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雪花秘扇》中受困的生态女性主义意图-电影论文

　　一、徘徊在美国电影业边缘的华裔电影

　　好莱坞电影商业化的标志之一是电影制作像工业化流水生产一样被分成不同类别，如警匪、动作、科幻、悬疑、惊悚、喜剧、浪漫，等等。这些不同类别是为了满足不同观众的胃口。“观众至上”是好莱坞电影的金科玉律。这一点甚至早在1915年，当美国最高法院就爱迪生电影公司专利权诉讼案作出裁定，认定“电影是一种以追求利润为第一需要的简单的纯商业活动”时，便在美国获得了法律上的保障。（苗棣，1997）华裔电影作为美国多元电影市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发挥着满足一定受众需要的作用，然而华裔电影在美国好莱坞却几乎处于十分边缘化的地位，为了遵循好莱坞观众至上的金科玉律，不断推出跨越东西文化，揭示东方神秘，迎合西方观众口味的片子，却未能登入美国电影产业的主流行列，并常常被标记为“外国/艺术”（foreign/art）这一类别而在美国非主流影院进行放映。可以说华裔电影只是徘徊在美国电影业边缘。

　　上述类型的华裔电影有很多，美籍著名华裔导演王颖(WayneWong)的最新作品《雪花秘扇》(SnowFlowerandtheSecretFan)（2011）便是其中一例。这部电影在北美市场反响平平。并未像1993年王颖执导的《喜福会》一样获得巨大成功并甚至有将华裔电影推入美国电影主流的气势。但可以说王颖导演一片苦心难得，他致力于挖掘清雅、深邃的中国文化题材、女性题材来调剂美国电影市场里充斥着的喧嚣和躁动的警匪、惊悚、科幻和灾难等科技因素更多的电影题材，试图改变北美观众眼中华裔电影动作、功夫片为主的印象，以民俗史诗一样的电影解救华裔电影的边缘化。其解救手段中的生态女性主义逻辑值得关注。

　　二、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将注意力隆重地转移到女性运动和生态运动上来。许多女性主义者认为这两种运动的目标是相互加强的，她们看到她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抵抗一个男权压倒女权、文化压倒自然的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应运而生。1974年，法国女性主义者奥波尼在她的《女性主义?毁灭》一书中首次使用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她提到对女性的压迫和对自然的蹂躏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自然得不到解放，女性也便得不到解放。（Eaubonne，1974）这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研究的发端。1975年，罗斯玛丽?鲁特尔在她的《新女人/新地球》一书中说道“女性必须明白，在基本关系模型是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女性是无法获得解放的，生态危机也根本无法解决。女性必须将女性运动的诉求和生态运动的诉求联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重塑社会经济关系，重塑这个现代工业化社会里重要的价值观。（Ruether，1975）”总体来讲，生态女性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很有影响力的思维方法和观点派别：文化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Ecofeminism）认为妇女和自然在创造生命方面有本原性联系，主张构建女性文化，并通过弘扬这种女性文化作为解决环境危机的根本途径；社会生态女性主义（SocialEcofeminism）认为二元等级观点为男性主宰自然、主宰女性提供了基础，倡导女性原则、多样性、整体性、可持续性和生命神圣性的原则，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式；哲学生态女性主义（PhilosophicalEcofeminism）在观念层次上研究对妇女的统治与对自然界的统治之间的关系，认为性别压迫与环境危机都根源于家长制的世界观。（余谋昌，2000）这种意指女性问题与生态问题的内在关联，号召女性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和自然关系的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蓬勃发展，其话语场不断扩大，涉及的领域愈来愈广，运用这个理论从进行对女性与男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本批判转移到更深层次的对人与外界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的追问。那么便不妨运用这种生态女性主义探索电影情节构思的意图。

　　三、生态女性主义意图的困境

　　王颖执导的电影《雪花秘扇》（2011年）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具有温情气息的“文艺片”，也是堪称“民俗史诗电影”，但在当代美国电影市场却反响平平。这部片子之所以成为本文的研究客体是因为其杂糅了王颖作为华裔导演而精心设计的生态女性主义情节。而这种含蓄的生态女性主义意图并没有达到解救华裔电影在美国边缘化地位的预期效果。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作为世界文化一隅的“老同”

　　在广西德保、靖西、大新一带的壮族农村，盛行着一种“交同”的风俗。所谓“交同”，就是两个年龄相同或相仿、志趣相投的朋友（通常从少年时代开始），经本人自愿，父母同意，建立起一种“朋友加兄弟（姐妹）”的亲密关系。“交同”以后，双方互称“老同”；双方父母互称“亲家”或“老契”；双方的兄弟姐妹按年龄大小以兄弟姐妹相称；对于对方的父母称“阿爸”“阿妈”。待双方有了子女，子女们称父母的老同为“爸同”“妈同”。这样的亲密关系，一直保持到第三、第四代才渐渐疏远。（南宁地区文联，1991）这个结交“老同”的风俗在湖南江永县一带的妇女中也有所流传，这在《雪花密扇》中便有所体现。影片中索菲亚还未完成的小说中提到“两个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女孩，两个同时裹上小脚的女孩，在把脚裹上的那一刻，她们的命运也永远地裹在了一起”。这里描述的便是中国古代湖南的女人之间结交“老同”的风俗。

　　王颖导演借《雪花秘扇》挖掘中国民俗的一个隐蔽角落——结交“老同”，不能不说他怀有通过全面展现“老同”和湖南民俗来抗衡好莱坞电影中充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的野心。以期凭借这种方式将观众的视线拉回到西方观众长期忽视和误解的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上来，寄希望于通过对中国民俗的展现来使西方观众重新关注华裔电影。中国民俗和西方风俗价值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不应被忽视便是本片的生态女性主义逻辑在文化多样性方面的体现。

　　然而这种中国民俗在西方电影舞台上的呼声所遭遇的却是来自西方影评界东方神秘主义派不折不扣的压抑和嘲笑。让西方认识中国的“老同”的意图很好，但影片展现“老同”时所不得不涉及的“八字很合”“三寸金莲”“媒妁之约”等中国封建社会的礼数再次使西方观众的兴趣点从认识中国民俗转移到了带着鄙夷的目光偷窥中国那神秘的封建奇观上来了。

　　（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爱

　　《雪花密扇》讲述的是清末和当代的两个相互参照的故事。在19世纪的湖南，李冰冰、全智贤饰演的百合与雪花在儿时一同裹小脚、一同在媒婆之约下结为“老同”，用女书在密扇上传递友情的故事在她们各自命运的波折中对女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凄美的升华。在当代上海，索菲亚出车祸昏迷，已疏远多日的好友尼娜去医院照顾她，并通过她的小说手稿发现一个半世纪之前的女性情谊故事而悟到今日应珍惜两人友情，于是放弃去纽约工作的机会，长相厮守……这个当代的故事是古代百合和雪花故事的翻版。百合地位高贵，而雪花嫁给一届武夫生活贫穷；尼娜将得到大公司的重用前程无限，而索菲亚却在租屋中写作并不幸遭遇车祸。导演想要突出的一点就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时事的变迁和家庭的变故都不会使“老同”的情谊移转。影片使男性观众对女人有重新的认识，即女人可以不做男人的附庸，女人可以不和男人长相厮守，女人可以和女人之间“真心永不变”。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来讲，女人和女人之间的爱代表着在这个男权主导的社会中建立起来了只属于女人的，并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兄弟结义关系和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婚姻关系并列的多元性别关系。影片意在倡导女人没有男人也可以自在生存、相惜怜爱的女权主义思想。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性别关系多样化的生态女性主义意图结果并未达到使所有性别观众共同认可的效果，影片只是成了女性闺蜜们的催泪剂和男性观众的催眠剂。女性观众对影片中“老同”相拥而眠、抱头痛哭的情节感动至深而流泪哽咽；男性观众则对此哈欠连天，甚至有的男性观众对影片中未能将“老同之爱”展现为“女同之爱”而表示失望。

　　（三）女人的文字——“女书”

　　湖南省江永县的上江圩乡有一种特殊的妇女文字，被当地人称之为“女书”或称“江永女书”。它仅在当地妇女范围内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而被运用，是妇女间所独有的交际工具，不被男子掌握使用。女书所写文字内容主要涉及：宗教祭祀，求神拜佛、诉写妇女苦难经历、书信往来，倾诉衷肠、记事记史和改编部分汉语作品。综观女书，其内容和形式极为和谐统一，保持了山乡女子勤劳、善良、向往美好、不屈不挠的本色。（李荆林，1995）

　　《雪花密扇》便特意展现了“女书”这种中国文化遗产。片中帮幼年的百合和雪花做媒使她们认识并成为老同的媒人这样教导两个孩子：“女书是女人之间的秘密语言，它是你和老同之间相互了解的通信方式，所以你必须和你的老同一起学习，这样才能了解对方的心。”于是两个孩子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女书，并用女书在密扇上写下老同的结交誓约“以我双手向你开，相惜怜爱永不悔”，并一生实践“结为老同永不变”的盟约。现代上海的索菲亚和尼娜也以女书的方式传递感情和沟通心灵。可以说，用“女书”来代替为男性话语系统服务的“方块汉字”便是生态女性主义逻辑下女性多语言体系共存诉求的有力体现。

　　然而，王颖导演所期待的这份带有古典意味的多语言体系却在当今的社交网络时代、习惯于虚拟流的年青一代观众眼中被贬抑为只作为古迹或单纯的历史民俗符号而存在。正如影片中现代的上海，一场关于女书软件的展示会正在将穿越历史的“女书”搬到冷冰冰的电子投影仪上，这预示着女书将不会像古代时一样留存在手工书写的带着女子温情的扇面上，而只是僵硬地刻在以男性主导的科技为特征的时代里的一块电脑硬盘里。

　　四、结语

　　电影《雪花密扇》里多处以生态女性主义勾画的、企图吸引西方观众、将华裔电影拉回主流院线的意图都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没有实现王颖导演所希望的使这个影片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能在男性和女性中引起共鸣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