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的多样性策略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环境随之发生了深刻显著的变化。电影作为意识形态表达的有效视听产品在发展中彰显出其与灵活性与先进性的特有优势。近年来，在中国电影产业转型升级与多样化传播策略的创新驱动下，主旋律电影作为电影创作场域内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进行了多方面的尝试与突破，在题材、主题与类型创作上呈现出新样貌，逐步形成了自身所独有的艺术风格，在创新中求发展。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面对的新语境

时代变革的召唤。全球化的浪潮之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软实力被视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艺术作为文化系统中的独具特色的艺术种类，被称为“时代的传声筒”，因其得天独厚的综合性成为文化宣传和意识形态输出的重要工具。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倡导下，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正竭力达成国内外文化认同与国家形象建构的需要。“国家认同的强大与否，取决于国家形象在国民意识中的活跃程度及它如何促成国民成员的思考和行为。”[1]从国内视野来看，主旋律电影作为价值宣传的最佳载体，需要发挥其特有的影像优势，持续扮演作为人民思想教育的“教科书”的角色。同时，放置于国际视野下来看，主旋律电影又亟需在大力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化进程下，蓄力为塑造积极国家形象贡献影像力量。由此，在全球和地域双重语境、国内文化认同和国家形象建构等多重场域互动下，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新发展是其本身繁荣与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知识整合的需要。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的多方面转向是观众知识获取需求反作用的结果。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和媒介融合的发展，碎片化的内容和播出形式为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观赏自主性和话语权，主旋律电影因其所具有的正统性和严肃性等特征，其创作明显趋向于对于碎片化创作潮流背后所产生的知识整合需求的迎合与补充，表现为在题材、主题等方面的拓展与丰富。

当代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加速”，它“可以定义为时间单位内的数量增长（或者，也可以在逻辑上同等含义地定义为相对每份确定的数量所需要的时间量的减少）”[2]，社会加速具体表现为“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3]当下，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合力推动着人们“快节奏”生活表征和审美取向的形成。为了更好的迎合受众的观影喜好和收视偏好，满足其对于“快看”和“看快”的观看速度要求，影片的制作与传播大多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势，例如在市场上展露头脚的互动电影、微电影等亚类型的影片。一方面，这种碎片化的片段播放与连接充分契合了受众的观影需求，将电影文本带入大众的生活中；另一方面，碎片化的知识获取容易出现“反向整合”的效果，人们面对碎片、断裂的知识目不暇接，整个社会呈现出“浅表化”的观看习惯，而在享受浅表层感官刺激作用于大脑产生多巴胺带来的愉悦感的同时，反而会刺激起对于系统性、整体性的知识的渴求。基于此，主旋律电影凭借其所具有的宣教属性，通过影片表达主题、题材及类型化的丰富使得这两元对立的效果相耦合，在影视场域内不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

市场波动的呼吁。纵观新时代下的电影创作，不同的影片类型层出不穷，响应时代号召的英模电影、影游融合的游戏电影、充分彰显互联网优势的弹幕电影、深挖电影的艺术特性的元电影等，产业模式的成熟和商业利益的诱导助推了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也走向了类型化创作的道路。

电影的生产制作遵循消费逻辑，即以消费为最终目的进行符号化的生产。[4]当下，电影市场内百家争鸣，出现了大批以娱乐元素和工业化商业制作模式生产的“新主流电影”，该类型影片一方面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积极探索“电影+明星+娱乐”的制作模式，发掘影片所具备的商业价值，意在将电影的利益最大化，如同新闻领域中所谓“议程间的零和博弈”一般，以优质的电影文本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为筹码争夺观众有限的注意力与闲暇时间，这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主旋律电影对于自身思想表达丰富和类型化的革新。此外，作为影片欣赏者的观众群体是具有流动性与不确定性的存在，其中不同个体的审美喜好也具有差异性的特征，基于审美取向的不同又划分为不同的趣缘社群。而一个电影文本的内部，也存在着诸多对话的可能性，在这生产与反馈过程中产生间性的隐患就使得创作者思考如何能够让不同社群产生观影兴趣与情感共鸣，进而在观赏性、思想性和娱乐性的融合中，达成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赢，实现主旋律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主旋律电影的多样性策略

电影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媒介，以其大众化的物质形态与影院空间的文化生产性质承载了大众共同体的想象，在此想象的基础上，电影实现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建构与传播。[5]20世纪80年代末，电影局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提出了“坚持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的口号，主旋律电影的创作由此展开，逐渐走向市场的中心。纵观主旋律电影的发展，我国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始终秉承着“以史为鉴”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国家的政策、平台、资金等都有意向主旋律电影所倾斜，这也导致几乎每年都有众多高质量的主旋律电影出现在影坛上，共同擎起主流文化的标杆。在其蓬勃发展势头的背后，实则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

题材：现实主义与社会热点的融合尝试。从题材上来看，主旋律电影大多基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事迹进行创作，将人们奋起反抗的国家历史和民族斗争生动真实地呈现在荧幕上，唤起人民内心深处所共有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情怀。在中国国家发展的脉络中，拼搏与反抗的战争历史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长期以来，主旋律电影充分借助这份独有的国家发展史，对于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与在国家发展史上作为重要节点的事件进行影像化的呈现，在对于历史洪流的视听呈现中，将国家建设的艰辛历程和革命人物的光辉事迹再现于观众眼前，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架以情感的共鸣串联起历史故事与现代人民，将爱国主义精神与家国情怀深入人心。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尝试突破过去战争与历史题材局限，覆盖了家庭、战争、惊险、动画等多种题材，在现实主义美学的引领下丰富多元题材的表达，力图满足更多观众群体的观影需求。实现了“破圈”传播的“我和我的”系列三部曲中，以《我和我的家乡》为例，虽最终呈现为拼盘式的结构，但每个单元皆基于真实事件的改编，选取充分具有代表性和贴合时代精神传达所需的典型人物事迹进行讲述，将多元题材统一于一部影片之中。影片中张北京想冒用医保卡的事件将社会题材搬上荧幕；假装出国留学实则回村奉献家乡的马亮把扶贫题材以幽默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电商届的领头人闫飞燕探索了“互联网+”社会环境中的电商题材，将多种题材类型统一于“主旋律电影”这一大类型之中，将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重要国家的宏大命题与时代洪流下小人物的命运紧密结合，让观众在小人物的故事中照见屏幕前的每一个“自己”，在欣赏影片的同时与剧中人物角色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被其所感染，由个体的关注提升至对于国家的热爱。《夺冠》拓展了体育题材在主旋律电影创作中的新场域，将2008年中国女排比赛的赛前训练、参赛与赛后成员发展再现于荧幕之上，突出几代女排运动员成长的艰苦历程，在数十年后的今日再次唤起了人们对于“女排精神”的集体记忆。巧妙的将爱国主义与当下时代精神相结合，加之体育与男女球员问题等多个话题的涉及，让观众在进度条的后半部分打破时代隔阂的鸿沟，产生高度情感共鸣。

除此之外，还有谍战题材的《悬崖之上》，农村题材题材的《一点就到家》等，多种题材类型的探索为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开拓出新的发展道路，在一个个引人深思的故事中弘扬主流价值观，在新颖题材的创新中彰显新时代所独有的时代价值与精神内涵，向海内外观众讲好中国故事。

主题：爱国主义与全球话语的多元表达。立足于中国所独有的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固然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优质土壤，而当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在主题表达上也进行着更为丰富的尝试。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虽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主旋律电影即便以弘扬历史精神和塑造英雄人物为影片主题展开创作，但也并非对于历史史实进行简单的影像再现，有学者言：“真正打动人心的作品一定是把准时代脉搏、紧扣主流价值表达、围绕党和国家的大事要事、回应观众关切的现实命题。”[6]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在继承传统主旋律电影所传达的爱国主题，也开始注重对新时代语境下主流价值观的传达。

首先是对于宏大家国主题的微观表达，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在主题表达上比较统一，大多围绕影片创作所处时代的主流核心价值观所展开，由于自身所背负的责任与使命的限制，其创作大多将重心置于对于党和政府的积极正面形象的塑造上，科普与宣扬“社会主义好”、“劳动最光荣”等思想。新时代主旋律创作深刻认识到其在主题表达上的单薄与匮乏，试图在聚焦于个人微观的表达中融入对人性的关怀，在落地化的叙事中将宏大爱国主题加以渗透。以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题材展开创作的影片《革命者》中对于革命英雄人物形象的建构不再集中于对其“高光时刻”的铺垫与刻画，而是转向对其生活化一面的描绘，李大钊和陈独秀先生在街头呲牙咧嘴地吃包子、在家里与妻子一同弹琴、与毛泽东下馆子吃火锅时模仿店小二，这些生活化情节的增添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影片本身所表达爱国主题的严肃性和刻板性，在具体的细节表达中完成对于宏大爱国主题的渲染。

其次还体现为国际视野下的主题拓展。全球化国际发展潮流兴起，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创作聚焦于对于与全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具有普适性的主题思想的表达，例如人类生存、生态恢复、环境保护等。影片《流浪地球》一方面将主人公的身份定位于“地球人”而非“中国人”，把家国文化扩充到更加广泛和普遍的全人类的视野下，区别于早期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减少了影片中对中国社会背景和中国人民身份的彰显，淡化在国际传播中可能产生传播隔阂与理解障碍的不同地域、民族之间的差异，将情感表达的重心侧重于对于全人类共同拯救地球的更大范围内集体主义情感的抒发。另一方面，影片中所面临的灾难以及身处的困境，并非中国作为全球范围内的独立板块所面临的生存困境，而是关注地球和全人类的命运危机，在全球性灾难面前，唤起不同地区观众的代入感。最终影片中所提出的基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具有集体主义倾向的解决方案，也在故事的娓娓道来中作用于海外观众的潜意识，无形之间加深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理解与认同，作用于对于保护环境的国际化主题表达。由此，人们在思绪涌动和情感共鸣中反观现实世界，引发对现实问题的反思，并激发其产生建构美好现实世界的理想愿景，与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主流发展导向协调统一。影片《红海行动》中，蛟龙突击队奋力组织恐怖分子意图制造的全球性污染，也是对与全球化主题的深刻关切。

类型：类型杂糅与叙事范式的突破创新。类型化的生产策略是保障电影票房与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类型电影”指的是在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模式下发展起来的电影商品，类型元素的可复制性和共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电影票房的高低，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倾向于选取已获得良好口碑的电影类型进行创作，另一方面，对于观众而言，在观影过程中选择熟悉或喜爱的题材进行观看。过去的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类型化元素主要体现为影片善恶分明的两元对立叙事、大团圆结局以及英雄人物的主角光环等，为观众打造一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梦境”。新时代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已不同于传统主旋律电影所执行的刻板化的叙事范式，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方式和风格，将影片所表达价值内涵置于类型创作的异质化重构中。

首先体现为影片类型的杂糅。关注医患题材与药品价格问题的现实主义影片《我不是药神》在关切真实社会问题的同时，也融汇了喜剧元素，对于严肃话题的探讨予以中和。由演员徐峥所饰演的程勇这一角色，由于徐峥作为喜剧演员本身带有一定的幽默感和亲切感，加之人物设定为爱耍小聪明的小市民形象使影片的喜剧效果倍增，在笑声中激发观众的观影兴趣，在玩闹后引发观众思考。《悬崖之上》以典型的谍战题材悬疑设置辅之类型化的元素加持，在“主旋律+悬疑”的类型结合中，传达友情、爱情以及家国情怀等多重思想感情。同时，影片运用类型化的叙事策略将当下观众随时代不断变化的审美需求与主流价值观念紧密结合，依托于张艺谋导演所独有的电影美学价值观，在一片白雪皑皑中将故事温和地进行讲述，在绝美的奇观画面中让观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作用于影片思想的深入与情感的共鸣。

其次是对于传统主旋律电影创作基于现实空间进行创作叙事范式的打破，新时代下主旋律电影创作着力于对于奇观画面的呈现呈现。被标榜为开启了“中国电影科幻元年”的科幻题材电影《流浪地球》，不再拘泥于对已发生的历史事件或英雄人物的表现，而是利用数字技术建造了所设想的未来空间的模样，在奇观化视听的呈现中达成影片艺术性与思想性的双重满足，兼具速度感和想象力的拟真画面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和沉浸式体验，类型化的探索使得观众可以在影片中获得一种“在场”的“替代性满足”，在感官刺激中完成对于精神内涵的表达。

无论是对于多种类型电影模式的综合与杂糅，还是对于原有类型元素的打破，都是新时代主旋律电影在类型化创作探索中的成功实践。一方面将各类型电影中的优质元素加以串联，在满足观众多样审美需求的同时深刻贯彻时代内涵和主流价值观；另一方面，突破原有主旋律电影创作类型化的桎梏，消解受众对于主旋律电影的刻板印象，在契合受众观影审美期待的基础上完成影片情感的传递。

主旋律电影的趋势观察

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立场。即便电影场域内出现了一批诸如《长津湖》《1921》等优秀“现象级”主旋律电影，但其大多仍聚焦于历史事件与战争题材，虽然刻画了深入人心的个人主义英雄形象，其时代的距离感仍然是使得观众无法进一步深入其中的重要原因。由此，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还需不断深谙现实主义美学，秉持着现实主义精神展开创作，在此基础上传递新时代下多元精神美学的表达当前已有不少主旋律电影开始探索这一类型的创作，《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最后一课”、“神笔马亮”分别选取了老师和意图振兴家乡的美术生这些平凡的小人物角色，在人物与时代和环境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叙事，在“小我”的塑造中蕴涵了“中国梦”的深刻价值内涵。主旋律电影创作要巧妙处理好真实与假定、现实与戏剧之间的关系，在立足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基础上，借力科学技术手段增强影片的视觉效果和场景还原，在这种社会现实与艺术虚构的平衡中达成思想的传递和情感的共鸣。

“电影不论它的商业动机与美学要求，电影的魅力和社会文化功能还是意识形态，电影实际上是协助公众去界定迅速演变的社会现实并寻找其意义。”[7]主旋律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宣传的有力载体，在注重类型化创新的同时，还应积极帮助观众在影响世界中建构起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引起对于社会现状的反思。《我不是药神》在喜剧与现实主义的交揉中，深刻的剖析了生活中看病贵看病难、创新药引进难的问题，在笑声与温情中饱含着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性和洞察性。新时代的主旋律电影创作应更多的认识到这一点，在战争与历史的宏大话语之下观照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困境，让电影真正回归其本体对“物质现实的复原”的本质属性，主动承担起反应社会现实的担当，促使主旋律电影创作可持续发展。

积极拓展全球视野。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剧的今天，新时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必将目光聚焦于大众文化传播的具体形式载体之上，同时注意处理好后殖民时代文化国际传播中的各环节相关因素。新时代全球化语境下，主旋律电影创作乃至中国电影创作如若想要走向世界舞台，必须深刻的认识到电影在其美学超越性的背后还需具有情感共鸣性。有学者指出“共同体的社会建构包括了那些经常由伟大艺术品所提供的道德钵。”[8]当下主旋律电影的创作就作为这样一个道德钵，《战狼》系列和《长津湖》系列电影在国内外市场都获得了良好的票房收益，二者的共同之处即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建构了中国这一成熟、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用中国所独有的以家国情怀和集体主义为核心的英雄叙事范式取代了长期以来在电影创作中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好莱坞叙事模式：中国医生发现非洲女孩身上的抗体、中国大使馆保护其他国家受难人民、中国军人受到美国医生的信任，在全球范围内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提及与肯定中，树立起中国的大国形象，这种在影片中提及他国的指涉，也更易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他国观众的好奇心和认同感，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合力共建新型合作的国际新秩序。主旋律电影创作要培养全球思维，拓宽影片的视野，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思考其对外传播的世界市场适应性问题, 即如何适应世界电影市场的需要, 满足不同国家观众喜欢的欣赏趣味”[9]，为影片带来更广泛的影响力。

结语

新时代语境下的主旋律电影创作是一个不断尝试与探索的过程，作为肩负弘扬我国主流价值观重任的视听产品，多元题材的表达、丰富主题的彰显及类型化的创作趋势正成为其创作的突出转向，这种创作景观的出现是受众、市场和国际环境多方合力的结果，也逐渐解构影响着中国电影传统的所谓主旋律、商业和艺术的三分法，以综合和包容的姿态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有效路径。而主旋律电影在通过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的再现来满足观众精神需求的同时，也应紧跟时代的脉搏，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书写新时代的华章，用年轻化、全球化的话语缝合主题的宏大客观，在多元创新中激活中国电影产业的创作活力，为其他类型影片的创作提供可行性的参考方案，共同绘制中国电影的多样化拼图。

本文来源：《声屏世界》https://www.zzqklm.com/w/xf/24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