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定势与文化再植

1 引言 

如今在我们的日常交际中，人们经常会无意识地从事着跨文化交际。比如，平时人们会观看外国影视作品，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聆听外国音乐……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去从事跨文化交际，比如去国外留学深造或观光旅游，或与他人进行国际进出口贸易等。跨文化交际已早已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L.S.Harms (1973)提出了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交际会经历五大阶段：语言的产生；文字的使用；印刷技术的发明；近百年交通工具的进步和通讯手段的迅速发展；以及跨文化交际。如今，我们就已处在第五个阶段中—跨文化交际。

笔者在英国留学时，曾遇见很多对中国人甚至是黄种人存有偏见的欧洲人。他们在课堂小组讨论的时候，曾公开表示不愿意和中国人分到一个小组；在银行开户时，中国留学生很难能申请到信用卡；在空无一人的公交车站，司机遇见只有黄种人候车时，会疾驰而过……这些鲜明的例子，只是简单的人种歧视吗？不！这些观念都是因为不正确的文化定势所引起的文化偏见，而导致人们常常会以偏概全，忽略文化整体性而做出的不公平行为。

本文，将主要讨论在跨文化交际中，哪些因素会阻碍人类的交际，又有哪些因素可以促进跨文化交际呢？

2. 文化定势和文化再植

2.1文化定势

“文化定势”(Cultural stereotype)的概念最早出现在Lippmann(1922)的《公众舆论》一书中。他认为，世界太大太复杂，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和事进行逐一的亲身体验和认知。随后，便出现了一种类似于人云亦云的现象，将一群具有相近特征的人或事塑造出一定的形象，即“定型观念”（王瑛芳，2008）。这种定型观念就能解释之前我们所提到的例子，即使被访问者并未亲身体验过目的国的文化，他也能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形成对目的国的文化定型，这类定型，我们也称之为“定势”。

由于每个国家及群体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从而导致了各个国家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物质文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比如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中存在着形态各异的文化熏陶，媒体影响，以及从众心理的趋同程度的高低，这些差异往往会导致人们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不同的文化定势，某些消极的文化定势可能会在交际中产生误解，甚至带来“文化偏见”，从而导致交际障碍，乃至发生文化冲突。

2.2 文化定势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

定势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群体中的成员有好的品质，我们就对他们有积极的看法。例如，我们通常会认为英国人是温和的，绅士的，友好的，这就会促使我们在接触英国人时，能更好的和他们交流。因此，积极的定势有时会有益于人类的跨文化交际。然而，即使我们对于英国人有一个相当准确的定势之后，会发现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是温和，绅士并且友好的。如果我们对英国人总是保持这种积极的定势，那就更容易也更危险对一个表现的不绅士的英国人失望，甚至被他欺骗。因此，积极的定势不能够保证定势的积极效果。正如罗恩斯科隆与苏珊娜斯科隆（1995:160）指出的，“积极定势的问题是把不同群体中的成员看作是相同无区别的。”定势最具破坏性的一方面是它不能够评价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人们。这有时被称之为消极定势。马克吐温对法语和德语的评论，被有些人解释为侮辱性的，虽然他用了一种幽默的没有恶意的方式。

2.3 文化再植

在跨文化交际学中，还没有关于文化再植的专门解释，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再植”与我们平时经常接触到的“文化移植”是不同的。“文化再植”是基于“文化移植”的基础上而进行的第二次移植。“文化再植”其实是建立在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种族文化的了解与认知逐步加深的基础之上的。比如，美国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中国功夫文化的了解还不是很多，“东亚病夫”的头衔深入人心；到了六七十年代，受到李小龙的武打竞技比赛以及李小龙电影的影响之后，美国人甚至欧洲人对李小龙和中国功夫的崇拜之情日益增长，他曾多次被评为时代精神偶像，美国曾在1993年和2000年分别发行带有李小龙头像的纪念钞票以及纪念邮票，2008年李小龙被誉为世界MMA（综合格斗）之父，并让美国人逐渐摒弃了中国人与“东亚病夫”一词的关联。在美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定势基础上，李小龙所发挥的作用，就是将中国功夫的精髓以及民族特色作用于文化定势之上。

4.如何进行文化再植

当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汉民族共同体拥有的一套价值和秩序脱离了本民族文化土壤，又该如何获得超越民族和国家的世界认同呢？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简单粗糙的宣教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传播的效果表达，还可能会在他国受众中留下难以更改的刻板印象，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在现今的对外传播中，我们应该学会用国际环境下都听得懂的语言来传播我们的文化，塑造我们的形象。文化传播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一种文化的力量不仅取决于该文化的渗透和扩散力，还取决于文化自身的因应能力（Harms，1973）。也有学者指出，“我们的文化产品在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时候，要力求提供一种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度认识；要特别注意展示中国文化中体现人类普遍价值的内容。” （单波，2010）这里谈到的就是有关文化的普世性问题。关于普世价值，一种争议始终存在，即认为强调文化的普世性会伤害本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和内涵。

跨文化传播需要符号和意义的赋予，因此载体十分重要。而“由文化的层次可以推知，进行国际上跨文化传播的时候，也主要分为‘器’层面的文化传播和‘道’层面的文化传播。”比如，浸润了东方风情的瓷器、旗袍、武术等谓之“器”；融合了华夏文明的思想、行为、交往方式等谓之“道”。正如近年来我们大兴提倡的“和谐社会”这一思想。

“内外有别”，这是外宣工作者耳熟能详的一条原则。“别”在何处？任务、对象、内容、形式都有“别”，还有很重要的一“别”就是语言文字。对外宣传既然主要是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宣传，自然要用外语来进行。最理想的境界当然是我们的外宣工作者都能用外语来写稿和表述。但这在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在现阶段，我国各种形式的外宣品(除少量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媒体外)大多数采取先制作中文稿，再译成外文的办法。事实上，外国人所看到的不是中文稿而是外文稿。一篇好的中文稿，也就是说，符合对外宣传要求的中文稿，在一个外语水平不高，又不懂对外宣传的译者手里，可以变成一篇外国人不爱看、不明白的外文稿。一篇不怎么好、不大符合对外宣传要求的中文稿，在一个外语水平高又懂对外宣传的译者手里，却可以变成一篇外国人爱看、易懂的外文稿。50年外宣实践经验证明，外语是决定外宣效果的最直接因素。这个道理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语言的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就采用了汉语和法语的双语调查方式。

5. 结语

    随着中国的发展，跨文化交际随之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经常忽略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定势对我们的影响，比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的外国学生对中国的不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文化定势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借鉴他国经验，降低他我文化交流时定势产生的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运用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研究方法，将文化定势的消极影响降到最低。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文化再植的重要性，需要看到的是文化再植是双向的，不是单一的，我们在接受不同文化的同时也要注意将本我文化讲述给别人听，只有做到兼容并蓄，我们才能很好的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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