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研究-音乐论文

　　一、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兴起

　　早在18世纪中叶，奥地利音乐学家阿德勒在其《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的》一文中就指出，音乐学规定的任务是比较音响产品，特别是按民族学的要求比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民族，并根据其性质予以区分归类。此后，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的《论各民族的音阶》一文可视为是对比较音乐学界定性的概括而进入这一学科研究的早期代表作。在文章中，埃利斯提出了音程的音分标记法，并用这种方法对世界上许多民族的音阶进行了测定和比较。音分标记法，就是将十二平均律中的一个全音规定为200音分，半音为100音分，以此来研究两个音之间的关系。这种科学、精确，又简单、明白的方法，使音乐学在关于音阶的描写和比较两个方面都达到了正真科学化的程度。②当时，在欧洲大陆，由于受到进化论学派的影响，比较音乐学得以迅速发展。文化进化论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产生的一种民族学理论，其主张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去探索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历程。进化论学派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和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阶段逐渐发展，所有的文化都必须经历这种循序进化的阶段。进化论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轰动性的效应，在进化论学派的影响下，西方出现了用进化论观点来解释、研究和说明人类音乐艺术的现象，如阿德勒、埃利斯、阿佩尔、海登等。

　　19世纪20年代，文化传播论逐渐流行起来，他们认为人类文化的类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认为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个地点一次产生的，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他们认为各个地方的文化并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从世界上传播着的各种文化现象中“借用”了某些东西。③德国是文化传播论的发祥地，拉采尔是文化传播论的先驱，主要代表人物有格雷布纳和施密特。

　　19世纪初，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跨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欧洲音乐学家们不断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试图去了解、认识和把握这些国家的音乐艺术形式和特征，也极力推崇把他民族的音乐文化介绍到欧洲来。在欧洲殖民扩张的同时，部分音乐学家开始对异域音乐文化进行考察与研究，但他们的调查几乎还是建立在“西方音乐中心论”的文化偏见之上。由于受到进化论学派如斯宾塞、泰勒、摩尔根等人的影响，欧洲的音乐家们首先开启了非欧洲国家的民族音乐文化之门。就像泰勒一样，泰勒认为人类的文化史就是人类的技术经济、精神生活自我运动发展史，所有社会都要经过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的三个基本发展阶段。泰勒认为在现代阶段的文明民族中，仍有古代文化的依存，如传说、谚语、风俗、迷信、巫术、制陶等，而这些依存正是较先进社会是由原来低级阶段的文化演变过来的证据。欧洲的音乐学家们同样受到摩尔根的影响，像摩尔根一样把人类发展阶段的一致性归因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认为“早已被人类心智的天然逻辑所注定”。因此，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对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还是不够完善的，在“比较音乐学”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研究者的猎奇心理和索取音乐文化资料的目的，非欧洲音乐自身研究方面的论证也不够充分。但从音乐艺术本身来看，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并不影响比较音乐学的演进和发展，也不能否认其是当时民族音乐研究的主要形式。

　　直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对“比较音乐学”提出来“低劣、”“肤浅”的质疑。从19世纪80年代算起，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音乐人类学的开始，柏林学派做出了重大贡献。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是以德国音乐人类学家施图姆夫为代表，以德国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具有学术特色的音乐研究群体，成员主要有阿伯拉罕、霍恩波斯特尔、拉赫曼、萨克斯、赫尔索格?穴雪、诺林特等人。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以施图姆夫为首，主要从事音乐史、音乐形态、乐器学的研究；他们深受进化论学派和文化传播论学派的影响，一直都在运用田野工作和案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音乐，为音乐人类学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柏林学派对音乐人类学的贡献

　　音乐人类学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50年，荷兰音乐学家亚朴·孔斯特在他的《音乐学》一书中就将“ethno－”这一前缀与“musicology”一词合并，创造性的运用了音乐人类学一词，取代了比较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不久以后，音乐人类学被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可，该词的前缀之后的联词符也被取消而成为“ethno-musicology”。④在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形成过程中，西方研究学者有许多人都具有人类学、音乐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背景，或有人类学与音乐学等高级职称和教学、工作经验。例如施图姆夫，他是德国柏林大学的心理学教授、音乐学家；萨克斯是柏林大学的音乐学教授、历史学家。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形成及柏林学派的建立，与欧洲大部分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初叶，以德国柏林大学施图姆夫、萨克斯等人为代表，以柏林大学心理研究所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学术研究群体，后来人们称之为“柏林学派”。

　　施图姆夫是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学家，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音乐资料收集及音体系测定研究，著有《暹罗的音体系及音乐》、《音乐的起源》等。施图姆夫1893年在柏林大学创建了心理学研究所，1900年创建了柏林音响档案馆，利用留声机记录、研究音乐，留声机促使跨文化的音乐研究以“实验室”的形式进行成为可能。施图姆夫、霍恩波斯特尔、阿伯拉罕等人利用留声机对音乐进行研究，同时也使柏林音响档案馆汇集了采集于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音响资料。以施图姆夫为首的柏林学派因为受到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人类音乐文化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并试图通过对音乐的研究而对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音乐进行对比调查，以梳理出人类音乐文化过程的线条和规律。

　　霍恩波斯特尔是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核心人物。霍恩波斯特尔曾是奥地利一位化学家，早年学习过作曲、和声、对位法等，在钢琴与作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霍恩波斯特尔在大学学习的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后来跟随施通图姆，在施图姆夫的指导下从事心理学、哲学研究工作。霍恩波斯特尔曾教授过音乐心理学、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他在对非洲鼓节奏进行研究时提出了非洲音乐节奏的“心理马达理论”，其理论基础一方面是物理学、心理学，另一方面是音乐学、比较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霍恩波斯特尔作为柏林音响档案馆成员，在研究音乐的过程中主要依靠他人录音的“Armchair”方式进行研究。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表达对音乐的关注，主张对音乐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必须进行田野调查。但遗憾的是，霍恩波斯特尔本人很少去进行田野工作。霍恩波斯特尔及柏林学派的其他成员在与博厄斯的合作中受到“历史文化论”的影响，他们对民族志进行详尽描述，对特定文化进行音乐分析。同时，霍恩波斯特尔又受到实验室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影响，研究音乐更强调“数量”价值的体现，特别是对乐器的实验，以及对音阶、音程等精确测量和描述。可悲的是，以霍恩波斯特尔为代表的柏林学派部分学者，他们极少直接从音乐经验或田野工作中来考察文化因素，只是以对心理学的理论兴趣来关注音乐现象，以西方文化的背景作为参照系来研究他民族音乐。后来，霍恩波斯特尔与孔斯特合作，建立了大规模的印度尼西亚“佳美兰”音乐的田野考察的民族志框架，强调其“本土”音乐的观念。可见，博厄斯的观点对霍恩波斯特尔影响较深，以致后来霍恩波斯特尔的主要工作都放在了民族志的描述研究上。

　　柏林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萨克斯是一位美籍德国音乐学家，主要研究乐器分类学，在乐器学研究方面为学科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因受到进化论和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萨克斯一直主张把各种文化因素在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出现解释为一种文化从一个假定的人类与文化的摇篮出发，不断向外作同心波浪式扩张的结果，从而勾勒出古代人类音乐文化的传播路线与区域分布。萨克斯在研究乐器分类学时，以发声的材料为标准，将乐器分为体鸣、膜鸣、弦鸣、气鸣四大类，这种方法后来成了音乐人类学广泛采用的乐器基本分类方法之一。萨克斯著有《东西方古代世界的音乐起源》、《乐器的精神和演变》、《世界舞蹈史》、《留声机在比较音乐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乐器学手册》、《乐器史》、《节奏与速度：一个音乐问题的研究》、《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等，他与霍恩波斯特尔合作写了《乐器分类法》一书，此书后来成了音乐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经典之作。在《比较音乐学——异国文化的音乐》一书中，萨克斯指出：“关于异国文化音乐的辛苦给描述的正是曾支配过我们和将支配我们的命运，正是我们曾走过的道路。人类生活千姿百态，它如同一块五光十色的地毯覆盖着地球的各个部分，而它只是我们先辈曾经经历过的一种发展的残余。锡兰维达人和苏门答腊库布人的原始状态、北美印第安人的低等狩猎活动、北亚人的游牧生活、古代马来人的农耕文化，这一切也都并存于史前的欧洲。”⑤萨克斯在其《乐器的精神和演变》中强调：“精神和物质文化品从每一个文化中通过某些人群的转移和迁居，向光辐射一样从一个部落流向另一个部落，在新浪的不断推动下，彼时的旧浪流向四周，换言之：一种文化品离其母体越远，其年代越久。”从萨克斯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受到进化论学派的影响，而且同时也受到文化传播论的影响，几乎还是站在欧洲音乐文化的立场上进行音乐形态的比较研究，认为欧洲文化高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形成了认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只相当于欧洲音乐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观点。

　　赫尔索格?穴雪是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1901年出生于匈牙利，19岁时赴德国学习钢琴，24岁成为柏林音响档案馆霍恩波斯特尔的助手。１９２５年，赫尔索格移居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博厄斯从事人类学研究，并长期在印第安人聚居区进行田野工作，后来成为北美印第安人音乐研究的权威。赫尔索格于１９３６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民间音乐和原生态音乐档案馆，之后档案馆随其转移到印第安纳大学，这个档案馆成为了印第安纳大学的传统音乐档案馆。赫尔索格著有《犹马族的音乐风格》，他将博厄斯的文化区域划分方法应用于音乐风格划分，创新并发展了博厄斯的文化区域划分方法，为音乐人类学方法论的建立提供了新思路。

　　三、柏林学派的分野与整合

　　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形成以后，学者们对非欧洲许多民族的音乐文化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打破了历来只重视欧洲音乐的局限。以施图姆夫、萨克斯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对这些非欧洲音乐的乐律与音阶做了详细的研究和对比分析，同时研究这些音乐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为音乐人类学的音阶论、旋律法、乐器学等理论建设奠定了基础。二战爆发以后，欧洲文化逐渐向美国转移，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几位重要人物如萨克斯、赫尔索格、考林斯基等都相继移居美国，这就形成了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和“美国学派”的分野与整合。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音乐人类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尤其在美国，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被正式确定。在当时，因为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许多学者纷纷移居美国，促进了柏林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音响设备和电影摄制技术的改良为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条件。柏林学派在“比较音乐学”时期就已经对改变学科名称提出了建议，由于“跨民族比较”这种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并不突出和典型，甚至渐渐背离了原来学科建设的初衷，学者们认为这一学科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并没有进行更多的比较，“比较音乐学”这一学科名称也不再具有意义。柏林学派的部分学者提出：音乐人类学的概念和定义比“比较音乐学”更为广阔，而且还能说明是运用了人类学的观念来进行音乐研究的。音乐人类学在美国被运用后，研究者力求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打破偏重只研究音乐自身特点的局限，更多强调音乐背后的文化背景，将文化相对主义确认为学科的基本思想。柏林学派成员在移居美国前后，他们通过建立档案馆，体系化地对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了比较性的描述和分析研究。柏林学派与美国学派积极合作，一起开展研究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音乐人类学”一词在美国最先被运用，此时，一大批学者如梅里亚姆、胡德、麦克阿勒斯特、内特尔等都加入到研究中，并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风格与研究群体，而后，人们称他们为音乐人类学美国学派。与柏林学派相比，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更多地从文化背景中去研究他民族音乐文化，非常注重田野工作和音乐实地考察，强调必须从音乐文化角度出发，探索音乐、社会、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其后，作为柏林学派代表人物的赫尔索格拜在博厄斯的门下，在博厄斯的亲自指导下开展研究工作，后又与博厄斯合作建立音乐档案馆，并将博厄斯的文化区域划分方法应用于音乐风格划分，为音乐人类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素材。

　　音乐人类学柏林学派的大部分成员移居美国后，他们努力同美国学派相互融合，研究领域也不再局限于对“非我音乐”的研究，逐渐开始对本国和本民族的传统音乐（即自我音乐）进行研究。20世纪60年代是音乐人类学理论的争辩时期，柏林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大多数学者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比如音乐人类学的本质是什么，定义是什么，用什么样的记谱法才能科学地反映音乐的原来形态等等。在美国音乐人类学学派内部，还形成了胡德与梅里亚姆为代表的争吵。在这一时期，柏林学派已经融入美国学派之中，柏林学派的学者们普遍接受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他们同意“音乐人类学”当前的学科名称，也使得“音乐人类学”成为当时采用面最为广泛的一个学科名称。柏林学派融入美国学派以后，学者们针对如何使田野调查更加科学化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在对音乐人类学的实际研究中，主位、客位、历时性及共时性等观点都被提了出来，并成为了当时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问题。柏林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融合，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发展以及其走向成熟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章来源于《人民音乐》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