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民间花会经济供养模式的特殊范例-音乐论文

　 笔者在冀中地区从事音乐学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同样地处冀中平原的农村地区，拥有丰富的民间会社资源的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花会，其经济供养模式与周边冀中农村音乐会经济供养模式的差别很大，具体说就是形态完全相反。

　　胜芳镇花会独特的经济供养模式

　　 霸州市胜芳镇旧属河北省文安县，在清代是直隶六大重镇之一，近代是毗邻天津的重要水旱码头，工商业和渔业比较发达，尊崇火神为地域神和行业神。民间传统会社在最为繁盛时能达到７２道会，目前胜芳镇传统花会相对于周边地区也算是比较丰富的，同时其笙管乐（南音乐会）、鼓舞（挎鼓会）的艺术质量也比较高。

　　 与冀中音乐会经济供养的常规模式相反，旧日富户供养和目前企业捐助在胜芳镇花会组织中是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供养模式，会社内部成员的集资供养占次要地位，而音乐会与乡亲民众之间以资助换服务的“互惠交换”模式在胜芳镇花会中则极为少见。

　　 通过对胜芳总会、南音乐会、小车会、挎鼓会、渔樵耕读会等胜芳镇具有代表性和历史较为久远的老会社进行逐个走访可知，以往胜芳花会会社经济供养的来源主要分成两部分：其中占较大比重的部分来自于地主、大户的供养，小部分则来自于会社内部成员的集资。地主大户的经济供养主要体现在年节庙会各道花会出会时的大宗开支，会社内部成员集资则主要用于维持会社日常的花销。

　　 地主、大户的供养形式在１９４９年之前和１９４９年之后略有不同，但其实质不变。其主要形式为：建国以前，由本镇财东富商、城居地主为自己喜爱的会社定期捐资支持会社的各项活动开支（养会），会社则为民众无偿]出和服务，广大民众并不承担养会的费用。

　　 地主养会原因有三点：

　　 １．本人爱好某种花会艺术，不但资助喜爱的会社，甚至可以自行成立会社自娱自乐；

　　 ２．地主捐资养会，会社从名义上便隶属于地主，会社无偿为民众表]或服务，地主便可达到积德崇善和扬名的目的；

　　 ３．地主养会可以方便自家娱乐或丧事出殡的需要，会社成员经常兼作地主家的保镖护院。

　　 胜芳镇花会的传统经济供养模式与冀中音乐会常规供养模式不同，却更加接近于近代江南地区游神赛会的经济供养模式。

　　 在江南地区，“许多大型的庙会或游神活动多是由当地的商人或商人组织所筹办，或者起码也是富家大户。……由于商人信奉某一神灵，]戏酬神的活动，当然由他们资助举行。”②胜芳镇地主养会虽然包含火神地域崇拜、养会用以]出酬神的因素，但并不能因此就笼统地认为是民间信仰决定了地主养会的经济供养制度。

　　 根据笔者的考察，胜芳镇与周边农村不同，地主养会的传统是由其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孕育造就的。

　　 胜芳镇在近代经济富庶、地狭人稠、交通便利、文化交汇，此地单从花会文化的孕育和发展而言，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周边的城市无法像胜芳镇那样保留有如此丰富多样的草根文化基因以及各地文化的杂烩，而一般的农村地区虽保留有草根文化，但普遍都比较贫瘠，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用以发展众多的会社组织（一般的冀中农村都是一村只能养一个音乐会，以保障民间最基本和必需的丧葬礼仪能够自给自足而已）。

　　 从胜芳镇在近代整体呈现出的经济、政治、文化及人口特征而言，胜芳镇实际已具备了城市的特征，其综合实力远非冀中广袤平原上散落的村庄所能匹及。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环境等有利条件共同促成了胜芳花会的繁盛和多样化，胜芳的地主、富户（同时也是士绅阶层）众多，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此类文化娱乐需求，也乐于资助会社，这就为会社的经济供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地主与会社之间的供养关系隐含着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现实。由于我们所熟知的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关系用社会阶级结构理论来表达，几乎都被简化为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压迫与反压迫交织的残酷斗争过程，我们几乎已经意识不到二者之间在社会生活其他方面还应存在的丰富内容与相互联系。在胜芳镇，许多会社的老人至今还对当年资助过会社的地主大户念念不忘，感念他们的慷慨和善举。

　　 正如黄宗智所言，华北平原上大量的富户或地主属于“经营式农场主”，即自己参与生产过程的土地所有者，其经济收入与生活标准与周围的小农并无太大分别。他们与其他民众一样参与社区事务，并带头捐资公益活动（如庙会中的会社活动），他们的利益等同于社区的利益。③在庙会这个特定的场域，乡土上贫富村民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在火神的名义下，在全镇人的共同利益面前，庙会以及花会活动作为公共的生活空间，为本镇不平衡的社会经济状态提供了调试的可能与机会。所以，首先要避免先入为主地将地主富户丑恶化，然后才能平静客观地看待他们与会社之间的经济供养关系。

　　 胜芳镇花会的经济供养制度是与音乐会供养制度不同的另一类典型的会社供养制度，会社与地主之间形成以资助换服务的“互惠交换”关系，会社与民众之间则不存在“互惠交换”关系，民众在其中成为了纯粹的民俗文化享用者和受益方。地主富户出资养会，却是会社]出的较少受益者，因为会社更多情况下都是在为广大的社会民众献艺，他们的表]并没有被为会社提供经济供养的恩主所垄断。民众凭什么可以无偿地享用会社的服务呢？

　　 原因在于，胜芳镇的民众多数原本就是会里的人。胜芳花会不仅是民俗文化和地域信仰的载体，同时还具有某种行会特征。

　　 无论是何种会社，会员的职业无非都是苇子行从业者、渔民或农民，而这三种职业的从业人员在胜芳镇总人口中的比重最大。全民在会，就意味着自己表]自己享用，正如总会头的总结：“玩会就是大伙儿给大伙儿捧场，大家出钱大家乐”。民众即是会众，会社里都是民众。

　　 建国以前的胜芳花会作为民间组织，它的群众基础异常广泛和牢固。地主与富户作为民众中人，以经济供养的方式参与到花会的运作中，不存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只有全民同乐和娱神娱人的狂欢。这种群体活动将全体社区人员都调动起来、牵连进去，为所有人提供了可以不分阶层、职业而频繁接触和交流的机会，并通过摆会活动营造出热烈的氛围。于是，花会活动实质上成为了民间资金、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集中交流的场所。集体情绪高涨的狂欢游乐在精神层面上非常有利于强化花会群体乃至全民的社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而且这种振奋欢愉的精神状态对于提供经济供养的地主士绅阶层、花会以及全体民众无疑都是有益的。所以，这一点应当也是地主富户们慷慨资助会社活动的缘由之一。

　　 此外，花会会社另一小部分的经济供养来自于会社内部成员的集资。这种集资在操作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内部规则。就本会社内部成员比较而言，富裕者多缴，贫穷者少缴，师傅多出钱，徒弟少出钱，大家认为公平合理即可。

　　 笔者由此想到了民俗学家顾颉刚在妙峰山香会考察记述中提到的一点：京郊农村众多香会的活动会费，是按照“依亩捐钱”原则收取的。各香会的会众均为农民，贫富差别以其所耕种土地的面积衡量。故每亩地派捐多少钱是统一的，地多捐多，地少捐少。这一点与胜芳花会内部成员的集资原则是一致的。妙峰山香会考察还提到，天津商会所辖香会的会费来源，有别于京郊农民的香会，他们多由富商捐资养会，有的富商向各会捐资，有的则只向本会捐资。这一点，又与胜芳镇地主大户养会的供养形式相吻合。将胜芳花会的经济供养模式与顾颉刚１９２５年对妙峰山香会会费考察作比较，可知地主、富商养会与会众按贫富程度集资养会的经济供养模式原本就是京津地区香会固有的历史传统，而胜芳镇花会实际上是综合并延续了这两种经济供养模式，但惟独没有选择沿用冀中音乐会的经济供养模式。

　　 因为“冀中音乐会”研究专题开展时间较早，又有张振涛的专著就这一课题所作的深入详实的普查、归纳和分析，可知音乐会经济供养模式作为单一品种的民间乐社经济供养模式，在冀中地区的农村音乐会中非常普遍，具有典型性。因此，笔者在对胜芳镇民间会社经济供养模式进行了初步考察了解之后，曾经产生过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认为音乐会经济供养模式是冀中地区民间会社中占统治地位的供养模式，而胜芳镇民间会社的经济供养模式只是存在于胜芳小范围地域的特例。

　　 但进一步的研究很快修正了这种观点，胜芳镇民间会社的经济供养模式实际上是津门民俗传统的体现，在近代天津地区的民间会社中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这种经济供养模式不像音乐会供养模式只限于单一品种的民间会社，而是天津卫文化辐射区域内各类不同功能、不同种类会社共同遵循的供养模式。修正的依据来源于其他学者调查研究的佐证。

　　 民俗学者吴效群在对北京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作后续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了近代天津香会在妙峰山进香朝圣中的组织活动特点。④其中他谈到了京津香会之间显著的区别：北京香会简朴寒酸，会社组织以北京下层社会民众为主体；天津香会阔绰华丽，执着于“抢洋斗胜，耗财买脸”，有商业“把头”为香会作经济后盾。在朝圣进香的过程中“抢洋斗胜，耗财买脸”才是天津香会组织进香活动的根本目的。天津众香会在把头的支持下，以新奇、华丽、热闹、铺张的展示与表]来体现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不加掩饰的炫耀意识。

　　 吴效群文中提到的天津香会热衷于“耗财买脸”式的攀比与炫耀、以及依赖富豪“把头”养会的经济供养模式和胜芳镇民间花会完全一致。胜芳镇从大范围看属于京畿文化圈，但从历史上的行政归属、空间距离、水运商贸、人员流动等因素考虑，可以确定胜芳镇与天津的联系远远超出与北京的联系，从文化上更是与天津密不可分。或者说，胜芳镇的民间文化是津门文化传统在农村经济发达地区的复制，并且一部分传统被发扬光大并世代沿用，其中就包括花会传统和会社供养制度。

　　 在对胜芳花会的采访过程中，笔者看到了一些传统会社还保留有各种华丽花哨的老器物，如硬木雕刻的茶挑、鼓架、牛角烙花的高照（灯笼）等，这些都是各会前辈在近代会里家底丰厚、有富豪资助的时期购买置办的。此类器物并非乐器或表]道具中的必需品，与会社的表]技艺本身并无关系，况且价值不菲。但是众会社依然热衷于购买此类铺张的器物，并乐于在盛大的摆会场合将本会器物加以招摇展示，这正是“抢洋斗胜，耗财买脸”的天津香会传统在胜芳花会中的延续和体现，其经济后盾就是相当于天津卫“把头”的胜芳镇地方富豪。

　　 “耗财买脸”的会社传统对会社经济实力的依赖性很强，若非近代胜芳镇经济发达、商贾众多，这种炫耀铺张的会社传统也难以在胜芳镇得到充分的发扬和延续。此外，胜芳镇竞尚财利、崇利重商的地方意识作为天津卫商业文化传统在农村地区的投影，也是胜芳花会供养制度存续的必要条件。

　　 考察结果还证明，胜芳镇负有盛名的南音乐会虽然与冀中农村地区的其他类音乐会属于同乐种同功能的乐社组织，但其供养制度并没有沿袭典型的冀中地区音乐会经济供养模式，而是与本镇花会组织内部相统一。

　　 近代胜芳镇会社文化极为繁盛，留名的音乐会除了南音乐会之外，还有北音乐会、老音乐会、小河西音乐会、大河西音乐会、河北小北班音乐会、下王坟音乐会、石沟音乐会、北楼音乐会以及崔庄子音乐会等分布于全镇各处。

　　 根据采访调查可知，这些音乐会都与南音乐会有非常紧密的师承关系，它们实际上是南音乐会在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分支。胜芳镇内所有音乐会的律、调、谱、器及]奏技艺都得传于南音乐会。所以，胜芳镇内各音乐会在律、调、谱、器的使用上是统一的。当南音乐会出会]出人手不够时，其他音乐会都能够搭班协助，各音乐会之间的成员的流动现象也普遍存在。

　　 相对而言，镇内的音乐会并不与镇外周边农村中的音乐会来往交流，对于冀中农村音乐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供养模式，胜芳镇音乐会不但不曾沿袭，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这一点正是胜芳镇花会传统的独特性在音乐会会社传统上的体现。或者说，冀中音乐会作为笙管乐种有其自身的乐学传统，胜芳镇的音乐会也归入这一传统的范畴之内；但胜芳镇的音乐会同时遵循了胜芳的地域文化选择，在经济供养模式上形成了与音乐会供养模式不同的会社传统，这种经济供养模式使胜芳镇的音乐会在冀中地区成百个音乐会中显得非常独特。

　　 建国之后，胜芳花会的经济供养制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照旧被沿袭下来。政府和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乡镇企业家以及个体老板们替代了地主富户，承担起供养会社的责任。

　　结 语

　　 随着各类民间传统乐社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越发感到经济供养对于民间会社的生存和传承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经济供养是会社生存的经济基础。通过对大量民间会社的研究可以发现，会社的经济供养一旦发生中断或不能与社会变革相适应，即刻就会影响到会社组织的稳定性和传承链条。

　　胜芳镇花会在清代盛极一时，之后由盛转衰，目前许多会社逐渐销声匿迹，一些珍贵的乐种和民间表]艺术也随之烟消云散，都与未能获得合理充足的经济供养有直接关系。

　　 所以，音乐学者在进行民间传统乐社的具体个案研究时，仅关注音乐本体是不够全面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民间会社的生存、正常运行和传承。经济供养虽然不对民间传统乐社的乐种类别和音乐形态产生影响，却能直接推动乐社的兴衰，并且直接影响民间艺人对技艺的保留程度及传承质量。对传统文化事项进行多角度、整体性的研究是当前文化研究的必然趋势。从经济供养角度阐释和分析传统会社，应该成为传统音乐文化研究的固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