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学角度探赜喜剧小品之式微——以2023年央视春晚为例

央视春晚依托家国叙事、集体认同等符号表达，通过歌舞、语言、杂技等艺术形式来向国人乃至世界彰显着中国美学特色。其中，“喜剧小品”因其“精神愉悦性”的审美特征而与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相匹，自然成为春晚中的重头戏。然则据中国视听大数据1月30日发布的“2023年春节主题晚会收视数据”显示，2023年央视春晚收视率仅占全国22.23%，较2003年已下降16.6个百分点。从单个节目收视率来看，作为春晚看点支柱的小品类节目却只有1个跻身前十，其余4个均未上榜。诚然，这与社交媒体普遍化、娱乐类型多样化等外部因素有关，但归根到底仍是创作缺陷。文章欲借助美学理论，从整体功能、具体表现、受众心理三个角度来阐述最新一届央视小品的创作窠臼、揭示其式微缘因，以期为小品创作领域提供全新的问题诠释路径。

愉悦功能与社会效用的倒置

自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就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指出了喜剧的德育效用，他坚信：“在道德上，一本正经的说教不如讽刺的俏皮话更有力量……受到公众的哄笑是打击恶习最有效的方法[1]”。这一观点便使得喜剧不再指代宽泛的滑稽事件而具有更加确切的审美内涵，继而进入更深层次的美学范畴。作为喜剧艺术种类之一的小品自然被赋予了社会教化的重任，这本无可厚非，但近年来的小品创作却很难把握“喜”的本质属性与附属功能之间的主次关系，因而受揶揄为“服务社会的教说工具”。

表 1：2023年春晚小品中教化性台词的使用

剧目 冲突-和解-升华 教化性台词

《初见照相馆》 夫妻矛盾-重温结婚回忆-突然和解 夫妻不能吵架，那是在消耗爱情！

《马上到》 陌生人矛盾-快递小哥撒娇-突然和解 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马上到！

《坑》

《上热搜了》 夫妻矛盾-直播间蹭热度-突然和解 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有舍才有得！

《对视50秒》 情侣矛盾- -突然和解 只要我们关注彼此，充满默契，爱就一定会伴随我们身边！

超越性教化力量的泛滥。近年来，春晚小品呈现出类型化的创作模式：一方面，作品冲突大多取材于家庭伦理以及陌生人交往两类主题之中；另一方面，剧情安排趋于公式化，即以个体间简单矛盾引发抒情化结局进而传达社会价值观，完成“冲突-和解-升华”结构发展走向。

这种发展走向是结构秩序占主导的表现，冲突在结局前戛然而止转变为和解，依靠的就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台词。“超越性”是指超越现实，小品中的矛盾摩擦不是通过剧中人物之间的交流自主解决的，而是借助人物心中突然涌起的自我反思意识来将结局强行拉回预定的叙事轨道。在超越的反思力量下，剧中人物由诿过于人的利己者转为歌颂美好的倡议者，发出颇有教育意味的升华性语句，进而达成稳定现有社会秩序或宣扬社会新秩序的目的。如今年小品《马上到》，说的是快递小哥的快递被一位忘了拉手刹的网约车司机轧了，而恰巧快递主人来坐网约车，从而引发了三人由不愉快到握手言和的故事。情绪反转的原因非常不可思议，只因为快递小哥一句：“大家都挺不容易，我们把这不开心的都删了、减了，行吗？”，快递主人在下一秒就转怒为喜了，三人向观众台齐声发出：“只要咱们不急不躁，乐观微笑，相信所有的好事都会马上到！”小品小品，既在“小”，更在“品”，需要让观众细细品味、深深沉思，方能有体会。如果提出矛盾后直接靠教化性的台词来强解矛盾，效果自然不尽人意。

“在教育领域中，人们在道德上感到拘束；而在笑的领域中，则获得诗意的解放[2]”。可见，受众并不排斥理性思考，受众反感的也不是自内而外的道德，而是来自外部意识形态的压迫和自上而下的说教。因此，小品创作在揭示社会问题时需要更为妥帖的处理手段，无需拘泥于超越性的教化语气。

“狂欢化”的丢失。世间存在两种生活，一种是日常生活，另一种则是狂欢式生活。前者以严肃性和官方性为主要特征，表现在人们长时间内不得不遵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秩序等级关系；而后者作为“暂时颠倒的世界”而存在，仿佛是在庆祝暂且摆脱一切统治地位的真理和制度规范，具有解放性和狂热性。春节作为中国人一年一度最为重要的“盛会”，更是民众娱乐狂欢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渴望打破有限的严肃性和一切对超时间价值以及对必然性观念的无条件追求。换而言之，“春节”是中国人狂欢式生活的代表，是人民群众以诙谐的、笑的方式对抗日常压抑的时间节点，因此春晚最大的主题应是“欢乐”。可小品的“欢乐”主题在近年来似乎已“销声匿迹”，它一方面被“可预见的忧虑”而挤压，一方面被“主旋律下的硬煽情”所裹挟。

尧斯在《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中对喜剧提出明确要求：“要取悦观众，戏剧冲突的轻松性必须得到保证，凡是会引起忧虑、轻蔑或厌恶的严肃性必须排斥在喜剧之外[3]”。尧斯该观点虽过于绝对，但它确实揭示了喜剧小品的根本任务是获得“轻松的审美快感”，如若让观众观演结束后产生厌恶、担忧甚至是压力，则喜剧的主要目的和主体功能便丧失掉了。以今年的《初见照相馆》为例，小品讲述的是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与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妻拍结婚照的故事。结婚多年的夫妻一直因为家庭琐事不停地争吵抱怨，每当小夫妻谈到对未来婚姻的憧憬时，老夫妻就会相互埋怨、诉说一些现实生活的无奈，直至小夫妻听到了决心不再结婚。这时老夫妻才明白自己不该打压年轻人对婚姻的幸福向往，于是转变态度最终和好。该小品虽是大团圆结局，但其中争吵桥段占据整体时长的85%，仿佛给人传递一种信息：结婚后，幸福不是主旋律，无尽的争吵才是。观众从中并未感受到婚姻的美满幸福，反而萌发了对于婚姻生活的恐惧感：单身者似乎看到了婚后现实，故而排斥婚姻；未婚者易被导向，甚至产生感情问题；已婚者深有感触，对生活产生叹息且惋惜之情。亚里士多德称“恐惧”是一种由对不幸之事的预感而引起的痛苦或烦躁的感觉，这种感觉引起了人们的“痛苦或伤害”，与“欢乐”相悖。因此，喜剧小品应该给人以欢乐，而不是把可预见的忧虑铺展开来，在本该狂欢的短暂时间里平添压力与不快。

简而言之，央视春晚作为展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阵地，小品的教育功能具有天然的需求所在，但不可否认的是，创作主体以现实政治生活为致思出发点，过于强调道德感化和喜剧发展的关系，这本身就违背了喜剧小品娱乐性的主体功能和受众群体愉悦性的心理诉求，因而屡受批评。

模仿现实与现实真实的脱节

纵观喜剧性美学范畴的发展史，喜剧理论遵循着一个共同的认识，即强调喜剧对自然和生活真实的模仿。文艺创作者们也将此原则奉为圭臬，但在角色安排、现实逻辑、喜剧语言、台词内容等方面的“失真”，使得小品在实际效果上与其出发点大相径庭。

角色安排的失当。随着“明星流量”的日渐增强，晚会也注意到了“偶像效应”所产生的拉动力和消费力，因此邀请了众多当红明星跨界演出，以期提高节目收视率和好评度。据统计，五个小品中有三个小品影视演员超过喜剧演员数量，甚至充当剧目主要角色。然跨界人士往往不能在很短时间内习得专业要领，因此过多的非专业演员进驻小品领域必然会在无形中降低节目质量，给人一种模仿现实与现实真实的割裂感。

表 2：2023年春晚小品表演者及其对应角色

剧目 表演者及其职业 所对应的人物角色

《初见照相馆》 影视演员：于震、孙茜、白宇帆、张佳宁；喜剧演员：马旭东 城市情侣、夫妇

《马上到》 影视演员：王宝强、杨紫；喜剧演员：王宁 城市快递小哥、网约司机、白领

《坑》 喜剧演员：沈腾、马丽、艾伦、常远 城市公务员

《上热搜了》 影视演员：秦岚、黄杨；喜剧演员：孙涛、黄才伦 城市夫妻

《对视50秒》 喜剧演员：金靖、周铁男、闫佩伦 城市情侣

角色之于喜剧是灵魂般的存在，早在古希腊时期，一些剧作家便注意到了表演者的重要性。其中，亚里士多德将表演者“丑”概念引入喜剧：“那些带有一点丑的对象”才能引起人的快感，“如果诉诸感官的对象含有一点丑的成分，它就会引人发笑了”。亚氏这一观点，被后世许多喜剧理论所认可，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特里西诺、19世纪俄国著名美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都重视“丑”与喜剧的辩证关系。从伦理角度上看“丑引人发笑”的原因，恰如柏拉图在《菲利普斯篇》中所提出的，“笑”与人“心怀恶意”有关，人本身是天性妒忌的，人绝不会对别人的好处自然而然的感到快慰；从美学角度上看，滑稽是“表现内容与形式、现象与本质的矛盾所显现出的荒唐”的美学范畴，即丑强把自己装成美而显出的可笑。需要注意的的是，这里的“丑”不是心灵或身体上遭受的不幸，而是一种“乖讹”，即搞笑的表情、笨拙的动作、愚蠢的腔调等等。

所以，这也就是为何著名的“谐星”基本上都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俊男靓女”，他们无需特别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因为这本就是愉悦观众的一大利器。然而由于粉丝期待和人设要求，影视演员大多有心理包袱，不能做到全身心投入到喜剧所模仿的现实境遇之中。来自演员的信念不坚定，真实感便无从而来，就更不可能产生一种感染观众的力量。正如伯格森所言：“滑稽是无意识的，一个滑稽人物的滑稽程度一般正好和他忘掉自己的程度相当[4]”。

现实逻辑的混乱。当今的时代是尚理崇智的时代，没有深刻意义的、逻辑不能自洽的小品自然是不能被观众接纳的。《初见照相馆》便存在现实逻辑混乱的错误。未入照相馆前，女方便焦急地说:“喂!我已经到民政局了!你在哪里呢?快点我还要上班呢！”按照逻辑推理，她应该是在给男方打电话，然而男方明却在回答他的妈妈：“我俩是来补办结婚证的!”，这显然不符合推论。进入照相馆后，这对年老夫妻直接站在拍照的位置。明明是年轻夫妻先来的，结果兼任拍摄和管理职责的的摄影师却说，谁先上去就给谁拍。在公众场合中，理应讲求先来后到，这显然不合乎正常秩序。随着矛盾发展，年老夫妻相互埋怨以及最后安排年轻夫妻的结婚流程，都与他们“焦急”的情绪相悖，使得矛盾的制造与和解给人莫名其妙的感受。整个剧目所塑造的人物逻辑、地点逻辑、时间逻辑、情绪逻辑都不严谨，我们又怎么要求小品承担起“思想性”的重任呢？

概而言之，创作者从现实的“小角度”切入本没有错，但如果只是粗浅直接地将生活矛盾和社会问题搬上舞台，只注重“小”而不注重“品”，那么堆砌生成的粗糙喜剧小品就很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博得观众短暂一笑后便不复存在了。

喜剧语言的的偏正化。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语言是思想表达的载体，是构成各类文学艺术的基本质料，同样，作为语言类艺术的典型代表，台词则是整个作品的精华部分。根据语言的官方程度，台词语言可以简单划分为非正式语言和正式化语言。然而近年来随着“结构化仪式”的整合性增强，非正式语言呈现出消减甚至边缘化的状态。

在喜剧小品中，非正式的戏剧语言对于理性和严肃具有消解作用，促成了集体狂欢的到来。早期春晚小品的语言表达多具乡土气息，通常借助小人物脱口而出的的俚语俗谚等非正式语言来愉悦观众，产生强烈的喜剧效果。例如1998年《拜年》中，赵本山戏称对手“瞎么杵子去南极根本找不着北，脑血栓练下叉根本劈不开腿”、调侃乡长“这大侄儿从乡长一下变成三胖子了，咱就不要照头再给一棒子了”等，以诙谐幽默的语言为观众带来了无数欢乐。

非正式语言的使用除了能够彰显文学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承载着独特的社会意义。在泛娱乐化时代，年轻人拥有多个移动终端，因此娱乐方式更为多样；而中老年人普遍对春晚具有怀旧心理，因此中老年人则是春晚最大的受众群体。由于时代因素，大部分中老年人出身农村或有乡土情节，且文化程度不高，小品中的非正式语使他们好似与角色“互通家常”，“具身性”体验是他们坚守在电视前的一大原因。而近年来，小品语言日益标准化，不同人物的语言特征逐渐淡化，“乡土气”被“城市化”挤压得已无生存空间。据表 2梳理，2023年五个春晚小品的所有个体人设全部为城市人物，且年龄全部集中在青年阶段，“老人”与“农村”这一最大需求集体很难产生共鸣，收视率下降的原因不言而喻。

台词内容的不合理。央视春晚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它不只是简单的娱乐节目，还代表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反映出一个国家当下的热点话题。从前文角色的梳理中不难看出，这次春晚的三个小品节目都是围绕男女关系展开的，创作者力求通过和睦美满的“小家”来构建和谐幸福的“大家”。然而这三个小品中揭示的家和之道，却掀起了社会观众对于自尊意识的争讨。

从性别视角切入，对于“男女平权”的呼吁，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的现实需要。但事物的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如若矫枉过正，便会导致女权主义的异化，即一种“单边、利己”的女权主义。这种充斥着女尊男卑的女权主义在此次春晚中多有暗隐，例如《上热搜了》中，女性对男性蛮横、鄙夷的口吻：“姓孙的，给我站起来，一边呆着去”、“想当年多少人追我啊，我是矬子里拔矬子，把你给拔起来了”，以及双方关于经济权利的对话：“女：‘你给谁挣的钱？’男：‘给你挣的钱。’女：‘那给我挣的钱怎么成你的了？’”对于女性的尊重，在这个小品中似乎就等同于经济的让步，只有通过让渡权利的方式才能够换取家庭的和谐。这一思想在《初见照相馆》中也有所体现：“男：‘我每月工资一分不少全给你了，我还没有担当啊？’”在《对视50秒》中：“抽奖主持人：‘Lady First”（女士优先）’；男性：‘夫妻夫妻，不就是让你欺夫欺夫的吗？’”等语句，完全没有体现男女关系间该有的尊重，看到的只有无理苛责与单边索取。台词内容虽以娱乐群众、提高女性地位为目的，但却遭到了男性的反感，甚至是女性的排斥。渲染女性天生应该受到优等对待的利己思想，本就是错误的女权思想，它淹没了一部分真正优秀的女性代表，这与实现男女平权的目标背道而驰，甚至会引起男女对立的不良后果。

由于渐趋严格的大众鉴赏尺度，春晚小品的台词内容应避免将“不合理现象合理化”，谨慎坚守创作底线和公众敏感地带，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性、代表性的文艺作品。

可期待性与可预见性的错位

从喜剧主体的审美心理角度看，笑是由于一种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变为虚无而来的激情，可笑是由于人们对期待的落空而突然爆发的审美快感，因此“重复”是小品创作的死穴。然而近年来的央视小品大多题材相仿、主题相似、套路雷同，使得人们对小品失去期待性，甚至开始根据节目单戏谑地“预测”小品走向。据梳理，今年5个小品节目中有3个都属于婚姻题材，《马上到》也属于寻常的陌生人交往题材，唯一一个较为罕见的小品《坑》因其讽刺属性而备受关注。

表 3：2023年春晚小品主题类型及社会问题

剧目 主题类型 所对应的社会问题

《初见照相馆》 夫妻矛盾 夫妻婚后生活“一地鸡毛”，呼吁家庭和谐

《马上到》 陌生人误解 不同行业间陌生人解除误会，呼吁人与人互相包容

《坑》 官场矛盾 讽刺部分干部好大喜功、懒政躺平的丑恶嘴脸

《上热搜了》 夫妻矛盾 两对夫妻间的婚姻矛盾，呼吁家庭和谐

《对视50秒》 情侣矛盾 情侣间互相埋怨，呼吁爱情需要用心经营

相较于其他社会关系组成部分，婚姻与人际交往固然是与群众个人生活最息息相关的，但它同时也标示着该类题材在一定意义上缺乏新奇性。鲁迅先生曾对喜剧做出论断，他认为“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讽刺依旧是喜剧最大的魅力”[5]，这句话置于小品创作上依然适用。因此以展现现实逻辑与个性化表演的讽刺喜剧就显得尤为难得，这也是《坑》倍受期待的一大原因。同时，人们对于讽刺喜剧的期待与热爱，再次证明了中国观众不是不需要思想，而是需要真正具身性的、有思想的作品。

当可期待性降低到一定阈值时，观众的心境就会趋于另一种极端，即调侃式地“预测”小品走向以满足狂欢心理，这也预示着小品正在丧失其生命力。2023年央视春晚节目单曝光后，部分网友根据节目名称，结合以往收看经验和当下社会事件，便通过各大媒体平台进行“押题”，甚至总结出了一套涵盖开场白、主题类型、情节发展、结束语等完整流程。历年重复的笑料使人们产生了审美疲劳和心理预期，因此预测成功所获得的胜利感逐渐取代喜剧小品自身的愉悦感，小品原本的存在意义也随之殆尽。因此，小品创作应力求保留一种控制观众心理和情绪的审美留白空间，只有打破主题先行、模式化、公式化这些消费观众期待的创作缺陷，小品才能重新焕发艺术生命力。

近代英国经验派哲学家霍布士对喜剧作出解释，他认为可笑的东西必定是新奇的，不期而然的。此观点恰好揭示了可期待性与可预见性之间的颉颃关系，启示小品创作者必须通过常演常新以提高观众的可期待性、控制审美距离来降低可预见性，避免两者错位发展。

一言以蔽之，愉悦功能与社会效用的倒置、模仿现实与现实真实的脱节以及可期待性与可预见性的错位致使喜剧小品日渐式微。然而，美学的参与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创作思路。综合多位美学家的喜剧思想，一个成功的喜剧小品的构成要素应包括轻松愉快的幽默包袱、若隐若现的价值导向、清晰新颖的叙事逻辑、自然适度的情感表达、面向全体的创作理念。创作者搭建好社会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桥梁，受众在轻松愉快当中有所思有所悟，二者在短暂的时间里达成思想的共鸣，那么喜剧小品的艺术任务才算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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