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电影”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电影论文

　　什么是人文精神？人文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与西方文化之理性和信仰的分离不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通过内心自觉地修持，即可在“人伦日用”之中领悟“理”的价值。“如果说中国文化具有‘人文精神’，这便是一种具体表现。”[1]7-8从孔子到宋明理学，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是中国知识分子认识自我和世界的理论总结，并不能简单地以封建糟粕一言以蔽之。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文与理性精神已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

　　余英时先生认为：“现代化之不能等同于西化是非常明显的事实。”[1]3依照他的理解，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并不是两个原不相干的实体，尤其不是互相排斥对立的。“现代生活”即是中国文化在现阶段的具体转变。[1]4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接受是一个重要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文化命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着鲜明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立足人本身，“修齐治平”“为生民立命”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之一，也是我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之一。在“十七年电影”鲜明的革命意识形态下，蕴含着传统文化的根本精髓，或者说“十七年电影”相当一部分程度上用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融合了革命理想的目标，这正是它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

　　“白云环绕着祁连山，鲜花开放在青海的草原，草原上有肥壮的牛羊，深山里有无尽的宝藏，哪怕重重的高山无边的草原,哪怕湍湍的河水道路艰难。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河水快乐地流向远方，心中怀恋着我的姑娘，你默默无言的等待，我牢牢地记在心上，你那美丽的眼睛闪耀着光芒，它使我更加坚强地走向战场。我们骄傲地高举着队旗，勇敢地走向生活，为了寻找地下的宝藏，把青春献给祖国！”

　　这是电影《深山探宝》的主题歌《把青春献给祖国》的歌词。钱钟书认为“女子伤春”和“男子悲秋”同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典型的抒情模式。女子伤春，是悲伤青春易逝、爱情不得美满；男子悲秋，则在此之外还蕴涵怀才不遇、生命不得实现其价值的忧愤。爱情和事业，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追求，在上述所引的歌词中，恰好从这两个方面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给予了乐观的回答，同时饱含对祖国的热爱，而这基本是“十七年电影”的总体精神风貌。其具体表现有很多方面，择其要而言之。

　　（一）集体主义和爱国情怀

　　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精神自古有之：“中国地居温带；为文明所自起之黄河流域，在世界文明发源地中，又颇近于寒瘠；其民非力作则无以自存。故其所殚心者，在如何合群力作，以维其生；以求养生送死之无憾而已。”[2]17“十七年电影”中为了集体和祖国牺牲个人幸福的例子举不胜举，其中电影《东进序曲》的插曲《新四军军歌》中的一句“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对革命理想之融合的代表。

　　（二）对待战争（和敌人）的态度

　　朱东润先生曾论述过我们民族对战争的态度：“通诗三百五篇读之，未尝有以战争为乐者。……盖吾国对于战争，大抵以仅能自全为止……”[3]110在“十七年电影”中我军民针对战争和敌人所持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即是对这一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阐释。“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中对这一点的表现尤为充分，洋溢整个电影中的必胜意志和乐观信心都是建立在反侵略、反分裂战争的正义基础之上的。“十七年电影”战争片中对败寇的先礼后兵、对俘虏的优待等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之人文精神的表现。

　　（三）重义守信

　　这在“十七年电影”中主要表现在同志情意和群众关系两个方面。比如《刘三姐》里对刘三姐的无私营救、《冰山上的来客》里痛失战友的悲愤、《党的女儿》和《洪湖赤卫队》中牺牲自己救援同志，《闪闪的红星》中为了掩护群众撤退，潘冬子的母亲牺牲，等等，这样的情节是很多的。

　　（四）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品质和淳朴、善良并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

　　幽默、机智以外，“十七年电影”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的，符合民族传统文化的审美理想。“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在说话，请你现在就开花。”堪称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的经典童谣，至今耳熟能详。

　　“以天尊地卑，各有定位，故有君贵臣贱，重男轻女之义。以孤阳不生，独阴不长，故虽重男抑女，而阴阳仍有平等之义焉。”[2]12这应该是“男女都一样”思想在外来影响下得以发生的传统文化根基。然而，女性一直处于几乎没有话语权的状态。纵览“十七年电影”诸多的女性银幕形象，我们可以说其中的女性意识是极其淡薄的，女性性别的“私人性”几乎完全从属于革命战争的需要。一方面，“女性形象在十七年电影中摆脱了被窥视、被分享的地位，并且帮助男性成长为坚强、优秀的革命者”[4]；另一方面，为避免所谓“资产阶级感情”，这一时期电影中女性之勇敢皆是阶级斗争的勇敢，其觉悟皆是投身革命的觉悟。虽然也有电影塑造了主动追求男性甚至敢于主动提出离婚的女性（如《花好月圆》），但总体来说，女性的激情和欲望、女性作为女性的情感和心灵特质几乎是“不可见”的。相应的，电影中所塑造的女主人公都是极富传统文化品质的，基本上来说都是淳朴、善良并富于牺牲精神的女性，可以《洪湖赤卫队》和《柳堡的故事》为代表。即使是富有个性的李双双，对丈夫喜旺何尝不是相劝、相忍、相守。

　　总之，“十七年电影”主人公的优秀品质是和民族传统文化的理想境界相吻合的。因此，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合革命理想，是“十七年电影”被观众接受并延续至今的精神内核之一。

　　对个人幸福和美的追求

　　对“个人观念”的承认，重视个人，尊重个人是人文精神的近现代理念之一。虽然不得不应对特殊的政治环境，对个人幸福和美的追求，在“十七年电影”中仍然得以艺术的表现，并主要是通过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来表现的。

　　（一）对战争和少数民族故事背景的借助

　　一方面，虽然“十七年电影”的爱情几乎都是“红色爱情”，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往往和国家、民族的利益紧密联系，双方在革命事业中成长和相爱，但战争的特殊背景也给爱情的表现制造了合理的理由；另一方面，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在“十七年电影”中可谓争奇斗妍，异域风情给电影中爱情的表现也提供了合理的理由。正是“艺术”地借助战争和少数民族的大背景，才给“人性的”爱情争取了一定的表现空间。特别是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芦笙恋歌》等，都可谓家喻户晓，大胆地表现爱情正是这些电影的看点之一。“民族题材中直接而奔放的爱情表达对苍白的政治话语是一种合乎时宜的补充，满足了政治高压、感情真空下，一般观众的情感愿望和观影需求”[5]。

　　（二）音乐之声

　　“十七年电影”在电影的摄制手段和时空处理上都有接受外来影响的成功之处，但这一时期最为成功运用的电影艺术技巧当首推影片中的音乐制作。“十七年电影”无疑总是和那些脍炙人口的歌声不可分割的，或者说对“十七年电影”的美学记忆正是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了几代人的心田。《婚誓》是那一代人的情歌，《刘三姐》唱遍整个东南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怀念战友》《蝴蝶泉边》……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不需赘述。

　　（三）表现个性的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革命事业在电影中的统治地位是多么不容置疑，当时的电影工作者还是通过对追求美好事物和感情的人和事的歌咏，“艺术”地为作为“个人”的合理的人性需求争得一席之地。类似孙喜旺等“不够进步”的角色和不断被批判却不断出现的“非主流”电影，都是对人性多元化的大胆表现。对“个人观念”的承认，尊重个人是人文精神的近现代理念之一。我们不能忽略“十七年电影”在这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对后来者的影响。

　　在“十七年电影”中表现出的具有现代性因素的人文精神，同样也呈现着鲜明的民族特点。

　　首先，对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蓄，一向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其次，不论“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十八岁的哥哥呀坐在河边,东风呀吹得那个风车转哪,蚕豆花儿香呀麦苗儿鲜,风车呀风车那个衣呀呀地唱哪,小哥哥为什么呀,不啊开言?”或者“阿哥阿妹的情意长，好像那流水日夜响，流水也会有时尽，阿哥永远在我身旁”……关关雎鸠般的诗意，世外桃源般的自然，梁祝化蝶般的忠贞缠绵……那山水间的爱情，坚贞不渝、纯净热烈，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爱情。

　　“在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下,十七年电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观众面最广的电影。《大众电影》(1950年创刊)这个刊名最准确地说出了那个时代电影的本质。”[6]确实，“十七年电影”具有人民电影的品格，但“为工农兵服务”的信念并非是对这一品格的充足阐释。“十七年电影”中所蕴含和表达出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是“十七年电影”深受当时电影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

　　“了解诗三百篇以后，我们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诗人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受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3]135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看了“十七年电影”以后，我们能够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充满了苦难然而也具有坚强的精神，才能知道为什么中国人虽是不断地遭受外来的患难，然而最后还是一个不能克服的民族；那正是因为“十七年电影”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及其民族性之美。无疑，这种富于民族性的人文精神也是现代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之一。在我们重写电影史的思考之中，不能忽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