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制作模式——以纪录片《记住乡愁》为例

本文以纪录片《记住乡愁》为例，从题材选择、解说词设计、画面选取、适当“搬演”几个方面，浅析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制作的一般模式，为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导演和编剧提供理论依据。

一、题材选取要独具内涵，紧扣时代性和人文性

当今中国，农村城镇化的脚步不可阻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无数人为了自己的理想远离家乡在外闯荡。伴随着这一趋势，传统村落的景象日渐凋敝。一些人选择到大城市定居，长久离开故土，儿时乡村的模样变得模糊，很多家乡的传统文化正在被逐渐遗忘。人们在城市的程式化生活中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于是，“乡愁”不再只是远离大陆华侨游子的专属名词，而是所有离开家乡怀念故土的游子的共同心声。

《记住乡愁》选择了这种宣导方向，通过选取出100多个村落，以每集一个村落的规格，讲述村落文化的发展脉络，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价值。这种走在文化寻根道路上的纪录片，正如约翰·格里尔逊的主张：“我把电影看作讲坛，用作宣传，而且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因为在尚未成型的电影哲学中，明显的区别是必要的。”《记住乡愁》无疑是这样的一种讲坛，但却不是那种令人厌恶的说教式的，它好似一幅画卷徐徐展开，娓娓道来，通过对故乡传统文化的介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

二、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创作元素

    （一）解说词的多角度论证

同期声语言起到的都是提供事实佐证和刻画人物心理的作用，历史文化纪录片也是如此。《记住乡愁》中的人物同期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采访当地村民的语言，另一部分是采访专家学者的语言。

早在约翰·格里尔逊时期，纪录电影就发展为以解说为主的影片样式，他十分注重纪录电影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为正确还原真相，他所选用的解说词力求真实完整。《记住乡愁》中总体表现为从多个角度分别论证的特点，比如在介绍明月湾村口的古香樟树时，分别从五个方面做出介绍。第一，从历史上，相传为唐代著名诗人刘长卿访友时所植。第二，从树的外观，说是村里人纳凉休息、船家停靠的好去处。第三，讲述了村里老人黄林法因此树被土匪绑架的故事。第四，讲述了树根锯痕的来历。第五，至今，长辈们仍在树下为子孙讲述村中历史。简单的一棵树，从五个方面论证，树就不再是呆立在村口的一棵植物，而是能与村民们同舟共济的“老朋友”，其形象立刻变得高大而鲜活了起来，让我们感到分外“真实”。由此可见，对于时间跨度较大的历史事件，我们不能只从一个方面来论述其真实性，一家之言总有不尽不实之处，如果从多个角度来表现历史事件，会更真实、全面。

    （二）“从动取静”的画面特点

近年来的不少纪录片，镜头风格大有电影化倾向，表现为短而快。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除非导演想要表现出被摄主体完整的动作或者情绪，否则一般很少超过2秒，第一集短短的48分钟内，就有大概1200个镜头。

《记住乡愁》作为一部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节奏应该缓慢，但全篇除了采访镜头以外，较少采用固定镜头而主要使用运动镜头。对于村落中的建筑景观，采用了画外运动方式。刻画村落人物景观、传统习俗时，多采用了画内运动方式。历史文化纪录片的画面特点体现为“从动取静”，无论是选题还是解说，不适宜过快的节奏。《记住乡愁》中的运动节奏，是与整个片子的叙事节奏紧密结合的，无疑都是小幅运动，每一个画面都是缓、匀，没有激烈的“大摇大摆”“大推大移”。这是既不给观众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又能避免平铺直叙的最好方法。

    （三）“搬演”技巧的运用

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重现历史场景。但是，通过“搬演”，我们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场景的“情景再现”。

“搬演”这一技巧由来已久，纪录电影大师罗伯特·弗拉哈迪最早在他的《北方的纳努克》中就运用过“搬演”的手法。他在拍摄中曾和纳努克一家一起构思剧本，一起排练场面，以至后来观众在片中看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地方，比如纳努克一家在狩猎时用了步枪，而不是鱼叉。后来他曾经辩解道：“我尽可能地试图通过重新搬演的手法纪录下这些人的活动影像资料，旨在让人们看到他们区别于其他人的人类光芒。”到了约翰·格里尔逊，他将纪录电影定义为“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即采用戏剧化手法对现实生活事件进行“搬演”甚至“重构”。

纪录片《记住乡愁》中有很多展现古老风俗文化的画面，有的早已无从考证，但却可以通过“搬演”，把至今流传下来的模样还原给观众。德胜村村民每到初一、十五就会聚集在一起，举行隆重的祭祀山神的仪式，点起寓意吉祥的桑烟，抛撒代表美好祝福的龙达，这一仪式寄托着村民对村子美好的祝愿。流传了千年的习俗，如今通过“搬演”展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对于历史文化题材的纪录片，“搬演”何以得到了广泛应用呢？首先，对于片子而言，通过“搬演”这一手法，能够大大增强镜头语言的丰富性。“搬演”并不是完全的“复原历史”原貌，而是要通过镜头语言，营造出和历史中这一事件相符合的环境气氛，以此突出镜头背后真正的文化内涵。其次，“搬演”可以化抽象为具象。从观众的接受心理来看，单单从解说词上来揣测历史原貌，远远不如通过“搬演”给观众“还原”一个活生生的具体形象。借助“搬演”可以使观众更容易读懂片中所要表达的人文内涵。《玄奘之路》中通过演员“扮演”玄奘，重走取经路，这种真实感受，是任何解说词和画面都不能替代的。再次，适宜地使用“搬演”，可以使观众重新思量历史事件。德胜村的祭祀仪式，只有“亲眼所见”才能有较强感受，通过“搬演”我们感受到了解说词不能展现出的宏大和神圣。这大大增强了纪录片的叙述力。

三、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的创作突围

新历史主义理论描述了历史与文本的密切关系，对我们研究纪录片创新有指导意义。理论指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文本，如果没有这些文本，就没有了解完整过去的渠道。另外，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的时候也会或多或少融入个人的主观色彩。比如司马迁写《史记》，他作为阐释文本的中介，其个人的主观情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了文本之中。换句话说，历史作文文本，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有所“失真”，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

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创作之时，必然受到官方文献、历史档案的限制，叙事往往掷地有声，不容置喙，因而传统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往往采用“宏大叙事”的方法。但从《记住乡愁》解说词多角度论证的特点来看，纪录片在叙事之时，开始有了“野史”“轶闻”方面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纪录片须更加注重细节上的刻画，结合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小见大，在对历史事件正确还原的基础之上加入吸引人的小故事。

另外，纪录片中当事人口述历史，是一种重要的文本叙述方法。最早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口述历史》栏目中使用过。当事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或是抗战老兵，或是与历史人物有关的家属，或是事件的旁观者，将一些旧照片、遗物、有关档案资料等等，用语言串连在一起，面对面地向观众诉说历史事件。从当事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有近距离了解历史事件的机会。叙述者的叙述通常较为公正客观，还有助于帮助观众深入了解到一些事件背后的细节问题。

受我国电视行业大环境的影响，历史文化题材纪录片想要有所突破，必须在真实和好看之间寻求平衡点。一味地坚守绝对真实，会使纪录片陷入死板、说教的死胡同。而一味迎合观众，只会使得纪录片摒弃自我，缺乏价值，走向尴尬的境地。一部好的历史文化纪录片，要让观众获得一定的审美享受，且能在观看之后对自身有所助益、对历史有新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