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江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的曲调来源——音乐论文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中，音乐活动作为发动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是我党领导革命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达到组织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对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 在决议中规定要运用红色歌谣等形式编写教材，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左江革命根据地位于中越边境，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的一块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为贯彻《决议》精神，以李明瑞、张云逸等革命家为领导的左江革命根据地，通过通俗易唱的歌谣形式将革命宣传工作与群众革命斗争相结合，使红色歌谣的创作走上大发展的新阶段，出现了“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的景象。地处西南边疆的左江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具有专业音乐素养的革命者不多，真正能进行音乐创作的情况较为罕见，绝大部分的红色歌谣都是在口头流传中不断被群众修改加工、借曲填词而产生的。根据现在有据可查的资料，可以将左江流域这些充满革命性、战斗性的红色歌谣的曲调来源基本确立为三个方面。

一、传自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创立以后，党组织和人民政权都十分重视革命文艺的宣传作用，红色歌谣蓬勃发展。其中有一部分歌谣随着革命火种的传播来到了广西，成为左江流域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比如《当兵就要当红军》、《农工联合歌》、《少年前锋队之歌》等。最初左江流域的革命军民传唱来自江西的红色歌谣是带着自发的因素，主要是用歌谣来宣传革命真理，号召革命。龙州起义后，随着红八军政治宣传工作的逐步展开，为了更好的凝聚革命力量，红八军指战员将一些耳熟能详的江西红色歌谣填上了反映左江革命斗争现状和根据地军民自己生活的歌词，从而更容易受到群众的喜爱。比如将《当兵就要当红军》这首苏区歌谣的旋律略加修改并重新填词，改编成了反映红八军革命斗志的《红八军杀敌歌》。

从谱例1和谱例2中我们可以看出，两首歌曲的曲调基本相同，《红八军杀敌歌》在原曲的基础上将结束句的速度略加修改，使最后结束的高音更为强劲激昂，并增加了两个小节的语气助词，在强拍上强收，演唱时更为铿锵有力、气势逼人，简单易懂的歌词不仅把红八军展示奋勇杀敌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形象生动的刻画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革命鼓动作用。这些歌谣虽然旋律传自江西中央苏区，但是在传播和改编后具有了独特的左江革命根据地气息，它是不仅革命斗争的产物，也是陪伴、激励着红八军战士和左江革命根据地民众的战斗号角。

二、民间古曲改编

中国几千年来流传下了许多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古代音乐，左江流域的革命群众能够很巧妙的将民间古曲为革命宣传服务，通过改编填词的方式，让这些古老的音乐焕发出时代的革命性。比如《苏武牧羊》，这是一首著名的汉族古曲，歌颂了汉代使臣苏武出使勾奴不辱使命，身陷敌邦气节不败的古代英贤故事，其曲调悲凉庄重，适于严肃场合演唱。该曲因颂扬了主人公苏武高尚的德行、不屈的气节而在全国大江南北的广泛流传，上世纪初更是作为学堂乐歌的代表作品在左江流域盛行。左江革命根据地民众取材现实生活，将这一古曲与当时火热的革命斗争相结合，改编了多首具有鲜明革命性的歌谣，《我们为何这样穷》、《诉苦道情》等歌谣便是根据古曲《苏武牧羊调》进行填词改编的。 

从谱例3《苏武牧羊》和谱例4《我们为何这样穷》的谱面上看，两首歌曲的记谱都是F调，咋一看好像两首曲子的旋律完全不同，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再仔细哼唱会发现，两首曲子的旋律走向很接近；如果将红色歌谣《我们为何这样穷》的调号上升一个小三度改为降A调，则会发现两首歌曲旋律框架是相同的，只不过《我们为何这样穷》的旋律更为复杂一些。这是改编者采用了综合加工法的改编手法，通过旋律加花、改变调式等手法将原《苏武牧羊》的曲调化简为繁，使原曲面目一新，但是旋律的总体轮廓不变。而且加花过后的旋律显得更为流畅，节奏也更为紧凑，具有明显的宣传鼓动作用，不仅揭露了地主土豪剥削人民的本质，更号召广大民众奋起反抗，略带悲伤的旋律与铿锵有力的节奏相配合，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由《苏武牧羊》改编的革命歌曲在左江革命根据地还有一首《诉苦道情》。 相比而言，除调式在记谱时发生变化成降B调外，《诉苦道情》的旋律与《苏武牧羊》基本相同，没有变化。歌词增加为四段，采用壮语演唱，叙述了左江各族人民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剥削的悲惨生活以及对革命翻身做主人的向往。由此可见，鉴于《苏武牧羊》的曲调较为悲壮，改编的红色歌谣内容多是控诉黑暗社会，激发民众革命。

三、结合本地山歌

红色歌谣之所以能在教育人民、瓦解敌人、鼓舞斗志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是因为它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左江流域各族人民素来喜爱唱山歌，很多大字不识的民众却成为天生的歌手，常以山歌抒发感情，甚至以歌代言。尤其是壮族，自古以来每年重要的传统节日，左江流域的壮族群众都会集群结队的赶歌圩、唱山歌。在左江这片素有“歌海之乡”称誉的土地上，山歌、民谣等形式本身就为广大群众所熟悉，早在1926年，易挽澜在龙州下冻区组织农民运动、开办平民夜校时，就将当地山歌与革命宣传联系起来，填词创编了大量的革命歌曲，让革命思想透过壮族山歌渗入农民心中，在当地影响深远。根据地建立后，革命者把这些千古传唱、遍及壮乡的山歌民谣作为战斗武器，赋予了革命内容，把革命文化和群众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创编出了很多具有浓郁壮乡风情的革命山歌。从至今仍在靖西、龙州能地流传的革命山歌《左江流水慢悠悠》可见一斑。

这首根据左江靖西壮族山歌改编的红色歌谣《左江流水慢悠悠》，是比较罕见的二声部形式，曲调清新，采用徵调式写成。歌词采用七字一句，上下两句成一组，韵脚工整；每一句在演唱时都加入了“嘞、啊、呃”等语气助词，再辅以旋律中大量使用的装饰音，使歌曲具有了壮族山歌婉转悠长的特点。歌谣叙述了兵慌马乱时期人民背井离乡的悲苦生活，也唱出了壮族人民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以及团结一心反抗压迫的决心。

土地革命时期，这些革命山歌的内容,都是反映左江革命根据地人民自己的斗争生活，朗朗上口，极具感染力，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当是无论大人、小孩几乎都会唱上几首歌谣。这时期的歌圩也因为革命山歌的演唱、对唱，而充满了革命的气息。

结语

与中央苏区丰富的音乐宣传活动相比，位于桂西南少数民族边境地区的左江革命根据地，由于存在历史短暂、文化基础薄弱等因素，革命宣传较为单一，基本是以红色歌谣的形式开展的，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恰恰是体现了左江流域是歌海之乡的壮族文化特点。左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与中央文化政策、中央苏区的革命音乐文化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是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加以创新，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地域特点，对本地区优秀民族民间文化进行弘扬。左江革命根据地的歌谣活动虽然繁荣时期短暂却影响深远，正是通过歌谣的形式唤醒左江民众大觉醒、宣传革命主张、鼓动武装斗争，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左江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而独特的贡献。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wy/299.html  《音乐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