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丁小说中的人物语言分析

    出身于英国汉普郡，后来迁居乔顿的著名女作家史蒂文顿简·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以描绘自己周围的小天地著称，其小说《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813）、《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1811）皆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奥斯丁的父母都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此，奥斯丁虽然没有进过正规学校，但是家庭的优良条件和读书氛围，培养了她写作的兴趣和对语言精心锤炼的习惯。奥斯丁的小说中，又以女性人物的语言最为精妙，这是与作者的性别身份息息相关的。由于从小涉猎文学书籍，奥斯丁一生之中最讨厌的事成为普通的家庭主妇，而是想通过自己的才华来决定命运。因此在奥斯丁小说中，女性往往性格鲜明，精神独立。奥斯丁的小说早期比较关注男女之情，人物语言多缠绵悱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奥斯丁的文学修养的不断提升，最初的男女之情已经慢慢升华到了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但此时人物之间的语言依然不失女性的柔情，且男女之间，父辈与子女辈之间以及女性之间的语言也均写得各具面貌，气韵生动，有着来自生命体验的熟稔感。因此，奥斯丁被认为是运用语言的天才，不仅每部小说中都能看到她对当时语言的创新，且人物的语言往往都能运用得恰到好处。

    近百年对奥斯丁的研究资料不断更新，很多人肯定了奥斯丁在艺术和思想上的成就，肯定了其在把握女性的心理世界、在文学中表露人性关怀上的探索。但对奥斯丁小说语言的研究却依然是不够的，因此本文着重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根据奥斯丁三部不同时期的作品《傲慢与偏见》、《爱玛》和《劝导》来对奥斯丁小说中人际关系语言的运用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

一、 人物语言的合作原则理论男女关系的刻画——以《傲慢与偏见》为中心

    合作原则的出现最早来自于美国著名语言哲学家格赖斯，他认为人在交际过程中或多或少会遵循合作原则，从而达到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合作原则的原理是对话双方在进行语言交流时必须精简有力，通过信息的互换来达到双方获取信息的目的。而奥斯丁的早期小说《傲慢与偏见》着重刻画了不同阶层和涵养的男女关系。如同小说名字“傲慢”与“偏见”，作者通过对身份的细致刻画来展现恋爱男女在面临阶级问题时内心的变化。小说中涉及四对夫妻，十位未婚女士，四位未婚男士，他们中的关系或者和谐或者冲突，夫妻之间有些以感情为基础，但更多的是以金钱为目的，这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并不稀奇。奥斯丁通过男女之间大量的对话，来达到语言带给人物的饱满度。

    合作原则的目的是通过妥协和协助，来达到双方沟通的顺利进行。小说中夏洛蒂由于痴迷柯林斯，在短暂的交往后便选择结婚，但婚后夏洛蒂无法忍受丈夫柯林斯的无知和傲慢，常常生活在恐惧中。伊丽莎白在调节两人关系时，更多地倾向于柯林斯，不是因为伊丽莎白对权贵的倾慕，更多的是通过妥协来达到交流的目的。而伊丽莎白在和达西谈话中也遵循着这套理论，双方通过交流、协助来达到有问必答、知无不言的目的，从而化解两人最初的印象傲慢与偏见。在伊丽莎白和达西会话中，能够看到奥斯丁对语言精湛的应用，伊丽莎白满腹经纶的大道理以及达西严苛的辩驳，都能看出奥斯丁在语言表达分寸上的拿捏。合作原则的反面例子应该属于贝奈特先生和贝奈特太太的对话，由于两人在性格、文化涵养方面的差异，在语言对话中贝奈特先生常常采取答非所问或者故意误导贝奈特太太，致使贝奈特太太在女儿面前大出洋相。由于贝奈特先生对太太粗俗和势力的藐视，所以常常采取不合作的谈话方式。这种典型的奥斯丁表达方式贯彻了整部小说，对粗俗的和势力的鄙视一直是奥斯丁小说的主题思想。奥斯丁认为人之所以粗俗、势力，跟他自身的学问不无关系，正是由于知识储备的不够，所以在修养、谈吐方面达不到贵族的标准。

二、 人物语言与人际功能理论的应用价值——以《爱玛》为中心

    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人在交往过程中依靠语言来展现自己的思想和判断，从而形成影响他人行为的动机，这是保持人际关系不可或缺的方法。人际功能理论强调语言的社会意义，主要由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构成。语气系统主要是展现说话者的社会地位，通过语言表达来达到某种目的。而情态系统更多蕴含说话者的态度动机，其结构主要是由情态动词构成。《爱玛》作为简奥斯丁最成熟的作品，其语言驾驭能力更是得心应手。小说通过塑造一个幼稚而自负的女主人公并使她成为一系列反讽的对象(因其自以为是的臆测一次次在现实中遭受挫败),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从幼稚走向成熟并最终获得幸福的女性的故事。奥斯丁认为，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因此她在《爱玛》中将家庭关系放在人物刻画的第一位。小说描写了爱玛的成长烦恼，她对父母的误解和青春期的狂躁，都使小说感情氛围呈现的更完整。

    语言系统的表达方式主要分为直陈、命令和疑问语气三大类，从表达方式能够反映出人物的内心和性格，并揭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例如，小说中伍德豪斯先生对小女儿爱玛大多采用直陈语气，扮演语言关系的领导者，通过对爱玛行为的肯定、鼓励来维持两人的关系，完全无视爱玛的缺点，从不对爱玛的自私行为进行批评。同时，爱玛的另一个监护人前家庭女教师韦斯顿太太，虽然对爱玛的无理取闹有过质疑，但一直压抑自己的语气，正是因为两人的宠溺和放纵导致爱玛无理取闹、自私性格的形成。小说中伍德豪斯先生是一位思想的弱者，他惧怕外界的一切变化，在爱玛提出拜访亲友时，伍德豪斯先生提出种种理由来阻止爱玛的出走。甚至在拜访父女两人都日思夜想的韦斯顿太太方面，伍德豪斯先生也采取严厉的拒绝态度。此时奥斯丁在语言运用方面显得更为成熟，依靠语言来解刨人物地内心思想。奥斯丁不再局限于语言的交谈，而是通过语言升华人物的内心感情色彩。

三、 话语表达理论与女性人物关系——以《劝导》为中心

    语言表达理论可以按照叙述者介入来划分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和权利。主要包括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不同话语的表达方式，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和人际关系的建立都有直接影响。《劝导》有别于奥斯丁的其他情感小说，更强调女性的独立和自觉，以及女性之间的人际关系。小说体现出她对当时传统婚恋伦理观的不满和批判,并尝试重新营构理想的婚恋伦理意识的诉求。奥斯丁在人物心理的变化描写的更为深刻，语言表达理论也更有层次感。在《劝导》中伊丽莎白•埃利奥特的话语常常表达的过分直接，在字里行间都表现出对妹妹安妮•埃利奥特的傲慢和不屑。而在对待外人方面伊丽莎白则显得非常有耐心，除了藐视妹妹安妮的谈吐修养外，对妹妹极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伊丽莎白嫉妒的主要原因。而安妮则与伊丽莎白截然相反，她充满了智慧和修养，在对待人和事上总是礼让三分，将自己放在聆听者地位置上。两者的差异注定了姐妹之间的矛盾，此时奥斯丁通过语言来展示了两者的修养。

    此外，小说中伊丽莎白的话语常常既有引述句又有引号，而安妮的话则常常省去引述句，无法明显表达出安妮的身份，这反映了二人在家庭中的地位，伊丽莎白属于强势的领导者，而安妮则属于弱势一方。语言的表达可以折射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内心世界，安妮之所以有较高的修养，来自于她长期的内心压抑，通过知识的阅读来释放内心压力，并且找到生活的话语权。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高傲态度，自然会对意见的吸收采取回避态度，伊丽莎白之所以野蛮粗俗，跟她骄傲的态度不无关系。奥斯丁没有像其他同时代小说家，将大的主题侵入故事中，通过对人物的刻画来展现内心世界和社会环境，《劝导》这本奥斯丁生前最后的小说，通过对安妮细致的刻画来展现女性独立的思想，并且呈现出在对待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女性主义。

    在十八世纪的英国并不缺少作家和思想家，简·奥斯丁以女流之身独树一帜，她的作品能够不受时代和地域的限制，得到世界读者的广泛阅读，并被广大作家借鉴，本身就是多方面的极大突破。这除了简·奥斯丁小说大多涉及爱情与婚姻生活这一生活永恒的主题外，其对语言的运用能力也是成功的主要因素。奥斯丁对男女主角的感情刻画极为细致，且人物语言生动贴切，以至于拍过奥斯丁作品的导演如李安等，都表示奥斯丁的小说在影像化时并不用做太大的改变，作品因为流畅自然的人物语言使它本身就是一部非常优美的剧本，只需要找到小说中适合的场景，提升演员的演技就能呈现出一部优秀的作品。在女性主义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奥斯丁的小说也并未过时，女性的本原面貌与当代社会的生活细节、人际关系也依然需要对语言高度敏感的作家进行自觉的，深入的体察，思考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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