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念——张爱玲与王安忆写作之比较-人物审美

一、爱情中的女性

作为女性作家,张爱玲与王安忆在书写都市时,时刻关注着都市女性的生存境遇,表现出审视女性命运的极大热情。从生存状态、情感层面等对女性加以观照，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凸显出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

（一）家的回归

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中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女性不是从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应该担当怎么样的角色，应该走向哪一条人生路，而是在不断的寻求中才找到自己。张爱玲和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们就在这样的寻觅中不约而同的把回到婚姻，回到家庭作为自己人生的归宿点。只是在回归的心境上有着天壤之别。

面对婚姻生活，张爱玲始终以俯视的眼光冷静地审视女性的脆弱，揭示了男权制话语社会里女性被精神奴役的创伤及其对男性的依赖，体现了一种否定与批判。20世纪40年代，经历了五四女性的崛起，娜拉出走，尽管“女性觉醒”、“个性解放”等口号振聋发聩,但事实上,妇女在社会、经济、婚姻等方面的角色并未改变。生活在旧文化没落背景下的妇女,其命运更是处在人生的最边缘上，她们最好的出路是找到一个好的归宿，成为一个守旧的妻子。学历、工作不过是“一份昂贵的嫁妆”。都市女性只能是回归或堕落，没有生存能力的流苏们只能选择为婚姻而奋斗的方式以求得安稳的人生。流苏由于不愿意回到夫家去守寡，更不甘心就此堕落，于是张爱玲只得让她攀附一个有经济保障的男子了。张爱玲笔下许多和流苏一样的女性，她们缺少自主意识，不仅在经济上不能独立，而且在人格上，感情上都不能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女学生葛薇龙的出走是彻底的“堕落”，进了梁太太和乔琪乔设计好的婚姻圈套，从此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乔琪乔赚钱。“无论新派还是旧派，这些女性都是自觉自愿地甘居于男性的脚下，心履斑斑，情感错混，在千疮百孔的感情世界里挣扎。”有的也曾有过自己的幻想，自信与希望，只是在那样的社会时代里不再知道何处是岸，何处是天堂。最后以至于幻想贬值，自信破灭，人格丧失。于是“回家”或“堕落”成了她们的归路。

与张爱玲不同，王安忆在关照女性生存际遇和精神世界时更多的是以入世近俗的民间立场叙述着上海女人的日常生活,透射出人性的宽容、理解和温情。20世纪90年代，社会谋生道路的提供，使得女性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和自主意识，她们不必再依附于男性来换取物质财富。她们明白自己的幸福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正如王安忆所描绘的上海女性：“谁都不如她们鲜活有力，生气勃勃。……她们坚决，果断，严思密行，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她们明白，希望就在自己的一双手上。”譬如《逐鹿中街》中的陈传青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她所创造的这个家庭上，每天精心调制饭菜，把丈夫收拾的干干净净，自己织着暖融融的毛线，她觉得满足了。《桃之夭夭》里郁晓秋面对何明伟的背叛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伤痛，但是当抱着姐姐留下的孩子和看着姐夫失去爱妻的伤痛时，她却绽放出了一个女人博大的情感。从此，心甘情愿地担负起照顾姐夫和他孩子的责任。可见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女人是王安忆笔下都市女性的追求。

（二）爱的境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恐惧中，谋生是爱的前提。而王安忆女性的情感世界，爱是生活的源泉，她根本不让自己笔下的女人有物质的匮乏感，而重在探讨她们的情感需要，从而呈现两种不同的境界。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由于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对未来充满不安全感，对现实又显出惊心的精明。纵然是有着惠质兰心，但是现实又迫使她们不得不委曲求在婚姻中求得安稳。如《倾城之恋》中孤注一掷以残存的青春成就一桩婚姻的白流苏,《金锁记》中被黄金的枷锁套牢而疯狂变态的曹七巧,《沉香屑·第一炉香》中为谋求出路不幸陷入上流社会的声色犬马中的葛薇龙等等,她们都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婚姻是她们的第二次生命,是改变其命运的唯一途径。找一个靠山作为存身之所,结一门体面的姻缘是她们最大的心愿。张爱玲用其近乎冷漠的笔触,揭示了她们为谋生而成家的无奈而真实的可悲处境及奴性本质,正如《霸王别姬》中虞姬就认识到自己只不过是个月亮，楚霸王以他太阳的光反射着她的存在，后来以死来证明自己价值的虞姬告诉我们：女性如果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纵使有婚姻作保障，这婚姻也只能是水上浮萍，飘忽不定，女性的命运就像那只“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鸟，月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

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不管命运多么崎岖，生活多么灰暗，她们生命的底色是温暖的，生机勃勃的。她们身处和平时代，有着独立的经济能力，对生活存在着无可限量的热情，这使得她们对回归家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存有信心。她们都是“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与归，宜其家室”的女性。女性首先要做个人，然后才是女人，女性的救赎需要靠自己。如《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曾是养尊处优的少奶奶,家被抄后却毅然挑起了生活的重担,成为全家的主心骨；《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在情人弃她而去后,独自将女儿扶养长大；《妹头》中的主人公妹头一个人跑长途,做生意……这些都是王安忆理想中的女性，为了自己的目的，不论是爱情还是婚姻，虽九死而不悔，在她们身上女性的精明能干和坚韧不拔得到了充分体现。她们是上海普通人中的英雄，也是拯救自己的英雄。其爱的境界正如《荒山之恋》中所说：“女人爱男人，并不是为了那男人本身的价值，往往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可以说女性逐渐从自我价值迷失中找回自己。

从张爱玲时代到王安忆时代，女性不断地探寻着自己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男性的依附也在慢慢减退。两位作家笔下的都市女性都是通过走入婚姻，回归家庭，进而反思自己的出路的。虽然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女性只是从物质层面上认识到女性应该要有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王安忆笔下的女性也只是从精神层面上初步认识到女性应该精神上独立，她们都没有明确的为都市女性找出一条理想的出路，但是她们的探寻却对后来的女性对自己命运的掌握提供了先决条件。

二、怀念中的光影

张爱玲与王安忆都生活在上海,上海人脑海里根深蒂固的对于旧上海精致细腻的生活情趣的迷恋和物质存在的欣赏与陶醉不时体现在她们的都市小说里。但二者对于旧上海光影追念时的情怀和视角却各有不同，她们分别以独特的生命价值取向和叙述方式连接起关于上海的想象和记忆，从日常琐事入手娓娓道出了上海百年的沧桑历史，为我们描绘了一场场海上繁华梦。

（一）古宅与弄堂，不同空间里的别样情怀。当城市与文学创作有机交融在一起时，空间结构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城市文化的隐喻和符号。张爱玲王安忆在小说文本中都注意书写充满怀旧色彩的老上海公共空间，但前者擅长于描绘庭院深深的古宅，后者则钟情于形形色色的弄堂。张爱玲是没落世家的后裔，她所生活的老式洋房永远都是阴暗的、凄冷的，弥漫着鸦片的烟香，几乎每篇张爱玲的小说中都有着这样一幢令人不寒而栗、似醒非醒的深宅大院，如《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留情》中杨太太的府第。这些帘幕低垂的深宅大院里，永远笼罩着过去的悠悠空气，生活在其中的人，也是度日如年，度年如日，每天都平淡无奇。与贵族后裔张爱玲不同，王安忆是在弄堂中长大的，因而洞悉生活在其中的市民阶层世俗生活的各种人情世故，弄堂成为她怀旧所依托的空间，成为她的文本中极具文化内蕴的符号。王安忆之所以对弄堂情有独钟，主要是因为“弄堂一头连着世界的潮流，一头连着中国本土的那种上海，它的滞后性是显著的，它试图不动声色地把城乡两种文化价值悄悄地加以融合，也有线迹可资追寻。具有极大包容性的弄堂，不仅吸纳了许多由农村到上海求生活的外来者，而且也给王琦瑶这种暧昧的女人留下了较为自由的生存空间。

（二）个人与群体，不同视角的别样心境。张爱玲出生于曾经显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对于这种没落贵族的生活，张爱玲的情感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望族优裕的物质生活已经在她的脑海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对此她不无感伤眷恋之情。另一方面，她又身临其境地体会到旧家庭的迟暮氛围，时常厌恶与痛恨，因而她要逃离这个不断沉下去的世界。旧的家族世界失落后，她不再拥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因而有着一种凄凄惶惶的无家的漂泊感。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张爱玲不断回首过去，从上海普通市民世俗、琐细而真实的世界去寻觅精神家园。因而可以说，张爱玲是怀自己的旧，多少带一点自叙性。王安忆不是张爱玲时代的上海的亲历者，她笔下的上海主要来自于电影和旧画报中的上海记忆的遴选和组合，只涵盖到旧上海中她认为最美好和被想象成美好的那一部分，尤其是上海市民精雕细琢、韵味悠远的日常生活。王安忆的上海怀旧不仅仅是作家个体的怀旧，更表现为一种群体性的行为。

（三）即兴与随意，不同方式的别样体验。张爱玲的怀旧是即兴的、随意的，是一种情感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张爱玲的身体里流淌着那个古老家族的血液，因而在她的情感深处，依然对过去的生活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思。在幼年时，怀旧与没落的情调就浸润着她的心：“我三岁时能诵唐诗。我还记得摇摇晃晃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眼看着他的泪珠滚了下来”。成年后，庭院深深的旧式家庭，生活在其中的遗老遗少，甚至是一些看来微不足道的物质和细节在她的回忆中都是鲜明生动的，张爱玲都能信手拈来。她把自己的目光定格于一去不复返的生活，在回忆过去和不断重写过去中唱着人生的哀歌。王安忆的怀旧是刻意的、苦心经营的。多年来，从《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妹头》到《富萍》等作品，王安忆一直致力于记录历史潮流中上海的城市精神与民生情状，倾力演绎的其实是一个存活在自己记忆和想象中的上海。她不仅从回忆中寻找生活题材，又从回忆或者说想象和虚构中表达精神。王安忆循着时代风云的蛛丝马迹去探寻历史，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复原上海作为一座历史大舞台的旧貌，用自己的笔在纸上营建一个具有文本意义的迷离旧梦中的上海。

总之，张爱玲、 王安忆在创作时都立足于民间，力图通过回忆将旧上海拉回人们的视野，表现出对于旧上海的物质存在和精致细腻的生活情趣的迷恋。但张爱玲的怀旧是失去以后的回望，因而对以前的生活既厌恶痛恨，又感伤眷恋，难以忘怀。王安忆并非旧上海的亲历者，她对上海人日常生活细节和情趣的追忆，不是沉溺于过去，而是希望籍此突出城市的历史沧桑感，像是一个寻梦的人，执着地寻找着属于上海“芯子”里的上海精神，完成城市与文化的构建。

参考文献：

［1］王安忆《死生契阔，与子相悦》，《寻找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2］张淑君《解读张爱玲小说中的怀旧意识》《安徽文学》（文教研究）2006.9

［3］陈莉《谋生与谋爱——论张爱玲前期小说的女性生存意识》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