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方法到哲学—社科论文

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开创的基本本体论方向。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将本体论、诠释学和艺术统一起来，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海德格尔转向语言的启示下，将语言置于哲学诠释学的中心地位，发展出了自己的语词本体论。”伽达默尔自己也承认：“海德格尔将理解的概念扩展到有关存在的、亦即对人的存在的基本范畴的规定，这一点，对我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促使我批判地超越方法的讨论而扩展对解释学问题的阐述，以便使它不仅考虑科学，同时也考虑艺术和历史的经验。”这主要表现在理解结构即理解的循环的正确描述，这种诠释学循环的讨论事实上是“指向在世界中的在的结构本身，也就是说，指向对主—客体二分法的克服，而这正是海德格尔对此在作先验分析的主要力量。……此在在他的存在中和他的世界中用理解来理解自身，这种理解并不是同确定的只是对象打交道，而是实现在世界中的在本身。由于这一点，从狄尔泰那里继承而来的关于方法的解释学变成一种关于事实性的解释学，这种解释学由海德格尔的研究而被引入存在之中。”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海德格尔把自己关于“是”——存在的意义的理论总称为存在论，而如何让存在，即让事物自身显示与我，海德格尔认为要从“人”的这个在者出发，因为“人”这个在者与其它在者不同，它在其自身上就与存在打交道，它自身就能如其所是的那样显示存在，因此存在想象学的存在论基础必须是一种“此在的想象学”。此在现象学就是让此在如其所是那样将自身显示出来，相对其它存在者的现象学，它可以说是一种基础或出发点。因此，此在现象学又可称为基础存在论，这种关于此在的生存状态分析的理论也称之为“基本本体论”。
这种本体论是“一种通往存在的新通道。这条通道就是此在对在世之在的自我理解，即事实的诠释学。本体论从根本上被重新界定为对此在之存在的昭示和揭秘。而诠释学，也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种关于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事物初始观念的现象学。”伽达默尔继承了海德格尔把解释与生存论结合起来的本体论转向及其对理解历史性、时间性的描述和对此在“前见”的洞见，并具体的为“前见”和“前理解”正名，肯定其在解释中的首要地位。伽达默尔自己承认，“特别是海德格尔把理解扩展到生存性的，即此在的一个基本限定，这标志着我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二、理解的本性：历史事件（效果历史）
伽达默尔进一步阐发出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诠释学，提出了“效果历史”思想。“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中规定性的概念之一，它指我们皆生存于其中的历史，此概念阐明了主体在诠释中的积极作用，不仅理解者取得了主体的资格，就连在客观主义者那里如同实验对象一般的文本也取得了主体的资格。理解就是文本、读者、作者之间的“效果历史”事件，就是问-答辩证法。
第一，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是在偏见的推动下地不断创新的过程，这也是海德格尔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的，对于这一点，伽达默尔通过对启蒙运动关于前见的成见的批判——他认为启蒙运动对前见的批判，本身就是一种前见，因而他要求为权威和传统正名——“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体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一种置自身于传统过程中的行为，在这过程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中介”。
第二，前理解和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的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理解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这个过程是一个新与旧在其中共同成长的过程，在这种成长中，新的意义发展着。所以我们说“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在这个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必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说，当解释者把自己放置到另一种情景即文本作者的情景时，他决不同时抛弃自己的情景和前理解，而总是意味着理解发生时就必须带着自己的视域进入所要理解的那个视域，同时也不停留在已往的视域，而是把它融入新的视域后，既揭示了他人的视域，又发展了自己的视域。在这一理解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第三，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的，这样就达到了“效果历史”这一核心概念。某物如何产生的历史，或进行实现它自身活动的历史，就是效果历史。因此效果可指转换意义上的活动。历史是效果历史，这在于它活动某物或对其物起作用：它影响并具有效果。正是因为这种理由，历史本身总是存在于关系之中。一个事件的后果和效果的历史不是某种不同于事件的历史的东西，而是事件本身的历史，它自身的历史。伽达默尔解释说：“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诠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任何事物一存在，必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
总之，“效果历史”概念是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灵魂。这一概念解释了理解的两重性：“一方面指在历史进程中获得并被历史所规定的意识；另一方面指对这种获得和规定的意识。”效果历史代表了进行积极创新和理解的可能性，解释者在“效果历史”中发现自身的精神。正是基于此，伽达默尔解释学所寻求的并不是对终极意义和确定性的解决和认定，而是认为在理解中，问题真正的、基本的本质，就是其本身的不确定性。理解始终是一种对话和交流，是一种不断地探求和询问。人类在不断地理解中超越自己，在不断更新发展着的“效果历史”中，始终不断地重新书写自己的历史，重新对自己和文化进行反思的批判。
三、理解的归宿：语言
语言问题可以说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归宿和落脚点。在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存在的家”的本体论思想启发下，伽达默尔提出了“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一命题。他把语言看作理解的普遍中介，认为一切客观事态和一切个体的、社会的以及人类历史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都无一不被包含在语言的特性里。语言就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因而也是理解活动得以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伽达默尔与当代语言分析哲学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认为语言是事物的符号，而主张是事物（原型）的摹本。因为符号本身没有绝对的意义，只有在它同使用符号的主体相关时才具有其指示意义，即指称它所代表的事物。而摹本从它自身的含义中就可获得这种指示功能，在摹本中被描摹的原型已经得到了表达并获得继续存在的表现。
因此，说能够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就是指理解的实现方式是事物本身得以语言表达，对事物的理解必然通过语言的形式而产生，或者说语言就是理解得以完成的形式。我们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存在，世界也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我们的世界，成为有意义的世界，因此他的哲学诠释学又被称为语言诠释学。正是通过这种关联，伽达默尔使语言在理解的意义凸现出来：
四、创造性及意义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强调了“理解”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妄图追求作者或文本“原意”的所谓“客观的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能够理解之前已经处在“效果历史”之中了。他的效果历史原则相对于历史客观主义，最大优胜处在于其对于历史的实在和历史的意识二者之间的根源关系得深刻洞察。
伽达默尔“效果历史”思想拒斥“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反对将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化；注重历史过程中的矛盾性、开放性以及解释主体的历史性与创造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并且，伽达默尔在充分肯定语言与理解的基本关系的基础上，提出语言能够揭示和表达世界的普遍功能，并将其“对话”、“问答”的形式看成是理解的基本结构和开放模式，这是有新意的。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站在存在主义本体论立场上揭示理解的本体论意义，是否会陷入精神本体论，值得我们思考；其哲学诠释学以丧失客观性为代价强调解释者与文本的融合统一，在理解、解释中抹煞是非界限，否定实践作用，这是不提倡的。正确理解伽达默尔“理解”的本质及意义，对于正确理解其哲学诠释学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使其在哲学、美学、历史学、文艺学、语言学、思想史、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领域的影响力更加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