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与“作诗”、“参禅”之意境的圆融

水墨山水画到了宋朝，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同时参禅之风也日盛。北宋中期的国力趋弱，士大夫大多陷入新旧党争，外加北方少数民族侵扰，士大夫报国无门之下，转而在“齐荣辱、忘生死、等存灭”的禅家思想中得到启悟，以“静心、冥想、体悟”的方式，做“去欲、主静、贵无”的禅修。宋代当时的儒生的行为方式被形象地概括为：半天读书，半天静坐。连宋理学说也被认为是“阳儒阴佛”。宋的山水田园诗虽没唐代王孟之幽美，宋的山水画却达到了顶峰。

绘画、作诗与禅修的“静心、冥想、体悟” 的意境相通。宋水墨山水画多半出于信佛文人画家、画僧、诗僧之手，诗佛王维早就说自己“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苏轼还自称“苏子作诗如见画”，在苏东坡看来作诗与参禅是互通的：“暫借好诗消永夜，每到佳处辄参禅” [2]；还道：“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在苏轼看来，这种拥有诗般妙想画师的代表便是王维。他称颂王维“诗人与画手，兰菊芳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 [3]；“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4]。“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画相通，亦是北宋山水画家郭熙的重要美学思想。郭熙有言：“然不因静居燕坐，明窗净几，一柱炉香，万虑消沉，则佳句好意亦看不出，幽情美趣亦想不成，即画之生意，亦岂易有。及乎境界已熟，心手已应，方始纵横中度，左右逢原。”[5]。在此处郭熙把修禅与作诗、绘画三者相互滋养，秘响旁通的境界联系起来。在禅的静穆中走向诗画的胜境，苏轼有名言：“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 （《送参廖师》）。

坐禅修的是“静滤”，即“净心”、“滤念头”。“四大皆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的“空”来自“心灵的空”，即“净心”：生死不染、时空不羁、无欲无求、去住自由，这是空的境界才有的大自由。禅修时沉至极致的静穆里方能真切地感知世界的毫末之动：“千山不隐响，一叶动亦闻”（孟郊《桐庐山中赠李明府》）。只有在静寂的禅境中，心境才能获得极度的自由，如如不动的彻悟之境与激情沉醉的审美愉悦相偕不二。无心任运，这种充满自由、本然天真，这种无羁无绊、出入无碍的大自由，才能在山水世界里感受心的空，悟到世界的空。皎然《闻钟》那“永夜一禅子，泠然心境中”，就是一种走向极处的圣境—禅境。而宋代士大夫推崇的，正是王维这种“身心尘外远，岁月坐中忘”的平静不惊的空心，他的禅诗无心淡泊、斫去雕饰、独得天真。“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更是无心淡泊的极致，正是他在禅意灵性里，在静穆凝寂的观照里，无心偶得、意到便成的率意之作。

中国人对“无意”、“无心”、“无法”的大自由、大自在境界推崇，来自于老庄哲学，后得之于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尤其是中唐后的禅宗之推波助澜，对文人艺术家影响至深。 “忘形得意”的“逸品画”就是文人追求在“无心”、“无意”、“无法”的大自由、大自在状态下，随意而为之作。

画僧石涛曾说：“无法而法，乃为至法”[6]，苏轼的书法:早年姿媚、中年圆劲、晚年沉著，他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庄子的《庖丁解牛》，不以目视而以神遇；嵇康形容自己的演奏，是“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书家心无牵挂，信笔直书，如怀素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醉后才“无心无法”，任意弄墨，笔走龙蛇；张志和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挥墨，应节而成[7]。这种无意、无心、无法之作，皆是在“静滤”的禅境里，在心空的大自由、大自在里方可快意挥洒，世间种种全不萦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