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电影《女王》艺术风格探析-艺术论文

　影片《女王》由英国导演斯蒂芬·弗里尔斯于2006年执导，讲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简称女王）在戴安娜王妃车祸逝世之后，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一段在幕后紧密合作的关系。当中，影片特别刻画了女王和布莱尔在处理戴安娜之死一事上，为了同时保持王室的低调与满足公众热切的关注，而要面对进退失据局面的故事。电影女主角扮演者海伦·米伦凭此片在2007年夺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以近现代英国王室人物为主角的传记题材的影片并不多，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才相继有影片问世并获得普遍赞誉：包括1998年的《伊丽莎白》、2006年的《女王》、2007年的《伊丽莎白：黄金年代》以及2011年奥斯卡奖的四项奖项获奖影片《国王的演讲》。“电影的‘民族特质’这么一个重要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概念……一方面，在近年来的英国电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英国绅士式的自信和从容，彬彬有礼的传统生活方式，独特的民族历史经验以及蕴含于这种生活经验中的价值观无可奈何走向崩溃的过程，传达出一种忧伤的韵致。”英国王室成员的生活方式深居简出，在客观上引起了受众对王室的窥视欲望。而全球化文化与经济的融合与开放，使得人们对仍然以保守形象出现的英国君主立宪制以及贵族制度传统的文化社会现象进行思考。

　　2007年，弗里尔斯因执导《女王》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提名。值得注意的是，导演于2003年执导了英国电视片The Deal，而片中首相的扮演者麦克尔·辛在影片《女王》中也扮演了同一角色。这不仅仅体现了斯蒂芬导演对该类题材的驾轻就熟，也侧面暗示了《女王》电影与英国政治讽刺题材影视之间的联系。这种蛛丝马迹使本片不仅仅作为传记电影，同时具备对英国现实政治环境的解读与思考。这并不是导演本人对该类题材的偏爱，其实英国的影视作品对于政治题材有着一贯的敏感和洞察力。如电视剧《是，大臣》以英式幽默的方式剖析英国政坛的种种现象，无论在口碑还是在评论家那里，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获得了五个BAFTAs（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电视奖）。导演本人也对现实的英国政治制度作出了表达，“对此,导演弗里尔斯十分简练地概括道‘尽管这个制度很白痴、不恰当,但这个女人却是杰出的’。这种对于女王的钟爱和对于君主制的怀疑，引导弗里尔斯进一步评论道,‘影片讲述了一个象征性的故事,因为它说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事情。这个国家被传统和现代一分为二。’他指出,影片‘表现了两个世界面对面的交锋。还显示出,传统,既是这个国家的长处,又是它的弱点’。”

　　《女王》中主要采用古典叙事和传统的构图与影像来揭示女王内心变化，引发受众对传统精英文化与现代大众文化的冲突的深层思考。作为人物传记性质的电影，叙事的主线围绕着女王的活动展开，截取伊丽莎白女王漫漫人生中的短短一周。叙事的段落从女王接见布莱尔、女王对戴安娜葬礼的初始安排、女王在巴尔莫勒尔城堡度假的活动以及女王最终听从布莱尔的劝告返回伦敦发表电视演说并参与戴安娜王妃公葬的活动展开，整个故事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事自然流畅。本片在交代过往的历史背景时，大量采用了人物对话、电视媒体的录像资料。如女王与王太后散步的场景中，影片通过王后的口述道，“你继位时宣布……整个生命，不论长短，都为你们效劳”，交代了女王继位时的宣誓场景，暗示了女王内心对英国人民的承诺。再如，在女王返回伦敦时，布莱尔的幕僚们对女王的攻击：“冷若冰霜……缺乏人性”、是个“老顽固”。布莱尔无法忍受大声呵斥，“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人民……她做着一份她并不想干的工作,一份要了她父亲命的工作，她却做足了50年”，交代了爱德华八世选择退位而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被迫继位的背景，在她看来他抛弃了自己的职责，并迫使自己的父亲负担起这个责任，而这一责任又被视为缩短其父亲寿命的罪魁祸首。因此，戴安娜未能担负起对英国王室的责任，也是女王最初不肯为她举行王室规格葬礼的原因。

　　对现代媒体道德的缺失进行彻底的批判是影片《女王》着重表达的主题之一，但同时影片中大量出现的电视转播和阅读报纸的镜头又暗示着现代媒体无孔不入的特点。这种处理方式让观众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客观事实，电视及平面媒体不论是在影片内还是在影片外都是作为推进情节发展的重要推手。戴安娜死后，电视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民众哀悼戴安娜并在白金汉宫门前聚集的画面，而且随着事件的推进，聚集的人群与花束成倍增加，媒体在客观上放大了社会的压力和焦点，而全部聚焦在王室的冷漠。最后，白金汉宫降半旗、女王的演讲、女王及王室成员集体参加戴安娜的葬礼，同样是通过媒体使岌岌可危的王室信任度重新得以恢复。很少有一部影片将电视（媒体）作为与演员同样重要的“角色”在叙事中加以使用的。这传达了影片的基本观点：无论人们对现代媒体的评价如何，与文学、美术、音乐创作等其他文化活动相比，它事实上已经在当代社会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电视媒体除了在叙事中的作用外，同时还以电视机画面的方式成为《女王》主要的转场依据，将十几个场景串联起来，更深化了现代媒体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在戴安娜遭遇车祸的片段中，布莱尔夫妇在接到消息震惊之余，随即打开电视，观看现场报道；镜头又切换到女王及其家人一同观看同一新闻的场景。基本所有主要片段都是以电视报道的画面开场，然后再切换到观看电视的人。在影片中，电视本身成为人们注视的对象。人们通过电视观察其他人的活动，从电视评论员的口中吸收对其他人的评价和分析，似乎在展示现代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而影片中体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偏见与隔阂。

　　从类型片角度来看，《女王》将故事片与纪录片相结合，在场景调度中大量运用电视转播画面以及录像资料作为转场及蒙太奇的剪辑手段，使用真实历史的纪录片画面与人为布景的电影画面进行剪辑拼接，创造出一种相对真实可信的观影效果。即使是并非历史真实的场景中，很多镜头都采用了电视显示屏效果。例如，布莱尔作为工党领袖竞选英国首相成功的庆祝场面中，镜头的条纹显示非常明显，相反，镜头中的人物并不清晰，这种处理方式是在强调纪录片形式的真实感。再如，所有涉及电视媒体评论的镜头则一律采用电视显示屏效果，或将电视画面甚至电视机本身置于场景的中心，这在其他影片中并未被如此频繁使用过。本片的核心人物、戴安娜王妃的绝大部分镜头虽然都取材于录像资料，但本片刻意对画面的效果进行了处理，画面像素较低且颗粒状明显，呈现出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家用录像机的画面风格，独具怀旧的意味，与本片对戴安娜同情的立场保持吻合。

　　影片《女王》的多数场景采用常规剪辑速度，体现了本片的纪实性风格，但少数场景也采用了快速的剪辑。如戴安娜之死的场景，首先采用横摇镜头交代了在酒店正面严阵以待的各媒体的记者们，然后迅速切换到酒店后门骑着摩托车的“狗仔队”的主观镜头。随着戴安娜的出现和坐车离去，与传统好莱坞公路追逐的场景类似，快速和看似凌乱的剪辑，镜头在狗仔队刺眼的摩托车镜头与戴安娜逃离的轿车镜头之间快速切换，烘托了追逐中的紧张气氛。更为独特的是，影片采用了意向的手法，在剪辑中穿插了戴安娜的历史记录镜头，包括戴安娜往深海中走去的镜头、戴安娜开车驾驶离开记者的镜头、戴安娜步行离开的镜头以及戴安娜在雪山滑雪的镜头。历史镜头与现实镜头的交叉，暗喻着戴安娜在其人生经历中曾经的无数次“逃离”媒体的活动。最后一只手遮住摄像机镜头的画面，极具震撼性，戴安娜最终没有逃离媒体无处不在的“手”，而她的人生如被遮挡的镜头一样坠入了永远的黑暗中。这种剪辑处理的艺术，揭示上述叙事中的主题：戴安娜既源于媒体的追逐也源于她与媒体的靠近。

　　影片《女王》除了大量采用了纪实主义手法外，还使用了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段。本片中女王与一只十四角的鹿的遭遇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女王的转变。女王在河流中车辆触礁抛锚后坐在草地上等待救援，此刻她的心情是非常沮丧的。公众的压力、政府的游说、丈夫及母亲的固执以及儿子的软弱背叛，此时，女王的心情是复杂的。景框中出现了女王哭泣而耸动的背影，此时，镜头中近景虚化而远景实化，一只十四角鹿出现在景框的右上方。鹿的特写镜头中，光线从鹿的背面逆光照射，显得沉静平和。摇镜头转为慢镜头，以仰视的视角拍摄，背景光明亮呈现金色，鹿在灿烂的光芒中，高贵而优雅。一组正反打镜头，在女王泪痕的脸与鹿沉静的表情之间切换，女王被鹿的独特气质所感染。此时，鹿变成了女王注视自己的另一个镜像，此刻鹿的形象象征着高贵的王权，象征着英国文化中传统的贵族气质与精英精神。在之后的场景中，女王得知鹿被一个普通的市民猎杀后，非常震惊，亲自来到保管鹿尸体的仓库。镜头从女王的主观视角切入：倒吊着的鹿，冰冷而僵硬，而且鹿的头被砍掉了，地上斑斑血迹。女王面对的是一个残酷的事实，高贵与优雅被粗鄙和世俗“猎杀”了，看似高高在上的王权其实弱不禁风，君主立宪制随时可能被共和制所取代。女王抚摸着被砍掉的鹿头上的伤口，“希望没受到太多折磨”，女王转身离开时，表情由悲伤而转为坚毅。此刻她的观念已经做出了重大的改变，就像被猎杀的鹿一样，即使受到折磨，即使头被砍下，女王也愿意牺牲自己去为她认可的价值服务。

　　综上，正如《女王》的片头出现的女王肖像一样，本片的制作人员意图通过纪实主义方法，以尽量客观的旁观者的身份，为激烈冲突环境中的女王创作一张速写肖像。正如安德鲁·希格森对英国电影所说的那样，“那些曾被视为建构熟悉共识的影片，将这个民族设想为一种纯粹、稳定、中心化的空间和民众，如今似乎却也正暴露出民族的偶然性和脆弱性以及身份的碎裂和转移。”本片通过观察女王及她所代表的英国传统保守文化的改变，激发了人们对英国君主立宪制在当今现代社会地位的思考。同时影片以新颖独特的制作手法，将主题与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也为英国同类题材电影的风格分析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