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冲突、困境与生存策略——从《爱的痛苦》到《谁是爱尔兰人？》之三

文化的冲突、困境与生存策略——从《爱的痛苦》到《谁是爱尔兰人？》

三

在《爱的痛苦》的结尾，阿伟企图通过服用变苦为甜的药丸来克服家人之间的误解与愁苦。在充满异化与疏离的现代社会里，人们总是试图在变化无常的复杂之中寻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阿伟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寄望于良方或发明创造，这无疑是缺乏信心的无奈之举。雷祖威将治疗疏离感的“黑色幽默”用于自己的作品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与这种苦涩无奈不同，任璧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轻松乐观的结局。在外祖母不得不搬出女儿家之际，她的亲家贝斯宽容地接纳了她。外祖母起初对希家人看不顺眼，到最后却成了“一个荣誉爱尔兰人”和希家的“永久居民”。她最终迷失在自己的族裔性里，弄不清自己的身份了，不仅是外孙女索非亚，连外祖母也拥有了多种族裔的身份。这种含混与杂化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既非完全美国化，又非完全中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变成了不同类型的人。用任璧莲自己的话说，她很高兴她的人物“似乎超越了他们的种族身份”，成为了“多面孔”的人^[4](P112)。《爱的痛苦》揭示的是文化的困境，而任璧莲更看重的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她为处在美国主流文化包夹围攻下的中国文化提出了生存策略——通过继承和学习，以宽容开放的姿态面对多元文化背景，把握住时代的特性，铸就自己新的属性。这同样也是长期生活在东西方文化夹缝之间的华裔美国人所应采取的文化对策。

在谈到美国多元文化中的同化问题时，任璧莲承认，“我也在异于我的血统渊源的文化中被同化”；但她同时又说，如果一种文化“只崇尚暴力与归顺”，“要我与过去温暖我，滋养我的移民文化断绝关系”，“背叛我身上最真最美好的部分”是不可想象的^[4](P112)。深受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任璧莲提倡和拥护的是“美国色拉碗”的概念，即肤色不同、传统各异的各个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互相尊重、平等相待，打破“中心”与“边缘”的对立模式，无所谓主流非主流^[5](P298)。在她看来，不同的移民来到美国这个新世界，都会经历文化适应，面临文化困境，遭遇到文化认同危机，而各民族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交流与融合的倾向。她表示，“每一个活着的文化都会经历不断同化的过程”，“我不得不承认我身上最好最真实的部分是继承和学习的结果”^[4](P112)。她不认为“美国人”与“中国人”的概念是截然对立的；她乐观地相信，能够做到有所取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融东西方文化的优点为一身，就是她心目中的“美国人”。

如果说雷祖威的写作目的在于增进两代人之间的了解，去消除横亘在他们之间的代沟，那么任璧莲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了一步；她重新审视了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生存策略。在《爱的痛苦》的完结篇《遗产》中，雷祖威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我基因的最初颜色，它就是我的遗产”。尽管新一代华裔在文化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流淌在他们血液中、存在于他们DNA中，决定他们生命的某些东西是不会变的。盲目固守传统中国文化固然不可取，但是全盘接受、生搬硬套白人的强势文化同样不会有出路。任璧莲在强调认同的重要性的同时，乐观地提倡东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我们有理由期待她和其他的华裔作家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贡献出不是作为华裔美国人，而是作为作家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Simpson, Janice C. Fresh Voice Above the Noisy Din [J]. Time, June 3, 1991. 

[2] 张子清.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种族裔性的强化与软化——雷祖威访谈录[A].吴宝康,王轶梅译.

[3] 林茂竹.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座谈会纪要[A].单德兴,何文敬.文化属性与华裔美国文学[C].台北:欧美研究所, 1994.

[4] 多元文化主义语境下的当代华裔美国文学——美籍华裔作家任碧莲访谈录[J]. 国外文学, 1997(4): 112-13.

[5] 石平萍. 试论《典型美国人》中的文化认同[A]. 程爱民. 美国华裔文学研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88-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