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语篇中隐喻的意识形态分析 ——以Castro的演讲为例

一、 引言

对隐喻进行系统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Aristotle在《修辞学》和《诗学》中，对隐喻的定义、作用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而早期的隐喻研究只关乎语言无关乎思想，当时的隐喻只是让话语变得更优美的一种修辞手段。

通常我们把传统隐喻分析分为三类：Aristotle的比较理论，Quintilian的替换理论和I. A. Richards与M. Black的相互作用理论。而这三种理论中虽然相互作用理论已经看到了隐喻背后的语境之间的互相作用，但都是把隐喻作为一种语言手段,忽视了其认知功能，在这种情况下Lakoff和Johnson提出了另一种隐喻理论，即概念隐喻，两人发表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则标志着隐喻研究纳入了认知语言学领域。从现代的隐喻理论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隐喻不仅仅存在于语言之中，而且存在于人们的思维活动之中，而人们往往易于接受隐喻的认知性,而忽略隐喻反映现实和创建现实的功用。事实上,正如Lakoff自己所言,“从认知的角度看语言包含从社会的角度看语言。”隐喻作为认知手段,发展并发挥于群体之中,是一种人际意义,更是意识形态的载体,隐喻具有社会建构性。

二、 政治语篇中的隐喻与意识形态

Orwell曾称：“当今时代政治无处不在，任何问题在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另从西方的早期思想史来看，语言和政治界定了人何其为人，如Aristotle曾说：“人类在本性上，正是一个政治动物，因为力求群聚……人是最优秀的政治动物，因为他是理性的和道德的动物。”

政治诉求的实质是权力的获得，而权力实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一是通过暴力手段，例如战争; 二是通过非暴力手段——言论来对受众思想进行控制，使其对语言传播者所实施的政治行为表示认可。“政治的世界是复杂和充满价值观的，无论在认知上还是在感知上都远离人们即刻的日常经验。”(Thompson，1996:185) 因此，为了将不可感知的转化为可感知的，将抽象的转化为具体的，并使人们更好地理解政治，政治家们总是借用隐喻来构建他们的话语权，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

从这个意义来说，语言使人类区别于其它动物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动物，政治与语言密切相关。Lakoff指出：“政治就是语言，语言就是政治。”

隐喻的映射机制能使抽象的政治思想概念化、具体化，使复杂的政治事件贴近听众。同时通过选择性地突显和隐藏来源认知域的某些特征，将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于无形中灌输给听众。而且，隐喻以其情感移就功能帮助政治演讲者达到把意识形态渗透到大众认知图式中的目的。

三、 政治语篇中的隐喻分析

Aristotle曾提出了三种诉求，即Ethos（信誉诉求）、Pathos（情感诉求）、Logos（逻辑证明）。为了使他的观点更加符合我们现代的隐喻观点，体现出隐喻的意识形态，本文尝试将古典模式与现代元素相结合，以Castro所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讲为例，进行其中的隐喻分析。

（1） Ethos（信誉诉求）

Ethos是基于说话者的个性及可信度，政客可以通过隐喻来建立自己的精神特质，因为在演讲中使用隐喻能帮助政客从自我表现中提高自己的道德形象，并引导受众。他们把不但把隐喻用在自己身上，也使用在对立的政策、政敌和政党身上，宣扬自己的长处，使自己成为道德规范，将对手置于道德规范之外。

如Castro在1960年发表的一篇公开演讲中提到：

To under this problem of America, a book which explains the truculence of U.S. policy in our continent must be read. It is called “The Fable of the Shark and the Sardine”. The shark is the Yankee empire; the sardines the weak American nations. (Castro, 30 August 1960)

在这段话中，Castro用鲨鱼和沙丁鱼这种动物隐喻来暗指美国是贪婪和掠夺的象征，而古巴和其他小国是气节和道德的象征，而用鱼类作为隐喻是因为Castro平时最喜欢的消遣就是钓鱼，甚至可以称他为古巴的海明威，所以这种隐喻便是来源于他的日常习惯及经验。更重要的是他选择了“fable”这一体裁，寓言喜欢用动物来代替人的特性，说明隐喻靠着制造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来进行暗示，并且含有道德说教的目的。另外，在这段话里，鲨鱼的主要特征——庞大、贪婪、掠夺等也是隐喻进行道德暗示的一部分，是听众最大程度地将美国和这些不道德行为联系起来。把对立的两面放在一起也是寓言的文学风格，而内在和外在的对比是这种风格的基本原则，如慢腾腾的乌龟脑子却转得很快，小东西却有大智慧并以机智取胜。

这些道德诉求便通过隐喻来实现，让演讲者在人们面前提升自己的道德高度，像个法官一样去审判这些道德问题。这也是因为讲寓言的人一般都会和博学联系起来并得到尊重，比如父母、老师等，所以，如果一个演讲者像一个寓言讲述者，一个道德审判者一样去表现自我，他会比较容易得到听众的信服，让人觉得他是可以站在道德的高度上去解决社会问题的。

（2） Pathos（情感诉求）

Pathos主要是依靠劝说者在被劝说者中激起情感的能力。提升情感影响是隐喻在政治语篇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职责，包括在国家关键时刻维持士气，在低落时给予激励等，隐喻具有很大的情感移就功能,它能“偷偷地把感情带进来”。Castro所用的隐喻“美国是一条贪婪的鲨鱼”，“古巴是一条勇敢地小鱼”就从不平等的斗争中成功唤起了勇气和英雄主义。

人类在面对未知和恐惧的时候就会经常使用隐喻和象征符号来进行交流，为抽象的政治意象表达潜在的情感和易懂的认知体系，而这些都必须依靠固有的文化模式才能进行有效的情感交流。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公报》喜欢用漫画来象征欧洲各国，比如用虚拟的事物如John Bull（英国人）或是动物图像（俄国用熊，法国用公鸡等），这都需要受众有相同的文化和认知才能看懂并进行交流。

到了1991年，古巴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Castro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拒绝承认古巴是没有力量的小沙丁鱼：

If someone was able to write that bit about the shark swallowing the sardine, and a book with that title even appeared in the initial years of the revolution by an author who at that time had certain decorously progressive ideas, today you cannot talk about the shark and the sardine. Today you can talk about the shark and the fireball, and ask if the shark could swallow the fireball. Today you can talk about the shark and steel, and ask if the shark could swallow that gigantic ball of steel which is the Cuba revolution today. (Castro, 2 November 1991)

因为Castro几十年如一日，一直用鲨鱼和沙丁鱼的例子来形容美古关系，所以很容易引起听众的共鸣，这种共鸣说明有效地运用隐喻有助于让听众更好地理解，并激起他们的情感。如果是演讲者与听众共同创造出的隐喻则会激起更加强烈的情感，这在政治辩论中更有效果，因为听众共享了演讲者的推论，参与到了语篇当中，分享信念和暗含的共识是情感诉求的中心。

（3） Logos（逻辑证明）

Logos是依靠真理或表面上是真理的证据存在的，用于政策的交流，它是政治交流的核心组成部分，因为它展示了演讲者的权力，而隐喻能提供更浅显的认知方式，所以在政策的传达中使用隐喻会更有效。隐喻为辩论提供特殊需要的论据，可以在政治辩论中被利用、操控，甚至是推翻。

在Castro的鲨鱼和沙丁鱼这个隐喻的例子中，我们通常会想到鲨鱼是单独行动的，而沙丁鱼是集体行动的，Castro就用这个隐喻来告诉他拉丁美洲的盟友们：

   The powerful country had violated the law against economic aggression; but when the time came to condemn the shark, the sardines met and condemned the other sardine. But this sardine was no longer a sardine. (Castro, 23 April 1961)

在这里，Castro想传达的一个政治观点就是小国家只有通过结盟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去对抗强者。演讲者通过隐喻来修饰自己的政治意图，使社会的特定群体接受他们的观点，并用隐喻的类推说理，重建现实，说服听众。

四、 总结

本文讨论了基于Aristotle的三点诉求结合隐喻所体现的政治交际中隐喻的意识形态问题，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政治演讲语篇中演讲者利用隐喻的信誉诉求、情感诉求和逻辑证明对现实进行符合自己利益的界定、划分与归并,激发大众情感,引导大众的思想和行为,对大众意识形态进行操控,从而达到维持、巩固或颠覆现有社会权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