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应制诗源流考论——文学论文

 在中国古代的诗体中，应制诗是算是一种听命的文学文本，它是臣子指应帝王之命而写作的诗。据《史记·秦始皇帝本纪》载，秦始皇帝的“命”，称“制”；“令”为“诏”。历代相沿，所以臣下应帝王之命而吟诗和诗，逐渐称应制。早期的君臣唱和，并不如后世那么在字面上讲究，像王粲写了不少应制诗，但字面上却没有标明应制诗。只有曹植惧怕曹丕疑忌，在行文上十分小心，曹植有《应诏诗》。此后，西晋张华有《祖道征西应诏诗》、《祖道赵王应诏诗》。应制诗早期还称应令诗，陆机有《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赋诗》。南北朝时，应王公大臣或比自己尊贵者之命而写的诗，称应教诗。应诏、应令的诗，大都为五言，但可长可短，无一定之规。曹植诗《应诏诗》48句，陆机诗44句，张华的两首诗，一首14句，一首18句，潘尼的《皇太子集应令诗》16句，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22句，而南朝梁刘孺的《侍宴饯新安太守萧几应令诗》却只有八句：

芝殿近薄景，画室写油云。玄览多该洽，圣思究前闻。

微密探精义，优游妙典坟。饮饯参多士，言赠赋新文。

 南朝刘宋谢庄的此类诗，始称“应制诗”，如《七夕夜咏牛女应制诗》，共14句，但他有时也称“应诏诗”，至南朝梁沈约也是如此，称应诏、应制、应令的均有，但称应制诗的较多，其句式大都为五言诗，个别像沈约的《三日侍凤光殿曲水宴应制诗》是四言二十四句，这类诗大都以歌功颂德与应景为内容。

  入唐以后，这种宫廷贵族诗歌盛于往昔，据任雪芸《略谈应制诗—从应制诗看唐诗的发展》一文统计：《全唐诗》中，共有177位诗人创作了733首诗应制诗。创作超过20首的诗人达8位，足见应制诗的盛况。此类诗的称谓，开初也延续六朝之风，称应制、应诏、应令者均有之，但自武则天规定应皇帝之命而作为应制，奉皇后、太子之命，称应令，奉诸王命而作的称应教。一般称“应制诗”，不再称应诏。应制诗、应令诗、应教诗统称为应制诗。句式除教个别以绝句形式出现外，也由最初的八句、十句、十几句，直到几十句不等，但后来一般是采用五言六韵或八韵这一排律形式，而且也出现分韵得某字、赋得某某题以及赋得某某句的格式，如虞世南有《赋得临池竹应制》等，这为后来的“赋得体”开了先声。初唐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宋之问、沈佺期、李峤、苏颋张说以及上官婉儿等，都是写应制诗的好手。数量最多要属张说，他有应制诗达70首。宋之问许多应制诗被当时人所推许，如《奉和九日幸临渭亭登高应制得欢字》：

令节三秋晚，重阳九日欢。仙杯还泛菊，宝馔且调兰。

御气云霄近，乘高宇宙宽。今朝万寿引，宜向曲中弹。

这首应制诗尚是五言八句四韵，对仗工稳得体。后来逐渐向五言六韵、八韵靠拢，像苏颋的《奉和晦日幸昆明池应制》、奉和圣制幸礼部尚书窦希玠宅应制》均五言六韵，而其《奉和幸韦嗣立山庄应制》、《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得兹字》均五言八韵。虽然在句式上以五言六韵或八韵占大多数，但唐以后，应制诗有的是五言，也有的是七言，有八句、十几句、数十句不等。像金代僧人重玉的《从显宗皇帝幸龙泉寺应制诗》、刘基的《侍宴钟山应制》是七言八句的律诗。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中，应制诗有三十四首，有七言古诗二首、五言律诗五首首、七言律诗三首、七言绝句二十一首，六言绝句二首，只有一首名为《应制题百字图》是五言排律，十六句。清代明珠的《汤泉应制》却是五言排律四十八句。足见应制诗不如试帖诗要求那么严格。历代的应制诗在内容上不离颂圣、写景、咏史、咏物之类。其中有些写景、咏史、咏物诗尚可一读，如张居正的《应制题画四首》之一的《牧童竿悬蛙蟹》：

释却沾途苦，闲来弄钓竿。禾黍千顷熟，烟雨一蓑寒。

处处溪流满，山山秋色阑。不知田野乐，为向画图看。

    其它像清代明珠的《汤泉应制》，写皇帝出行赴汤泉的堂皇庄重的场景与沿途的景色的秀美，相互交映，在清代应制诗中堪称佳作。在风格上，应制诗确如宋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二所云：“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典实富艳尔。”自唐以后，应制诗的典雅富艳，成为此类诗的一大特征。帝王藉显示自己的文治武功，而大臣则靠它显露才能，邀得恩宠，捞取政治权力资本。真正显示诗人个性的则少得可怜。历代应制虽然数量不少，但能脍炙人口的也只有像李白的《清平乐》寥寥数首。但李白的《清平乐》已开启应制词的先声。

    宋代出现了应制词，当是应制诗的一种重大发展与演变。早在唐代，文人就为教坊或歌女写乐府歌词与曲词，宋代尤盛，此为应歌词。词产生后，为娱乐皇帝、贵族，文人也写作应制词。木斋在《早期应制应歌词的词史意义》（见《江海学刊》2005年第3期）指出，应制词着重体现了与宫廷文化的关联，应歌则着重体现了词体作为音乐文学的性质。应制词首先是从应制诗中蜕变出来的。词体在滥觞时期，应制乐府与应制词之间的界限很难区别。早期应制词是词体产生的中心环节。唐代的声诗，有些就是应歌词，如李白的《清平乐》四首，《碧鸡漫志》卷五说是“乃是令白于清平调中制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四载：“宣宗爱唱《菩萨蛮》词，令狐相国假其新撰密进之，戒令勿他泄，温遽言于人，由是疏之。”词体在宋盛行后，文人为应帝王娱乐之需，不时撰写新词以进就更加频繁。这就出现了写作应制词有名的词作家，如柳永、夏竦、王观、周邦彦、万俟咏、晁端礼、邢俊臣、康与之、曾觌、张抡等。今存应制词有数百首之多，内容也如应制诗一样，首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主，所以在风格上以富艳精工为上，像宋代夏竦的《喜迁莺》：

    霞散绮，月沈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这首应制词被元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词附》中评为“富艳精工，诚为绝唱。”宋之周邦彦为宋徽宗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常应命制词曲，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王都尉诜有《忆故人》……徽宗喜其次意，犹以不丰容宛转为恨，遂令大晟府别撰腔。周美成增损其词，而以首句为名谓之‘烛影摇红’。云：‘芳恋匀红，黛眉巧画宫妆浅。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早是萦心可惯，向尊前，频频顾眄。几回相见，见了还休，争如不见。   烛影摇红，夜阑饮散春宵短。当时谁会唱阳关，离恨天涯远。争奈云收雨散，凭栏杆，东风泪满。海棠开后，燕子来时，黄昏深院。’”（此与《钦定词谱》文字有异同）王诜词本小令，周邦彦合王诜与毛滂《归去曲》二者，别创双调的《烛影摇红》，但经增改后，确实宛转蕴藉。应制词与应制诗有不同，词与诗相比，更是愉情娱乐的文体，所以也并不一味地典雅庄重，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与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三十五载：宋康与之在翰院，重九遇雨，奉诏撰词，口占《望江南》：

重阳日，四面雨垂垂。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路上水平脐。冷浸倒东篱。 茱萸胖，黄菊湿虀虀。落帽孟嘉寻蒻笠，漉巾陶令买蓑衣。都道不如归。

    这首词以诙谐出之，宋高宗读此戏谑词后，为之启齿而乐。可见应制词的另一种功能。宋以后的应制词大都沿着这种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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