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设计元素在《金陵十三钗》中的表现-艺术论文

　　故事集中地是一个教堂，在小小的教堂里，容下了唱诗班女孩、美国神父、青楼妓女、中国士兵以及侵略者日本兵等相继登场。各色人物之间的诸种矛盾冲突，暗流涌动着犹如火山即将爆发一般，在不断升级的纠葛与碰撞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演绎出一场历史事实的回忆片。张艺谋和严歌苓等巧妙地将人物角色设定为几组紧密联系又相互对立的词语意象：侵犯与受难、复仇与忏悔、堕落与救赎。以前，中国大多数关于抗日战争的叙事往往带有浓厚的“前现代”痕迹，是几乎一样的“复仇叙事”，运用的是一套高度本土化的人物设计和肖像学，英勇的游击队战士、凶神恶煞的愚笨的鬼子、农村空间等，与其他国家的二战叙事没有构成有效的呼应和交锋。近年来《南京！南京！》《风声》《拉贝日记》等影片试图跳脱这种模式，开创新的人物和肖像学传统。与之前的尝试相比，《金陵十三钗》的人物设计是更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通过梳理影片的人物和肖像学谱系，能够发现本片与美国、日本等国家二战叙事的对话关系，而这种对话恰是建立在我们民族现代性体验之上的。

　　（一）女主角

　　女性在阴阳中为阴、八卦中对应坤位，其对应的特征应该是雌性的、阴柔的。从动物学上将，他们是弱势群体，应该受到保护。但是在战争的年代，女人往往是受害者。女性在战争片中从未缺乏，是因为这样可以利用反衬等手法突显战争的残酷。《金陵十三钗》的女性主角是两组对位的女性人物——教堂女学生和秦淮河钓鱼巷职业女性。

　　综观世界各国关于二战的电影，将女学生作为战争受害者的叙事模式在反法西斯阵营的电影是很少见的，反而是战争加害国战败国日本，却喜欢用女学生来作为表达主题。最具代表的莫过于“姬百合”神话，《姬百合之塔》（1953）是日本在二战结束后最著名的反战电影之一。自1953年之后，曾经多次被搬上银幕，除了1987年今井正自己重拍的版本，还有1962年版、1968年版、1995年版、2007年版等，每一版都启用一批当时代最受欢迎的少女偶像们来出演。故事主要是讲述了美军登陆冲绳时，一群冲绳本地的女学生被日本军方组织起来，称为“姬百合部队”，与军队一起行动，作为护士和医护人员。在美军和本国军队的双重威胁之下，女学生们倒在了冲绳的海边。今井正的版本创造了一种“无辜者叙事”模式，将花季少女作为主人公，让人们自然而然产生一种怜惜之情，直接、深切地感受到战争的残酷和恐怖。

　　《金陵十三钗》中女学生代表着靠西式教育培植出的现代性，这是社会中上层的特权，妓女们则象征着底层的现代性萌芽，她们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方式和代价是将自身商品化。影片中通过刻画女学生和妓女从冲突到和解、从和解到“代替”的过程，阶层之间的矛盾慢慢被弥合了，这也呼应着抗日战争对中国民族共同体产生的凝聚作用。影片中的中上阶层是西方化的，女学生说英文，唱外国赞美诗；而底层更具东方色彩，妓女们说着色情笑话，唱着江南情歌小调。中上阶层的禁欲与低层的纵欲构成了反差，女学生对妓女门既鄙夷又嫉妒。那种成熟的女性魅力是她们尚不具备的，和解呈现为对彼此文化价值的肯定。妓女们通过裹紧胸部、洗尽红妆和拉直卷发等实现了和女学生的同化，进入了由中上阶层垄断的“正常的”现代性状态。这一幕的弦外之音——为了重归纯洁和身份提升，牺牲性命也是值得的。从女学生来讲，已经高度西化的她们从妓女身上看到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和魅力，原生态的未被装裱的传统和文化往往来自民间底层，于是她们用心聆听《秦淮景》，回忆着女人们一身红妆拥入教堂的情形。在这一刻上层与下层的现代性融合了，女孩和女人共同象征着那个时代中国的基本状况。

　　（二）男主角

　　影片中的男一号约翰是来自西方的拯救者（蜕变之后的），也是成熟的现代文明的化身，与女学生和妓女代表的前现代国家尚未成熟的现代性萌芽相对照，他会修理卡车也是现代文明符号的行为，同时也证实了这种身份。影片中的约翰属于大屠杀叙事中的“中立者”谱系，如《辛德勒的名单》中的辛德勒、《再见，孩子们》中的神父和《卢旺达旅馆》中的旅馆经理等，他们要么属于交战双方之外的第三方国家，要么从事商业、医生、宗教等相对不受政治影响的职业，这类人物的身份也注定他们便于周旋在屠杀的实施者和受害者之间，他们表面上看来是“中立的”，实际上是为弱者提供一定程度的庇护。

　　《金陵十三钗》中的约翰与辛德勒剧情相似，他经历了从普通人甚至小混混到英雄的蜕变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对异族女性的本能欲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纯洁无辜者的惨死或者危险处境则唤起了人物心中的人道主义情感，《金陵十三钗》片中摔死在约翰面前的女学生与《辛德勒的名单》片中的红衣小女孩是同一种表达。这种“普通英雄”是很巧妙的叙事套路，自私、放荡等缺点反而让主人公的拯救之举更有人性光彩，犹如一句古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值得注意的是约翰与中国女性们的关系，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除了活跃在各地的游击队，主战场的正规军主要依靠美国扶持，这一点在反映抗战的影片中不是很多见。《黄河绝恋》中虽然出现了美国飞行员，但他与中国女游击队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助的，算不得对抗战时期中美关系真实状态的隐喻。

　　长谷川和约翰、女学生用英文对话，则是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人群之间的交流，英文是西方文化是交流的基础。假如说女学生是中国现代性的萌芽，那么约翰是成熟的现代文明化身，而长谷川代表的日本军人就是披着现代文明外衣的野蛮人。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叙事中，两个不同民族在现代化进程方面的差距很少被提及。在日本的“殖民地叙事”中很少有敢反抗者，更多的是落后、贫穷的中国平民，呈现出的是日本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国原始农业文明对立的图式；在中国“抗日战争叙事”中少有西装革履、具有现代气息的日本人，多是野蛮、残忍的“日本鬼子”，呈现为日本那邪恶的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及贪婪与中国正义的民族英雄对立的图式。

　　二、场景设计

　　电影的历史背景是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顶峰时刻，也就是攻破南京，废墟里的教堂主要场景，则是一处原本应该很安宁的避难所。

　　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一次现代性创伤（武器为主），各民族或者国家的现代性状况有意无意地通过二战叙事反映出来。我国电影在叙述抗日战争的场景，大部分都是在农村，或者上海等古街道上，是以未进入现代文明的场景出现在国人面前。而《金陵十三钗》中，场景却是代表西方文明的教堂。

　　教堂，对于国人最熟悉不过了。曾经，中国的大门就是在西方传教士和洋枪大炮的驱动下，被打开的。西方列强也开始对中国开始了蚕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悲惨的开始。

　　《金陵十三钗》通过教堂这一特殊场景的描述，默认的是中国“依靠西方获得拯救”的叙事内核，该片也算是对于战时中国与西方关系更准确的影射，中国城市中上阶层的现代性是西方一手扶持起来的（以教会学校为代表），西方援助的中国国民党为中上层（而非底层的共产党）反抗日本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抗日战争叙事大多数描述共产党的游击战，叙事空间以农村为主，国民党、主战场、城市、西方等元素被屏蔽了，抗日神话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并带领广大穷苦民众浴血奋战而驱逐了日本侵略者，仿佛没有依靠任何外界力量而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与日本的主流观点正好相反，日本至今不愿承认被中国打败，向中国投降被视为输给美国的后果之一。《金陵十三钗》是通过教堂这个场景，侧面地反映了这种状况，并将之合理化。

　　三、色彩设计

　　长期以来，色彩在电影中仅仅发挥再现客观事物的写实功能，但是后来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导演才慢慢地意识到色彩的造型功能和表意功能。不少导演甚至是独具匠心地夸张和造假，强化某种或某几种色彩。色彩的应用和变化在这些导演的手中成为一种总体象征和表意的因素，从而起到了烘托环境、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形象的作用。色彩基调是指色彩在画面中表现出来的全片的总的色彩倾向和风格。整部作品往往以一种或几种相近的颜色作为影片的主导色彩，在视觉形象上营造出一种整体的气氛、风格和情调。

　　《金陵十三钗》这部影片中的色彩，代表西方文明或者现代文明的教堂窗户是彩色的，这象征着教堂是这部电影的故事的希望或者是帮助中国的代表。除此之外，其他色调基本都是以黑白为主。黑色给人的感觉是高贵、沉默、安静、莫测高深。象征着稳定、严肃、死亡……白色，在战争年代则更多的意义是“恐怖”的代名词。这样的色彩基调，也意味着这部电影是悲怆的、凄凉的、凄惨的……

　　夕阳西下，浓妆艳抹的“金陵十三钗”们如梦一般浮现，连阴霾的天空都充满了和煦的阳光，结局的场景显示了这是对这部阴暗的电影的最美的祝福或者最美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