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期人道主义历史观及其扬弃-思想政治论文

从1842年开始，马克思就投身社会实践，参与到实际的斗争生活。这种斗争生活对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正是马克思的真实的思想发展过程的重要转变。

马克思大学毕业之后，本想去波恩大学任教。当时在那里任教的布鲁诺·鲍威尔也极力希望马克思到波恩大学去，依此一起利用大学的讲坛对反动势力展开哲学的和政治的斗争。但由于当时刚刚登上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撕下了“开明君主”的假面具，背叛了即位时许下的实行宪政的诺言，任命了基督教正统派分子艾希霍恩为文化大臣，推行一套反动政策。结果大学的教学自由被取缔，进步教师被逐出大学校门。面对反动势力的猖撅，马克思放弃了当教师的念头，决定投身于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火热的政治斗争中去。1842年l月至2月，马克思写了他的第一篇政论文《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从此开始了同普鲁士反动统治的面对面的斗争。1842年10月，他受聘为《莱茵报》主编。当这个年仅24岁的青年由“理想王国”踏人现实社会之后，他就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和劳动人民一起，揭露普鲁士的专制制度，为劳动人民的利益作辩护。他于1842年10月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1842年10月15日又写了《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以及1843年l月写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可看出马克思的政治观点是革命民主主义，在哲学上已开始有唯物主义的转向，有共产主义的转向。

他在评论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第三篇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鲜明的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批驳贵族地主的丑恶嘴脸。马克思第一次挺身捍卫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他指出:把农民捡拾枯枝说成是盗窃林木，这是荒谬的。农民捡拾枯枝是一种合法的占有，而不是什么盗窃。马克思站在维护贫苦农民利益的立场，对莱茵省议会和这个法案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莱菌省议会通过惩罚农民捡枯枝的法案说明，它已经沦为地主阶级私人利益的工具。1843年初《莱茵报》的影响越来越大，马克思在1月中旬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更是刺痛了反动政府。他认为摩塞尔河沿岸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贫困不是像反动政府所说，是天灾和个别官员失职所至，他认为根本原因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这有如一把利剑刺痛了反动政府。结果反动政府在1月19日做出决定，从4月1日起禁止《莱茵报》出版。至此马克思同反动政府进行了三次论战，在这三次论战中，从马克思所持的立场、他的言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人道主义的情怀。他在用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一个真正人道主义者的价值，用行动维护着广大劳苦大众的权利和利益。

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除参加社会实践外，还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了研究，使他从信仰黑格尔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跨进了一步。在研究中他发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破绽百出。被黑格尔认为的人类“精神、道德和自由的体现”的普鲁士国家，实际上却是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政治工具;黑格尔所鼓吹的“理性王国”，不过是利益尖锐对立的阶级社会，马克思产生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动摇，并对它进行了批判。正在这时，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出现对马克思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为马克思转向了唯物主义在思想上实现了历史的衔接。而此时马克思因为对实践的深刻认识，接受费尔巴哈思想的过程中并不盲从。1843年初，马克思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后，在给卢格的信中指出：“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够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㈢] 因此，马克思也对费尔巴哈抛掉黑格尔的辩证法表示了异义，对他脱离实际和脱离政治的哲学倾问，也发表了不同看法。马克思一贯主张把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使哲学为现实服务。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了社会实际，接触了劳动群众，使他开始接触经济并研究社会经济问题，促进他由唯心主义和民主主义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初步转变。

《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到达克罗茨纳赫，在这里他用大量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着重研究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写出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的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凭着《莱茵报》时期的经验，对于一直支配着他的思想的黑格尔哲学展开了一次清算。因此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也就是他对自我的批判，他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指向了通往唯物史观的道路。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要把黑格尔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上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这种批判方法自然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也和他的这种世界观相联系。马克思认为，批判地研究市民社会和经济学，是搞清一切有关人和社会问题的基础。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人的最高的社会现实，而国家是理性和自由的产物和表现，所以，人的社会性不是别的，正是理性、自由，人处于理性和自由中时，他才是真正的社会的人。

1843年10月马克思因工作的需要移居巴黎，在巴黎，马克思创办《德法年鉴》，高举无产阶级革命伟大旗帜，向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宣战。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开始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转变。这时，他仍保持着理性决定世界的观点。不过马克思已不把自由看成是精神、思想的本性，也不再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本质了，他批判了所谓的自由人权。他认为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处于这一人权中的人，并不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而是异化的人。宗教、国家是理性的非理性形式，也是人的异化。“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㈣] 。在宗教中，在理性的非理性形式中去发现理性，也就是把宗教看成是人的产物，透过宗教看到人的本质。这表明马克思在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转化。此时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虽然包含着人的异化的产物制约着人，应该从人的异化产物去认识人、研究人的现实异化的思想，但这里显然是从人本出发去说明人的异化，而不是从人的物质生产及物质生产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说明这一切。

在巴黎时期，马克思通过大量的理论研究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的积累，自己对社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在此基础上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两部著作。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异化”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指出要消灭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要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光有共产主义的理论觉悟还不够，还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神圣家族》一书的写作，是马恩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同唯心主义哲学决裂，迈向科学世界观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历程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完全抛弃了理性决定世界的观点从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异化去说明人的现实存在，这表明马克思彻底贯彻和发挥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凸现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思维倾向。但是，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不同，他吸取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和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参加实际斗争所取得的成果，把人的本质规定为有意识、自由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活动，即劳动。马克思说:“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征，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的自我确证。”[㈤] 根据这种理解，马克思论证了人的社会性。他指出正是通过类的活动，人们才彼此联系起来，人的本质、人与自然的统一才得以实现，自然界才变成属人的自然界，人才成为社会的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本主义。”[㈥] 这是马克思对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精辟论述。这时马克思对人的研究比历史上的其他各种人道主义学说都更为透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他半年之后又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高度概括的形式总结了人的问题，对人给予全面的关注和分析是居于一种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用劳动来分析人，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入手，来讨论人与历史，进而讨论整个哲学问题。他依据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果，提出了关于人的基本问题，并从人学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高度，跳出国民经济学框架对它进行批判，从分析异化劳动开始，得出私有制只能来自人类的异化劳动，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人的解放乃是异化劳动扬弃的结果，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把劳动规定为人的本质，从劳动出发去说明社会历史，这使马克思对于人的本质，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大大深化，已接近历史唯物主义。[㈦] 这期间，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论述了共产主义与人的思想。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人的复归。”在此，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关怀已经达到了青年时期的一个理论的高度，不是纯粹的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者，而是一个正在向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转变的战士。

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包括批判地继承人道主义的进步因素在内，青年马克思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保留一些旧哲学的痕迹，当开始转向成熟时候的马克思则坚决的清算了这些痕迹。在这一清算的基础上形成了崭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思想体系是完全对立的。这一标志主要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两论著中。

二、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扬弃与唯物史观的创立

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中说道，马克思在发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1842—1844年时期，他是受制于人道主义历史观总问题的支配的，而在1845年之后，马克思才抛弃人道主义历史观总问题框架，开始走向历史唯物主义。而马克思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扬弃，正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通过对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人的人道主义历史观的批判而完成的。鲍威尔等人用人的自我意识来确证历史的发展，而不注意人的活动，并认为历史是“脱离物质群众的主体”，对此，马克思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的并为这一切而战斗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㈧] 马克思认为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理性、意志、感情，因而他对历史的了解还是抽象、贫乏的，并没有走出历史唯心主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提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人类实践的历史而非人性的历史。列宁在评价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的意义时曾说道，由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创立“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主要缺点，即“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的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没有看到物质生产发展程度的这种关系的根源”[㈨]

同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现实的人”和实践的观点贯穿始终，提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生产关系)概念，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与历史发展的关系，确立了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和当时德国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直观唯物主义，又充分的论述了他们的实践唯物主义：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感性活动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中，最基本的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人们在不断的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中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和生活。所以，实践唯物主义者，对马克思来说就是唯物的共产主义者，绝不是以肯定现存的世界为满足，而是以不断变革现存的状况、消灭人的异化的现状、以实现人的个性、能力的充分发展为己任。也正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历史的解释原则被勾勒出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二对矛盾之间的内在关系中来解释人们的现实生活和世界。[㈩] 从中我们可以洞察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相当系统地论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其主要结论。其中一些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著作中也曾提过，但还不是从整体意义上论述这些观点。《德意志意识形态》则全面的提出并论证了这些原理，而且初步揭示了这些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因此把马克思的这一体系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

1845年以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初步形成，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伴随这一新的理论立场，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他不再把共产主义看作“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高度发展的必然的产物。马克思这时不再把共产主义称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而是直接表述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或“共产主义”。实际上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更高阶段上，他以“实践的唯物主义”代替了原先的“与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用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条件代替了对“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研究，同时，用与其内容相符合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概念代替了对“真正的人道主义”的不成熟的用语。这也是马克思世界观走向成熟的必然表现，是唯物史观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