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复制娇妻》中的两性空间权力之争-电影论文

　　一、空间概念及其内涵

　　空间与时间一样，是人类生存和感知世界的重要维度。但是，空间在显在的状态下，更多地被视为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时间则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人们并没有像关注时间那样关注空间，时间成了现代性的惟一尺度。福柯发起了批评理论领域的空间革命，指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到的时间可能并不是一个个传统意义上的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时间的空间化促使思想家们对空间给予系统的、哲学的研究。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列斐伏尔无疑是先行者。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空间并不是中立的，具有性别特征，空间建构和再现的性别关系、地位是典型的隐性歧视。空间以男性的需要和要求为主要的考虑标准。女性则像在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一样，始终处于空间的组织、规划和建造的边缘状态。空间体现了男性中心、忽视女性的倾向。为了分析空间内的社会属性和关系结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进一步提出了“场域”的概念。他指出，我们的社会生活，是由各个相互关联又各自为政的“场域”所构成；所有的场域又具有异质同构性，它们都遵守着权力和资本运作的基本逻辑。场域是“权力的领地”， “进入场域的行动者置身于一系列的客观权力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与行动者个人的意图无关。”在电影《复制娇妻》之中，女主角乔安娜陷入了空间权力之网，遭遇了空间中父权制对女性的压抑、扭曲，展示了她反抗父权、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
　　二、斯戴弗小镇的空间权力之争

　　电视节目制作人乔安娜事业遭受挫折，和丈夫沃尔特迁居到远离尘嚣的斯戴弗小镇。从充满竞争、快节奏的城市到风光明媚、伊甸园般的小镇，乔安娜经历了一个空间转换的过程。而空间不仅是地理概念，在空间关系中也蕴含着社会关系的投射。进入新空间，就意味着进入了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新的场域。在这个每天都是阳光、鲜花、聚会、下午茶的人间乐园里，丈夫们经常聚集在男人俱乐部里消遣，谈论着要找Miss Thing（玩意儿小姐）取乐；丈夫们打高尔夫球，妻子们变身微笑的球童；丈夫们赌博需要钱时，一按遥控器，妻子们就像自动取款机一样吐出钱来……优雅美丽的女人们随时满足男人们的种种欲望。有着独立个性、崇尚自由、在事业上和家庭生活上处处争强好胜的乔安娜对妻子们的种种完美表现吃惊不已，于是和镇上不爱做家务、专心写作的惟一“正常”的女人芭比一起展开调查，结果发现，曾经是商业主管、高级律师、精英、富豪的妻子们被丈夫们在大脑中植入了号称“完美娇妻智能系统”的芯片，结果变成了漂亮性感、千依百顺的半人半机器的贤妻良母和奴隶。在男性的规训权力之下，女人变为一个机器，一个工具。规训性权力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手段来规训造就个人，从而制造出“驯服的肉体”。从小镇娇妻们的遭遇，我们可以看到列斐伏尔所说的男性权力或“阳物的暴行”（phallic brutality）在社会生活与社会空间上的铭刻，在这种男性至上的空间，列斐伏尔所谓“视觉——几何——阳物”的空间，男人随心所欲地行使着他们的种种规训权力，而女人处于劣势地位，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在斯戴弗这个男人主宰一切的空间，像乔安娜这样一个有着独立意识、特立独行、拒绝父权权威的女人难免会遭到屏蔽与排斥，因为她违反了这个场域的性别话语规范，“要属于一个社群，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应和它的文化……如果你违反了规则，你就有受到惩罚的危险，包括被驱逐出这个社群。这不只是因为你破坏了规范，而且还因为规范连接着负责界定真实和重要性的信念和价值。”[4]发现了真相的乔安娜和芭比面临着被改造的危险。

　　传统父权制社会的男性规训权力还对空间做了精心安排。他们认为，女性只能生活在私人领域，公众领域是男性的活动领域。女性与生俱来的位置是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而男性则以工作和政治这些公众世界为主。社会上流行着这样的谚语：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5]女性主义认为，这种“领域划分”意识形态（separate spheres’ ideology）贬低了私人领域的价值；私人领域不仅是性政治和性压制的基本领域，而且对公众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女人即使在私人领域——号称最温馨的家中，也要遵守男性所定的生活规范，接受男性的权威和控制，事实上常常处于传统父权的男尊女卑的婚姻关系中。来到斯戴弗小镇后，受到当地男人们行事作风的影响，因为强势的妻子而压抑了很久的沃尔特发泄出了对乔安娜的不满：“从我们认识开始，你样样比我强……我们所有这些人，都娶了女强人，超级女人，女王，我们变成啥样子了？我们变成了软蛋，变成了你们怀里的小鸡，你们的后勤。我们变成了娘们。”在小镇男尊女卑的氛围之中，在曾经体贴、宽容的丈夫的压力和期待之下，乔安娜放弃了喜欢的黑色衣服，换上了色彩鲜艳的裙子，优雅地去购物，陪丈夫参加舞会，化身为“家中的天使”，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精心照顾孩子，准备丰盛的美食。而这种“家中的天使”是女权主义的先驱弗吉尼亚?伍尔芙批判的对象：这种天使具有男权社会价值观所期望的女性的一切优点：“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她具有巨大的魅力。她是彻底的无私……她每一天都在牺牲自己，绝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什么意见或者愿望……”[6]伍尔芙希望杀死这种“家中的天使”。女性主义的先驱波伏娃在被称为女性主义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指出：妇女在社会中作为第二性的地位与状况是由社会文化所造成的。人们的性别观念、性别角色、性别行为并不是先天自然因素决定的，而是通过教育、模仿、学习、强化等过程建构而成的，“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7]正是小镇空间的“文明”造就了乔安娜新的形象。

　　三、规训权力与反抗权力

　　无论是私人领域还是公众领域，在人们生存的空间里，无时无刻不上演着两性的权力之争。在父权制背景下，男性的规训权力造就了男性主宰、女性服从和男性优越、女性低劣的范式。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空间边缘、处于无权地位的妇女。列斐伏尔批判了这种男性至上的空间，关注女性在社会—空间里的劣势处境，主张靠“狂欢性”来改变异化的日常生活，将日常生活由权力控制的领域变成反抗权力的领域。因为狂欢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对日常生活的激烈重构，是非日常的。在狂欢节，人们尽情欢乐，打破常规，实现感性、审美和自由的生存。狂欢是对自由的追求和张扬。影片结尾对娇妻们而言就是一个盛大的狂欢节。觉醒了的沃尔特不忍心看到自己深爱的妻子也成为毫无头脑的芭比娃娃，及时删除了斯戴弗程序，使一切恢复了原样。当妻子们发现自己被改造成为任人摆布的玩偶时，愤怒地捏碎了男人们手中用来控制她们的遥控器，男人们被迫学习做家务、去超市购物……女人们完成了“重振乾坤的大业”，实现了对男性的控制。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在两性的权力斗争之中，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因为话语即权力，最终要“解放这种语言中心的意识形态：确立女性为生命之源、权力以及力量的地位及呼唤新女性话语的出现，颠覆父权语言中心（phallocentrism）的压迫及令女性失声的父权制二元系统”。社会空间是竞争性的空间，“社会认同是通过斗争实现的；它们是流动的，面临持续不断的转变；它们永远不会结束，而是未完成的事件。”两性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永远存在的现实，在父权制的长期统治之下，女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