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政治悲剧-两部电影埋下的伏笔-电影论文

　　一、第一次文代会后周扬发展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努力

　　1949年7月2日，第一届文代会在北京开幕，朱德代表党中央致贺词，周恩来做政治报告，毛泽东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第一次文代会”惟一主题就是确立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以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报告中明确提出：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就是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周扬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宣部副部长。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文化艺术工作千头万绪，周扬首先选择那些对于开展普及工作最为需要，在人民群众中最有影响的艺术作为重点工作来抓，而文化艺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电影。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产生了一批进步的革命影片，但是，解放区电影几乎一片空白。充斥中国电影市场的基本上是美国影片。为了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周扬千方百计狠抓电影创作，1950年国营电影制片厂有29部新片问世，私营厂也生产了50余部。国营电影制片厂先后生产了一批反映工农兵生活和斗争较为优秀的故事片，如《桥》《钢铁战士》《中华儿女》等，私营厂也生产了一批比较优秀的影片，如《乌鸦与麻雀》《三毛流浪记》《红楼二尤》等。新中国第一批故事片以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新颖生动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的生活气息，朴素明快的艺术风格，显示了新中国电影的崭新面貌和强大的艺术力量，受到广大观众的极大欢迎。这是中国电影市场一个空前的巨大变化。然而就在此时，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针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正在酝酿中。

　　二、毛泽东接连对电影发难，矛头直指文艺界最高领导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社论从三个方面对《武训传》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一是武训“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二是《武训传》宣传的丑恶行为，污蔑了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了中国历史，污蔑了中华民族；三是《武训传》利用武训办义学宣传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违背历史唯物主义。赞扬《武训传》的作者们赞扬了不该赞扬的东西。他惊讶文化界歌颂武训及《武训传》的人 “如此之多”。然而，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并不是《武训传》本身的错误倾向，而是一些容忍和歌颂武训及《武训传》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 ，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为此，毛泽东要求人们重视开展电影《武训传》及其他与武训有关的著作论文的讨论，以求彻底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在社论中，毛泽东特别突出了“号称”“自称”，表达了毛泽东对一些党的领导干部自我标榜马克思主义者，但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批判能力的不满和气愤。“文革”中，姚文元在他《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称，毛主席在这里所说的那些“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为首的就包括周扬”。

　　1954年，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毛泽东再一次提到了电影。“这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主义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仍没有引出教训……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上述批评中，毛泽东点到了“大人物”是谁？毛泽东也是有所指的。

　　三、高层领导在政治压力下的自我检讨

　　建国后毛泽东发出第一声怒吼之后，周恩来总理首先在党内作了自我批评。1952年春天在上海“文化广场”一万多干部作国际形势报告谈到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批判问题时，又说自己“也应负一部分责任。”接着，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表示要改掉“没有经过仔细的研究随便发言，没有经过慎重的考虑随便替人题辞题字”的“不负责任的小资产阶级的老毛病”。上海文化界领导陆万美、夏衍、于伶也相继在报刊上作自我批评。

　　周扬的检讨自然是毛泽东关注的重点。他在文艺整风大会上说：“老解放区的经过改造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在延安经过了整风学习，就没有问题了。不是也有老区的经过整风的同志，到了新的环境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影响的包围之下，就又露出了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之间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是容易断的，而他们和工农之间的联系却是常常松懈的，容易断的。”“一部分老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自以为‘很革命’的包袱(这个包袱我也曾有过)，这就大大地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必须丢掉这个包袱。”后来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时，周扬的检讨自觉地与“自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指向对上了号。他说，“我们平时口头上常常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不批判不斗争，实际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投降，这哪里还有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呢。”

　　虽然周扬作了检讨，后来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呐喊声中，批丁、陈，斗胡风，“一条汉子整三条汉子”，但它所分管的文艺工作一直没有让毛主席真正满意过。“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倡了很多年了，大家口头上也都这么讲，可实际反对，演起戏来，还是帝王将相。不下农村，不到工厂。”“电影、戏剧、文学，不反映现代工农是不好的。我们的党是工农的党，政权是工农的政权，军队是工农的军队，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的意识形态，应该反映工农，旧的意识形态可顽固了，旧东西撵不走，死也不肯让位，就要用赶的办法。” “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呢？毛泽东的思路是把呆在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地‘赶下去’，还开玩笑要调一团解放军把建国以来一直负责文艺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四、两部电影对周扬命运的影响

　　《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放映为什么能够导致周扬陷入政治漩涡最终被推上文艺祭坛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这两部电影干扰了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努力

　　建国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是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传播，并迅速成为新中国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而大力宣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其中最具有时代紧迫性的一项重大举措，也是毛泽东树立思想文化权威的迫切需要。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出访苏联。斯大林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就赞不绝口，称“伟大”“真了不起”，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为此，斯大林还派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尤金来华帮助毛泽东。尤金在阅读毛泽东著作后，也是连连盛赞，特别推崇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建议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给斯大林阅读，并把定稿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的理论刊物上。毛泽东接受了尤金的建议。斯大林在阅读后，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社于1950年12月第23期上发表这篇文章。12月18日，苏共中央的机关报《真理报》又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向苏联人民推介毛泽东的这篇哲学著作。文章说：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简洁和明晰地概述了唯物论的认识论——反映论。他的著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关于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关于革命理论在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意义的基本原理。《实践论》在苏联发表后，深得好评，反响强烈，毛泽东十分满意。一生没有留过洋，没喝过洋墨水的毛泽东受到斯大林和苏联舆论的高度赞扬，我们无法体验到毛泽东当时的喜悦之情。1951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实践论》，第二天，转发了《真理报》的评论《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人民日报》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 社论中特别强调“必须大力宣传唯物论，宣传辩证法”，把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用于各项工作中。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致李达的信中，称赞李达对《实践论》的解说“对于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唯物论有很大作用”。毛泽东认为“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的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毛泽东希望李达以后为此“多多写些文章”。

　　正当毛泽东确立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意识形态绝对领导地位时，由著名导演孙瑜拍摄完成的历史题材大片《武训传》，正大行其道，放映三个月，“好评如潮，口碑载道”，迅速成为新中国的一个文化热点。在毛泽东看来，这部歪曲中国历史，丑化民族精神，宣传资产阶级历史唯心主义的电影，与毛泽东正在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背道而驰的。他认为在封建社会，“只有地主阶级才能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才有可能。对武训的歌颂恰恰违背了“唯物史观”［2］401。特别令毛泽东不满的是，负责文化艺术领导工作的周扬等人，政治不敏锐，不但听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自由泛滥，反而给予称赞，甚至抵制毛泽东的批判要求；不但与建国初期构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离，而且严重影响了毛泽东树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努力，这是毛泽东绝对不能容忍的。

　　(二)“政治上不开展”，且“追随刘少奇”

　　建国后毛泽东对周扬不满意，主要认为他“政治上不开展”。这个断语，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在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斗争下不了手。有一次，周扬向毛泽东汇报《文艺报》工作时，毛泽东“尖锐批判周扬等人的‘投降主义’，指出，有人说，一受到批判，就抬不起头；总有一方是抬不了头的，都抬头，就是投降主义。‘他严厉批判了周扬用‘没有警觉’为自己辩解，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没有警觉，而是很有警觉，倾向性很明显，保护资产阶级思想，爱好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仇视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又强调说，‘可恨的是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员不宣传马克思主义，何必做共产党员！’”周扬由于“政治上不开展”，被撤掉了兼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之职，下放到湖南参加土改。1960年代初，毛主席认为他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文革”刚开始，周扬即被打倒，投进秦城监狱长达9年。1975年，毛主席认为周扬问题属“人民内部问题”，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根据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做出了《关于周扬同志的审查结论》，透露出更深层的问题：“全国解放后，周扬追随刘少奇，极力推行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全国解放初期，他抵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武训传》的批判。”

　　原来，1950年3月，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因政治倾向问题于5月3日停映。虽然毛泽东指出《清宫秘史》是卖国主义影片，但当时文化界没有对这部电影进行公开批判。这是为什么？“文革”中红卫兵的一本“大事记”记载：称《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是刘少奇。“江青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严正指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却遭到陆定一、周扬、胡乔木等人疯狂抵制，胡乔木还搬出了他的黑后台：‘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从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扼杀了这场严肃的革命大批判运动。”“文革”中，“中央文化大革命小组”成员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中这样写道：“毛主席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他还说过：《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周扬和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ХХ等，以及背后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说这部反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拒绝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对于戚本禹的这篇批判文章，刘少奇在看过之后，立刻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其他几位谁也没有承认自己说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这话到底是谁说的，至今还是个无头案。虽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但是拒绝批判《清宫秘史》乃至《武训传》却是不争的事实，这自然会引起毛泽东高度警觉和不满。

　　(三)在一些影片评价上与江青发生冲突

　　“文革”中，江青在公开场合说“我恨死周扬了”表达了对周扬积淀多年的不满。是什么导致江青对周扬有如此之大的仇恨呢？“文革”中，有材料揭发，周扬在审查通过《武训传》后，当有人问周扬对这部影片的看法时，周扬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泪。”又有材料说，“当《武训传》上映，毛主席发现问题之后，立即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说：这是一部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意见反动电影，江青同志还没有来得及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顶了回来，周扬轻蔑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周扬回忆说，“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之外，我确曾和她有过几次冲撞，一次是关于她的党籍问题，她曾多次谈过她左联时期是党员，但是我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后来又当过文委书记，我一直没有她是党员的印象，因此就不能肯定。据说后来康生证明了。我不知道他的根据是什么？另一次是她在文化部下设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工作，总用左的观点来看待过去的电影。《武训传》不用说了，还准备批判《清宫秘史》等一些影片，她的批评不从艺术方面着眼，而多往政治路线上联。当她下去调查武训历史的时候，这种表现很突出……曾经向中央反映了这种情况，我说江青喜欢发表意见，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她自己的。不久她便不再来文化部上班了，中央给她另外安排了工作。”“后来，周扬明白了，江青是利用文化工作的弱点，打开缺口，夺取文化领导权。”这段回忆告诉我们，关于一些电影的评价，周扬与过左的江青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工作上的分歧，逐步演变并放大了过去的矛盾。之后江青时刻寻找机会整治周扬。“文革”前毛泽东做出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批判的锋芒直指周扬，江青无疑从中起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