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上的斑点》赏析-文学论文

意识流小说并非是作者茶余饭后闲来无事的一些毫无价值的幻想或胡思乱想，它也有自己的主题和思想。小说的主题正是浓缩在恣肆汪洋的想象和探求中。伍尔夫在《墙上的斑点》中那些看似“漫不经心”的意识流动中，或隐或现地表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第七段末尾，“男性的观点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是它制定了标准，订出惠特克的尊卑序列表；……并且我们希望很快它就会……被送进垃圾箱，给我们大家留下一种令人陶醉的非法的自由感……”。这体现了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从中我们能读到那种充满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压抑的愤懑之声。在伍尔夫看来，这些所谓的“标准”和“规矩”都是按“男性的观点”制定的，是用来支配女人的生活的。在本段末尾，作者还用了一个假设句，“如果真存在自由的生活……”，这深刻的揭示了男权社会中，女人不可能真正感受到自由的存在。因而，伍尔夫呼吁妇女应当毫不畏惧地摆脱这种男权的束缚，打破这种尊卑序列，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才能放飞自己的思想。这也是伍尔夫关注妇女问题在本文的体现。
其次，在第九段中，表现出作者对安宁生活的渴望。她认为那是“一个十分可爱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教授，没有专家，没有警察面孔的管家……”，“这里是多么宁静啊”!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隐藏在“我”不断的想象中的，是作者自己内心感受的真实反映，也是对自己内心平静生活的渴望。这一点与作者的生平经历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是相吻合的。
最后，这一点不是出现在想象中，而是在小说末尾出现的另一个人的话语中，他说：“该死的战争，让这次战争见鬼去吧!”这是作者在借他之口表达自己对战争——这里指一战——的憎恶。加上第七段中“那个浪漫的形象和周围一片绿色的茂密森林也不复存在”，“世界会变得多么闷人，多么浮浅，多么光秃，多么凸出啊!在这样的世界里是不能生活的”，我们从中读出的是一战即将结束时，整个欧洲的凄凉景象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无助和迷茫。
尽管意识流小说侧重的是内心和自我的描述，很少反映客观社会问题，但在伍尔夫的这篇小说中我们还是能读出很多作者的思想，有对人生的思索，有对现实的不满，有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
四、结语
《墙上的斑点》是伍尔夫的第一篇意识流小说，也是意识流小说最的奠基作之一。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运用了许多写作手法和技巧，比如说暗示、排比、反复等，因此，它需要我们的仔细品读和多角度思考。对于一篇不朽之作，这也是极其必要的。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刘倩
鲁迅能够成为作家，来自于他的人生中的一次重要抉择。那就是他在1906年的弃医从文。理由有三：一是国民的精神如果“愚弱”，体格再健壮也毫无意义；二是国民救助的唯一途径是“改变他们的精神”；三是“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很显然，鲁迅的这三点认识有一个共同的关怀，就是人的精神的重要性。他的通过转变国人的思想意识，振兴疲弱的旧中国的理想，我们称之为“精神至上观”或“精神至上主义”。
精神至上主义是鲁迅思想模式的一个特征，而这一思想特征的形成依据又主要与儒家文化传统有关。精神至上主义作为鲁迅的一种思想模式，它将需要长期的环境、心理、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训练才能形成。就鲁迅的精神结构形成的历史文化语境而言，鲁迅从小受到的是正规的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最直接的文化环境是一个以儒家传统为信仰的正统家庭，鲁迅的精神结构在本质上是与儒家传统紧密传承的。鲁迅之所以被誉为“民族魂”，之所以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而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思想者，之所以始终没有失去他的现实意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脚踏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自觉或不自觉地与民族传统保持着积极的联系。
1907年以后，鲁迅连续发表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章，集中反映了他早期的思想成果，尤其是《文化偏至论》中所表达的思想更具有代表性。在这里，鲁迅的思考是，要振兴民族大业，重建民族文化的辉煌，就“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很显然，鲁迅在将物质与灵明、个人与众数对立起来之后，赞成和主张的是“张灵明”和“任个人”。
与物质相对的“灵明”。同传统儒家心性之学中的“心”的含义十分接近，如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就把心界定为“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鲁迅所说的灵明，实际是指良知，即人的道德理性，也就是说，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鲁迅的“个人”是指一种独立人格，而这种独立人格又是在个性精神的支撑下实现的，所以他才把民族振兴和民族文化重建的基本途径最终归结为“尊个性而张精神”上来。在鲁迅看来，个人化的思想是历史进化和社会解放的动力之源，他所强调的人的精神，不仅是一种民族解放和文化重建的历史需要，而且常常在他的历史文化评判中不声不响地成为某种价值标准。他所提倡的是与肯定个性精神和思想意识的重要地位合拍的文化价值，他所反对的一般也是否定和压制精神至上的历史观念和文化现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一生的思想和作为虽也不断地变化，但始终没有放弃思想启蒙这个追求。
鲁迅走上文艺的道路是出于他看准了文艺最善于改变人的精神。作为文艺家的鲁迅，也正是自觉于这样一种价值原则去选择文化和接受文化的选择鲁迅批判政治和张扬文艺并非是他真正的和最终的目的。他所急于实现的历史功能是人的精神的改变，即人的精神的独立。概而言之，从存在角度说，这种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的思维结构中是否是一种自觉，或者是在多大程度上的自觉十分复杂，但无可辩驳的是鲁迅的思维所触及的许多方面都体现出精神至上的思想倾向。同时精神至上主义在鲁迅一生的精神活动中，构成了某种反复和不断出现的现象，这说明精神至上主义已经成为鲁迅的分析范式。
儒家思想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它的心学模式，心学模式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它在中国深入人心，而且具有极强的生命力。认识儒家的心学传统。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心学传统与鲁迅的思想模式之间的深刻联系。孔子强调人心和人格的力量，已经具有了儒家心学的基本观念。孟子被认为是儒家心学的开创者。他的心学思想与孔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孟子提出天、性、心的心性之学模式，认为善就是人的天性的道德本心，心是化性为善的主体内在依据。荀子讲的心虽不同于孟子的德性心，是一种认知心，但它仍以成德为其终趣，它的成就仍表现为理想人格和历史秩序，因此，在荀子看来，心是人格实现和历史秩序的主宰功能。宋明心学，可谓儒学的一次革新，也可谓儒学的一次复兴。宋明心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又有效地吸收了佛家和道家思想，因而比起先秦时期更为丰富和发达，但就其基本思想而言，仍是有很大的一致性。朱熹所言之心与荀子接近，王阳明所说的心与孟子接近。
儒学的这种突出人的心智功能的思想倾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民族文化逻辑，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史中，在实际的历史行为里，人们也从未忘记“民心”，忘记“人的因素”等等，对人的精神的表达、理解和强调有时甚至有些过分。由于这种思想模式是以一种文化基因的形式在鲁迅的精神结构中加以延续的，因而他本人没有清醒地察觉或是干脆没有察觉也是十分正常的，我们却不能因此对鲁迅的思想模式与儒家心性之学的密切关系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