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丁玲在陕北时期的创作调整

20世纪40年代初，战时环境比较复杂，初到陕北的丁玲由于写作了《“三八节”有感》等作品以及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时期收录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触及了政治敏感话题。

针对丁玲的“错误”的批判很快就降临到她身上了。1942年4月初，延安高级干部学习会上，《“三八节”有感》受到严厉批评。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第一个发言，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联系在一起批评。然后，贺龙质问丁玲：“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没谈丁玲、王实味的事，火药味之足，可见一斑。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他力排众议，一言九鼎，保了丁玲：“《“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毛泽东的区分使丁玲躲过了一劫。

丁玲在对毛泽东的感恩中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创作。

一、感恩心理下的创作调整

《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之后，丁玲拿出的第一个作品是报告文学《十八个》。两篇文章的问世，间隔仅仅在二十天左右（前者1942年6月16日发表，后者同年7月3日写成，7月9日发表），丁玲报恩之心的急迫，可见一斑。《十八个》是纪念抗战五周年的“应景”之作。丁玲应朱德总司令之邀，在八路军总司令部办公处，埋头“恶补”了两天电报，就是依据电报里的素材写成此文。

《十八个》虽然文学价值很有限，却标志着丁玲创作上的重要调整。她暂时放下了小说创作的笔，拿起了纪实、非虚构的笔。通讯、速写、报告文学，成了她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的主打产品，这些体裁的作品被她自己统称为“短文”。丁玲这个命名，有很大的随意性，并不科学。短，本来应该用于说明文章的篇幅、字数，与体裁无关，与是否虚构无关。丁玲脱口而出，称之为“短文”，是不是泄露了她内心深处对于这些纪实性文字隐隐的鄙夷和不屑呢？短者，小儿科也？ 笔者并非妄作揣测，毕竟丁玲在《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跋》曾经明确说过她“不喜欢写印象记和通讯”。

 丁玲的个人化选择，得到了集体的、政策的、意识形态的支持，自然会产生更大的积极性，于是在中宣部这个《决定》出台的同一年——1943年的冬天，她又一鼓作气写出了《二十把板斧》。“它描写了县游击队长老蔡带领二十五个游击队员，摸进敌伪的碉堡，用二十把板斧干脆利索地砍掉十五个敌人，并缴获了大批枪弹的故事，显示了游击战士的机智和勇敢，说明不管敌伪怎样残忍，革命人 民终究是能够战胜他们的。”[1]

1944年6月，丁玲参加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根据会上采访所得，写了《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内容是一个过去“无土无地，欠粮欠账”的“买卖”人田保霖，在新政权下转变成“和共产党一道，热心为人民服务”的边区合作社模范主任。《田保霖》发表的第二天（1944年7月1日）上午，丁玲就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得到毛主席赞扬。

在丁玲心目中，大恩人毛泽东这些做法，都不是随意为之的，都是意味深长的，似乎充满了玄机，值得反复涵泳。“派通讯员去通知丁玲和欧阳山，到枣园来汇报合作社工作会议的情况，这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吗？何必写信呢？就算是非写信不可，也不见得必用两个‘庆祝’，告诉他们拜读了他们的大作，并约他们面谈，不是也挺好吗？写了信，谈了话，并且留两位作家吃了晚饭，为什么还要在高干会议和其他场合一说再说丁玲和她的《田保霖》？”[2]仔细思量之后，丁玲得出的结论是：“我明白，这是毛主席在鼓励我，为我今后到工农兵中去开放绿灯。他这一句话可以帮助我，使我通行无阻，它是为我今后写文、做人，为文艺工作，给我们铺一条平坦宽广的路。” （见于丁玲《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丁玲得出“开放绿灯”的结论，并不奇怪。这件事可以称为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所说的“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5]在“毛泽东／丁玲”这个人际系统里面，主要的情感联系是感恩，基本关系是“施恩／感恩”，毛泽东已经已经在丁玲心里牢牢占据了“恩公”的位置，这已经形成了心理定势，那么，毛泽东随便说一句话，随便做一件事，都容易被丁玲读解为主席的又一次施恩，也容易被她夸大施恩的程度，直至认为是“开放绿灯”。

毛泽东对丁玲“开放绿灯”，对于丁玲是极大的鼓舞。《“三八节”有感》所引起的风波，还让丁玲心有余悸，所以她始终小心翼翼。毛泽东的赞扬，无疑是对她的创作调整的肯定，表明毛泽东己经认可了她新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姿态，这对丁玲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说明丁玲调整后的创作已经重新融入革命文艺运动的主潮了。“还有什么比对这个伟大时代的真实记录更值得炫耀的呢？何况这段文学生长在怎样的客观环境里！”[3]丁玲的路走对了，她重新成了延安的文学英雄，再次占领革命话语的高地。

二、丁玲创作的进一步完善

受到毛泽东表扬和鼓励的丁玲，再接再厉，马上在1944年7月写了报告文学《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她紧锣密鼓地采访了刘伯承、蔡树藩、杨秀峰、陈赓、陈再道、陈锡联等将领，在闷热的天气里，躲在窑洞里，一边扇扇子一边写，用了一星期时间完成。丁玲在《＜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自序》实事求是地说：“从文章本身来说，我自己是不满意的。刘伯承本希望我再从头修饰一次，我却以时间关系而没有再加工。所以只能做一篇实录来看，而并非一篇文艺性的报道，或文学的散文。”

尽管清醒、客观地意识到了文学性的缺失，丁玲还是在她自己铺设的短、平、快的轨道上，一意孤行地滑行下去。1944年6月，和陈明、画家石鲁到柳林区麻塔村访问，归来后写了《三日杂记》。8月，以难民纺织厂为题材，写了《记砖窑湾骡马大会》。10月，写了《民间艺人李卜》。12月，参加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根据采访所得，写了《袁光华——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从1942年6月到1949年10月，丁玲生产的“短文”，超过了30篇。此事绝不可等闲视之，因为在左联时期，丁玲“除了为一些小说写前言，后记，为刊物写编者的话，以及小简外，很少写散文，总共不过六七篇。”[4]从六七篇到三四十篇，数量的剧增，颇为耐人寻味。

    三、丁玲创作调整的评价

关于那些她所谓的“短文”，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写到：“在写了这几篇之后，我对于写短文，由不十分有兴趣到十分感兴趣了。我已经不单是为完成任务而写作了，而是带着对人物对生活都有了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已经有意识的在写这种短文时练习我的文字和风格了。”

短短几句话，就泄露了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从中知道：丁玲对“短文”的写作，其实“不十分有兴趣”！不十分有兴趣，是委婉的说法，其实就是兴趣寡淡。创作是作家个人的事，应该是高度自由的，没兴趣的就完全可以不写，可是丁玲却在大写特写，一直坚持写到“十分感兴趣”的程度。“十分有兴趣”其实可能性很小，为什么呢？因为丁玲自己拆穿了自己的话，她承认她其实是把短文当作文字和风格的练习！（丁玲的丈夫陈明更准确、直接地指出这是丁玲“为今后写作长篇钻研基本功。”[6]）文学艺术上的一切练习，往往都有一种“非正式”的意味。俄国大作家果戈理就深谙这种“非正式”意味，他对朋友说：“写东西的人不能放下笔，就像画家不能放下画笔一样。每天必定得写点什么。要把手训练得完全听从思想。”[7]非正式的文字，根本不能帮作家获得、加固、提升其文坛地位，是不会被作家重视的。

也许短文可以练习文字，练习风格，但是丁玲在写短文之时，付出的心理成本、情感代价究竟有多大，就难以确知了。要写通讯、速写、报告文学，就要采访工农兵群众，接触那些普通人。对于一个具有“莎菲性格”的人来说，做到这一点，或许并不容易。1947年5月29日，此时丁玲的创作调整已经进行好几年了，在工农兵群众中间摸爬滚打已经好几年了，当她和群众在一起的时候，竟然还是“不感觉舒服”，那么可以想见，当初她采访田保霖、李卜、袁光华的时候，不舒服的感觉应该更强烈！也就是说，她压抑着“不群众化”的性格去接触群众，隐藏着“不随俗”的个性写下那些随俗、通俗的文字，克制着不舒服的感觉去歌唱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心理成本、情感代价不可谓不大！付出了高昂的心理成本、情感代价，却仅仅换回了数量可观、质量平庸的短文，难道不是丁玲的一种悲剧吗？

已经调整完成的创作姿态，即便是不折不扣的悲剧，也不容易改变了，会被一直顽强地、僵硬地维持着，直到1946年1月9日，丁玲出席新华分社和晋察冀日报社举行的茶会，她还在发言中提倡多写短文：“要写好短文，就要更多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经常注意报纸和研究材料，加强自己的政治修养和政治敏感。”不过，此时距离1942年的王实味事件毕竟过去差不多四年了，《“三八节”有感》引起的恐惧和后怕已经渐渐淡漠了，批量生产“短文”的功劳似乎也能抵消她的“罪”了，丁玲已经在跃跃欲试，要拾起尘封已久的长篇小说创作的笔了。次年，丁玲就捧出了小说《果园》（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节选）。作为一个非凡的作家，丁玲终究还是能够走出她的创作误区的，但是，此前她毕竟在严峻的政治生态中，被恐惧、感恩合成的“动机簇”的推动下，煞费苦心地进行了政治自救和创作调整，走了长达数年的弯路。这是令人遗憾的，也是难以否认的。

本文来源：http://www.zzqklm.com/w/zw/1534.html《芒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