国外媒体的消息。例如在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一天后，《纽约时报》便调集了30名资深记者在第一时间里写出了18篇报道与分析文章，其中不乏有专业数据和资料，此外，《华尔街日报》、《每日邮报》、CNN、BBC等媒体不断纰漏卫星数据、通讯记录、从飞行轨迹以及飞行时间等信息，写出了有血有肉的报道，受众可以从中找到急需的信息，此类报道甚至对马来西亚政府形成了倒逼机制，推动了相关信息的纰漏与事件的发展。

    西方媒体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掌握重要的数据信息，和他们长期与情报机构、卫星公司建立的信赖关系以及记者搜集信息的能力不无关系，而我国的记者长久以来养成了“听、传、达”的职业习惯，缺乏主动出击的能力，以至于在国际新闻传播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因此，媒体在遇到重大突发性事件时，除了做到快速反应、连续报道外，还应该主动出击、全面观察、智慧引导，对事件的背景及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全面解析，力避事件表面形态的描述和煽情化的报道

四、结语

    总之，媒体在空难事件的新闻报道中，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对新闻信息来源严格把关，不要等官方辟谣后再进行纠正，维护媒体的公信力；同时，要恪守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原则，避免对当事人或家属进行粗暴式的围堵采访，给予其相应的隐私保护和情感关怀；最后作为普通受众，要积极培养自身的媒介素养，不信谣、不传谣，利用社交媒体传递出社会正能量。只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够维护新闻发布时效性和准确性的平衡，健全突发事件报道机制，从而营造和谐的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