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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与群像的交相辉映-电影论文

作者:尹瑾来源:《电影文学》日期:2012-08-24人气:901

  一部电影作品可以从影像风格、拍摄技法、表演造型、声音元素等多角度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评价,但影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标准应该是导演对艺术形象的刻画成功与否。好的电影看后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所刻画的艺术形象不自觉地使我们产生关联式想象,成为我们评价其他电影作品人物塑造的一个准绳,甚至以此来对比和苛求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完美人格”。《可可西里》就是一部在艺术形象塑造上非常成功的影片。

  《可可西里》是导演陆川的第二部作品,在创作初期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被寄予颇高的期望。实际上,他的第一部作品《寻枪》曾被媒体报道烙上姜文风格印记而遭到诟病。所以导演陆川对《可可西里》这部影片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并试图从这部他实现独立拍片权后的第一部作品中实现其在《寻枪》中未能充分发挥的内心诉求。影片的确不负众望,无论从影像艺术风格、影视拍摄技巧,还是整体的艺术架构等方面都对当时中国影坛甚至整个中国电影史产生了一些影响。很多专家学者已经在上述等方面对《可可西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阐述,本文将从人物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稍加阐述。

  首先,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是主人翁日泰。根据原剧本描绘,本片应该属于侦破情节的类型片,尽管导演陆川将大部分侦破情节进行了删改,但巡山队和盗猎者之间敌我的二元对立依然存在。由于影片在编排上给盗猎分子的时间比较少,巡山队的描写相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们暂且撇开盗猎分子不谈,这其中有一个个体和群像的关系,即相对于整个巡山队而言,队长日泰就是一个英雄个体的代表。日泰是一个有着雄鹰般锐利眼睛的军队转业干部,作为藏族人,他对可可西里有着天生的热爱,同时又由于其专业背景,便理所当然成为这个半军事化组织的领头人。由于自身的特殊条件及生活的现实环境等多重因素的交汇,塑成了他多重不同的气质。毫无疑问英雄是他的本色。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美丽的自然环境宁可牺牲自己生命是真英雄所为。这一点无疑在其最后的牺牲也就是本片的高潮部分表现得最为突出。“把枪交上,人跟我走。”是他独自面对十几个手持武器的盗猎分子的包围时异常坚定的话语。也许他已经预感到死亡将至,但最后关头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正是其英雄本色的表现,而这一切在陆川冷静甚至有点冷酷的交代中愈发显得真实。可以说成就其英雄的道路是必然的,而根源就在于他内心对可可西里由衷的爱。这在他开始决定从事这项危险而伟大的任务时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导演异于常规的手法让观众“非常意外”地接收了意料之中的事实,完成了其英雄主义的升华。“匪气”是导演陆川赋予日泰的另一种气质。但这里的“匪气”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匪霸、歹人之类所具有的邪气,而是深深烙在日泰骨子里的、也正是导演陆川着重描写和挖掘的真男人气概。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可以说随时要面临“敌人”的“刀山火海”,人的原始的野性会被逐渐激发,日泰只有充满霸气才能战胜邪恶。实际上,这恰好从另一个侧面显现出了日泰的英雄本色。我们在出发之前的晚餐中,见识了日泰对于英雄尊严的维护,感受到他与下属之间超出一般上下级的关系,存在着一种绝对服从的“说一不二”,甚至有类似于黑帮的性质。另外,在发现囚犯逃跑后,对看守的刘栋他是连打带踹,充分表现出他的权威和“霸道”。也许有的观众难以接受,但这却是必然的。武装巡山队是个半军事化组织,因为军事管理,就需要绝对的服从,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每一个士兵都心甘情愿地服从他,并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原因;但是半军事化不可能有正规军队一样完备的纪律约束。这样就使得所有个人因素在群体崇拜和特殊环境下被无限放大。

  其实英雄形象的塑造并不太难,但塑造一个有匪气的英雄却不太容易。我们在许多革命战争题材影片和好莱坞经典动作影片中看到过无数英雄,这些英雄其实无外乎两类——集体主义英雄和个人主义英雄。然而,导演陆川在《可可西里》中塑造的日泰形象却摆脱了上述传统类型片英雄人物设置的窠臼,在英雄模式的共性下,个性因素得到充分张扬,让这种共性中的个性愈发真实。

  与日泰个体相对的是巡山队的群像。比如平措、达瓦、刘栋等巡山队员,刘栋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是相对于巡山队群像的个像。刘栋是巡山队的一员,其无畏自然也是包括在群像中的,但相对于群像他的无畏又是独特的。独自驾车补给一场便是最好的明证。为了争取时间救达瓦他把自己的头发拴在车顶日夜开车,又为了拯救被困在雪山的同伴一个人独闯流沙滩,最终陷入流沙而牺牲。他的死毫无征兆,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发生了。观众正期待着他快马加鞭赶去救援,突然腿一软,继而越陷越深。不到半分钟人就整个被流沙吞没了。而后导演却同样用了半分钟的远景和大远景静静地让观众目睹和回味这一切。远景中孤零零的吉普车无疑强化了这一点,很有爱骑悼主的味道。对于刘栋诸多笔墨的描写是和整体群像的刻画相一致的。

  影片中个人与群体的无畏精神和浪漫气质是相统一的。群像的无畏在影片中无所不在,而最突出的无疑是湖边追击一场戏。车门一开,队员们冲向盗猎者,踏过零下二十摄氏度的河水,激起浪花四溅。有人说这一场是全片最精彩的一幕,此言不虚,队员们生龙活虎般无畏前冲确是我观影过程中情绪最激昂的时刻。浪漫也是导演想要赋予巡山队群像的。巡山队众人在阿旺的帐篷外起舞,导演用了全片惟一的一个升格镜头表现众人在艰苦环境和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做短暂修整的情景,也反映了藏族人性格中不畏艰难、乐观向上的品质。刘栋的浪漫看上去别有一番滋味,他会在众人吃饭的时候泡舞厅,会在回程补给的空余见女朋友。但导演显然是肯定这种人性化的,并将全片惟一一段感情戏交给他演绎,这也更增添了其最后牺牲的悲剧性。

  影片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被众多评论者认为是多余角色的记者。但我认为这个角色的设置蕴涵着导演个人独特的意旨。根据原剧本的描述,该角色的设置原是一名来自北京的秘密警察,而电影中却成了一名记者。这并不是偶然的。记者是惟一和日泰一起经历了全片的人物,他的存在正是导演陆川本人的在场。从导演阐述及其拍摄经历中我们发现,陆川本人从前期采访到拍摄完成前后三次入藏,时间长达十个月;而且片中记者主观镜头表现的院子中的羊皮等场景均是陆川亲眼所见。所以我觉得记者的在场是陆川主观上的故意安排,这也成就了该片名副其实的作者电影的身份。但陆川决不是《特洛伊》中的萨伽门农,他决不会为了让自己流芳百世而愚蠢地将名字刻在石头上,他这样做还有另外的意图。第一,记者的设置固然是事件还原本身的必须,他代表了媒体在真实事件中的作用。有了记者的所见所闻,日后的报道及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就水到渠成了,因为记者成了事件后续发展的推动者和见证人。第二,记者的存在是观众的替身。这是影片中设置记者的最重要目的。在传统类型片中,导演会不遗余力让观众幻化为主人公,充分融入到情节中去。但本片缺少这样的情节安排,导演的重点也不是让观众融入其中当一回英雄,而是要观众知道这件事,知道这件事是如何发生发展的。类似于新闻报道的纪实手法让记者的存在成为观众亲身经历整个事件的替代者。观众通过记者的眼睛看到了发生的一切,通过记者的言语探寻出了他们心里的问题。第三,记者的存在是整个事件的见证,是成就日泰及全部巡山队员壮举的镜子。他是惟一和日泰一起经历全片的当事人,目睹了几乎全部事件的经过及细节,及至最后日泰与盗猎者的对峙和牺牲。在日泰与盗猎者的对峙中,后景就是记者的眼睛,尽管导演进行了虚化并有意突出前景的日泰,但他的存在犹如静静的摄影机一般客观记录下了发生的一切。

  有人说陆川是在用纪录片的手法拍摄电影,甚至觉得过分强调导致影片情节的不完整。这似乎在说陆川又犯了国内导演的通病——不会讲故事,而我们也从他的影片中感受到一丝20世纪60年代真实电影的某些手法,但陆川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国产片越来越多地走所谓娱乐的路子,第五代及以前导演精心构筑的真实风格也被市场消解得所剩无几。陆川的影片正是对那些正在消失的而又是我们所期待和需要的东西的一种回归,是可贵的。

  影片中的两类配角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第一类是女人。《可可西里》是一部男性电影。女性出场时间总共不到五分钟,而且情节还不甚完整,于是有人建议索性去掉该角色设置,真正使本片成为一部男性电影。但一部没有女性的影片就是所谓的“真正意义上的男性电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个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是相伴而生的,两者缺一不可,缺失女人的电影作品自然不能完成影片“现实反映”的本体意图。即使是大众公认成功的男性电影《无间道》都不乏女性的在场,甚至在第二部和第三部中添加了Mary和心理医生的角色。女性在男性影片中很明显是作为配角的,她们是为了成就男人本性而出现,也可以根据情节的发展和主人公成长的需要随时消失,因此围绕女性的情节完整与否并不重要。在本片中,两个女性配角也很好完成了作用。央金的出现使日泰更加真实而且牺牲也更加悲壮,同时对记者也有一定的衬托;冷雪自然让刘栋的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让我们对刘栋最后的牺牲痛彻不已。而她们作用最好的表征就是留给心上人的祝福(手链和戒指)。央金交给记者的手链尽管在最后记者回归中得到灵验,虽对观众来说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但冷雪的戒指却在刘栋陷入流沙的痛苦挣扎特写中发挥了足够的作用,通过这枚小小的戒指,观众的心被狠狠抓了一把,揪心之痛感同身受。

  第二类配角则是坏人,也就是盗猎者。导演陆川对于他们是持同情态度的,这与以往的电影不同。影片给反方头目出场的时间很少,他们的代表是那个剥皮的老人——马占林——一个被生活所迫而选择走上盗猎者帮凶道路的显得十分麻木的牧民。他有着贪婪的本性,为了利益可以投降巡山队混吃混喝,同样也可以为了自身安全出卖日泰。但他也有着善良的本性,因为记者给过他烟抽,在最后他极力保护记者并给其指出脱离险境的道路。这样的人是复杂的,也是真实的,正像导演所说的,他们的出现和存在是有原因的,尽管可恨但也值得同情。

  纵观全片,导演陆川塑造了一系列不同形象的人物,对于他们心理的刻画更多的是通过镜头而不是语言来表现。他希望观众更多的是通过眼睛和大脑感受和体验发生在可可西里的那一段真实的故事,含蓄而深沉。

  著名电影演员田壮壮在评价《可可西里》的导演陆川时说:“他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的希望”。今天我们重新去体味这句话时,感慨良多。当下中国电影事业发展迅速,一些好的、经典的影片时有出现,但放在国际电影的大环境下,仍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希望中国电影能够成为世界电影创新之路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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