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地位分析

    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历史中有着重大的影响，而其中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更是不可忽视的，在当时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在1949年以后的长时间内，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功绩也逐渐被忽视，在此期间，台湾学者强调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在大陆推崇鲁迅和李大钊，不仅如此，在1951年间所出版的华岗《五四运动史》中曾表明“虽然陈独秀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以新文化运动创建自己的领袖地位，但在实际的调查中却发现，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以及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都是以一个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登场的”，因此，在新五四运动中，由于领导新文化运动责任的影响，不得不将其责任落在当代共产主义代表人李大钊的肩上，同时，为了满足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顺利进行，也不得不将责任放在当时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当然，最后也将责任由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转移到共产主义战士的鲁迅肩上^[1]。

    在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孙思白等相关的学者曾试图对以陈独秀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作用等做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在这则评价传出后，也引起了许多人的猜想和质疑。随后便有人针对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陈独秀的文化方向、文化思想等十种还没有超出旧资产阶级的哲学范畴，这也标志着陈独秀对革命和社会的认识出现偏差，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去了解和认识共产主义的宇宙观^[2]。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依旧对陈独秀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歌颂，势必会扭曲了该时期下历史发展的真相。直到1978年间，《中国近代哲学史》主编侯外庐认为，当期的新文化运动违背了中国文化革命的发展思路，应及时转变并主要以鲁迅为文化革命的主将，而一些学者所歌颂的陈独秀所提出的发展观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中国文化改革也将以鲁迅为代表继续进行下去^[3]。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学术界首要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纠正，其中也将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和旗手地位恢复给陈独秀。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不难发现，陈独秀的地位也极为重要，而且，在后期的一些文章中还曾指出“如果没有陈独秀所创办的《新青年》，那么新文化运动也将无从谈起，而中国文化改革时期也将会延迟”，可见，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创办《新青年》的作用，也正是在此期间陈独秀号召星期的，从而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热潮。

    笔者认为，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应重点考虑两方面：①应重点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政治示威运动等两件事，虽然两者是分开进行的，但两者之间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在对陈独秀新文化运动展开评价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这两件事对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进行评价，才能保证陈独秀地位评价的全面性。②应重点考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很多人认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最大贡献者，但是，通过大量的史料调查发现，李大钊的贡献要比陈独秀大。而对上述问题的客观定位应为，陈独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旗手，也是主将。但，不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大贡献者，这一点应该客观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