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阉割者的救赎：《搏击俱乐部》解读-电影论文

　　一、电影中的“自我”“本我”“超我”

　　在《搏击俱乐部》中，“自我”“本我”并没有像一般精神分析理论所假设那样在一个个体身上集中呈现，而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自我”以叙述者的身份出场；“本我”被装进了一个新的肉身——泰勒?德尔敦；而“超我”则是叙述者和泰勒所处的物欲社会。叙述者是一个失眠症病人，他每天最多能入睡一个小时。至于他为什么失眠，影片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原因，不过叙述者在单亲家庭的成长经历（父亲形象的缺位）、他所从事的某汽车公司事故勘察员的单调职业和他被各种物质欲望所驱使的内心世界似乎暗示了失眠的原因。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睡眠可以消解白天所积聚的生物性焦虑，让人们的紧张度在梦中得到缓解。由于叙述者的持续失眠，他不能消释这种由本能欲望所聚集起来的巨大能量。“自我”的职责是调节“本我”的欲望，使其符合周围世界（“超我”）所接受的行为规则。但持续性的失眠使“本我”与“超我”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于是，“本我”以一种极端的、可触摸的形式出现了，它化身为另一个人——泰勒?德尔敦。叙述者在泰勒出场前在多个地方暗示了泰勒的存在，比如在某个航班上看到过泰勒的身影。而叙述者和泰勒的正式相识是在一个天体浴场，泰勒向叙述者问询时间。同时，叙述者多次用“I know this because Tyler knows this （我知道是因为泰勒知道）”这句陈述向观众暗示了叙述者和泰勒其实是一个人。在影片结尾，叙述者把枪管塞进自己嘴里扣动了扳机，而在紧随其后的俱乐部成员眼里倒下的却是泰勒。这个场景明确无误地向读者表明泰勒是“我”的一部分，泰勒就是睡着的叙述者。

　　泰勒这个角色在心理分析的架构中扮演着“本我”（id），他代表了人身上的本能欲望。“本我”的追逐感官快感原则(即唯乐原则)在泰勒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泰勒性欲旺盛、崇尚原始暴力、吸食毒品，总之，他和一切外部世界所推崇的价值观背道而驰。泰勒做了一切叙述者在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他策划并指挥了一系列的破坏行动，如炸毁信用卡发行公司的大楼以及所有那些象征着套在叙述者身上的枷锁的客观存在，因为这些东西所搭建起来的社会架构对叙述者来说无异于牢笼。泰勒秘密地在全国组建“搏击俱乐部”这个组织，他们恣意地破坏着现行规则和代表着那些规则的重要建筑。由于叙述者和泰勒是同一个物理存在所延异出来的两个“我”，叙述者总是通过拒绝承认自己精神分裂这个事实来避免知晓泰勒的行为。这种拒绝就是精神分析理论所谓的“防御机制”，它保护“自我”避免受到消极情绪（如犯罪感、焦虑等）的侵扰。（Weiten, 2004:483）此外，叙述者强迫自己认同泰勒的发泄行为，并且通过在搏击俱乐部中获得对发泄行为的集体认同来获得安慰。这种认同形成了一种新的防御机制，是前一种防御机制的第二道防线。在叙述者（自我）两种防御机制的掩护下，泰勒（本我）发起了一场对物欲社会（超我）的战争。

　　文明所包含的规则体系由人们的“自我”部分所创造，同时，这些规则又反过来约束“自我”。没有文明，“自我”就不需要遵守规则；而没有“自我”的社会化需求，文明也就不会存在。（Freud, 2005: 13）影片中的“超我”以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化身为了一个物欲社会。《搏击俱乐部》所影射的时代为20世纪后半期。这个时期美国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追求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程度。“超我”体现了物欲时代的所有特征：你已经不是你了。你被你的身外之物所代表，你的工作、衣着、家具、住房、汽车等就是你的身份。“超我”不停地催促“自我”去追求物质上的成功，因为这是文明社会的规则。为了这个成功，你必须去名校接受高等教育，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你得按部就班地处理日常事务，一切均有规程可寻。为了体现这种成功，你必须在一个高档住宅区有一套舒适的公寓，里面装满来自瑞典的“宜家”家具。你开的车一定要是那些被公认了的高尚品牌。总之，在“超我”的压迫下，你早已不是你自己，你必须由某种或某些东西来代表。

　　二、“自我”与“本我”的搏击——对男权的重申

　　由于“自我”（即叙述者）深受失眠的折磨，普通的安眠药又无济于事，他的医生建议他去参加一些为绝症患者举行的精神冥想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参加者向大家彻底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困扰，然后互相抱头痛哭以获得发泄后的安宁。在辗转了许多这样的精神冥想活动后，叙述者开始定期出现在睾丸癌患者那个群体中，因为他发现凡是参加了那个群体的活动后，晚上可以睡得像婴儿一样香甜。然而，当有人发现他并非真正的睾丸癌患者，而只是需要在这个群体中获得精神发泄以治疗失眠时，精神冥想活动对他再也没有疗效了，他觉得自己的“卑鄙目的”被暴露在群体之中。叙述者的失眠又开始了。作者安排叙述者在睾丸癌患者中寻找群体认同是有意义的。一大群男性睾丸癌患者在相互抱头痛哭、相互娘们叽叽地安慰，因为他们被切掉了代表男性尊严的器官，而叙述者作为一个在没有父亲的单亲家庭中长大的人，同时又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因处于附庸地位、受外力操纵和文化断层而最先遭现代社会精神异化的白领阶层的代表，他的加入无疑不仅使“治疗”有了象征意义，而且使“阉割”这个词有了更大的解释空间:阉割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更是精神与心理上的；作为一个男人最悲惨的莫过于生理被阉，而作为像叙述者这样的现代人，最悲惨的莫过于精神与心理上被阉。他们被阉割成了游荡在幻想、恐惧、麻木中的局外人。

　　叙述者虽没有像他在睾丸癌团体中认识的鲍伯那样因雄性激素的缺乏而退化成女性，但他的精神与心理上的去势使他服从于软弱与妥协，只好通过精神分裂用一个新的我彻底否定原来的我，用全新的价值观冲击旧的价值观，用一无所有代替原来的什么都有，换句俗话讲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这个过程需要一个仪式的洗礼，这个仪式就是暴力。于是，“自我”与“本我”的搏击开始了。“自我”与“本我”的搏击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战争或许是男性表达男权意识的最好机会。他们在军队中服役，通过和各种“邪恶”政权作战来申张英雄主义。二战以后和平时期的美国社会使男权意识逐渐退化，男性迫切需要一种替代品来唤起他们的雄性意识。本来像叙述者和泰勒这一代人也可以从自己父亲或祖父那里听到一些关于战争的故事，但由于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居高不下的离婚率与男性对女性的遗弃，又由于离异后的小孩多成长在母亲这一方的单亲家庭中，他们身上传统的、以力量和剽悍为表征的雄性意识几乎不见踪影了。男性在幼年时期都要经历一个恋母阶段，这时家庭里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形象来中和这种俄狄浦斯情结，使男孩形成早期的雄性性别认同。早期认同的缺乏会让他们对性别的定义产生困惑，并将这种困惑归罪于父亲的缺位。（Sedgwick, 1985）成年后，他们对于父亲、对于一切父权的象征都带有一种本能的憎恨和摧毁欲望。整部影片里叙述者和泰勒有三次关于打斗的对话。第一次泰勒问叙述者最想跟谁打，叙述者说要跟老板，泰勒则要跟老爸；第二次叙述者问泰勒跟哪个名人打，泰勒说跟海明威，叙述者则要跟莎士比亚；第三次更是充满亵渎，搏击对阵成了叙述者对甘地，泰勒对林肯。对一般人来讲，甘地与林肯是近乎神的伟人，但在叙述者心中这两位精神上的父亲却成了可以痛揍的对象，到这时，父权的丰碑已经轰然倒下，叙述者不再把谁放在眼里。

　　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父亲形象普遍缺损的社会环境中，对雄性意识的诉求只有寄身于暴力。“自我”和“本我”在酒吧，在地下室，在街上激烈打斗，他们在鼻青脸肿和鲜血横流中体验到疼痛的快感，正是疼痛让他们找回了久违的“我是男人”这种感觉。叙述者和泰勒的打斗不但让他们自己沉溺于其中不能自拔，激烈的搏击场面还吸引了许多其他男性的注意，他们也要求参加到这种发泄活动中来。随后，叙述者和泰勒干脆把打斗的日程和地点固定下来，逐渐发展成了搏击俱乐部。由于这个病态的社会充斥着大量病态的男人，不久搏击俱乐部便发展到了全国，成员也来自各行各业。他们在搏击的过程中复苏了传统的雄性意识。在搏击俱乐部中，男人通过与其他男人打斗来获得认同，疼痛与伤痕成了他们的纽带。如果我们浏览一下那些刻画“男权”主题的后现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要解释男性的性别认同危机几乎必然要用到女权主义理论。在大多数这样的作品中，几乎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女性角色，她们要么是施救者，要么是受害者。总之，这些作品需要用女性形象来反衬男性形象。（Robinson, 2000）而帕拉纽克是少数几个抛开女性角色去探讨男权的后现代作家之一，这似乎顺应了罗伯特?布莱在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从男性的视角去研究男性”（Bly, 1990）那场运动。

　　三、“本我”与“超我”的搏击——对物欲社会的解构

　　“超我”对“自我”的压迫无以复加。叙述者在现代社会物欲理性的指挥下，拼命地追求象征身份的物质享受，其思维方式也被物欲理性的关键词“效率、投入产出等”所钳制，完全丧失了人文关怀。在物欲理性的前提下，人的生命并没有特殊的意义。生命已经被赋予经济学含义，被纳入成本核算。当且仅当拯救的成本小于遗弃的成本，生命才会被拯救。生命和其他生产资料无异。人的价值也不在于人本身，而在于你穿的什么衣服，开的什么车，在哪里吃饭，在哪里睡觉。“本我”的使命就是通过摧毁这个物欲世界去实现理想中的救赎。在拯救世界以前，“本我”首先帮助“自我”挣脱了物欲世界的羁绊。泰勒在亲手摧毁了叙述者的物质居所后，设计了在天体浴场与叙述者的第一次正式会面，进而达到两种人格的进一步交融，而叙述者被泰勒放浪形骸、恣意妄为的个性深深吸引，通过与泰勒两人拳拳到肉的搏击使得叙述者找到了另一种自我救赎，利用痛苦来宣泄、印证自身存在。泰勒还用烧碱在叙述者手背上留下烙印，逼迫叙述者与其在思想上正面交锋，而此时泰勒也第一次完整地把自己的内心呈现出来，他迫使叙述者摒弃了以往的价值伦理道德观念、摒弃了冥想这种逃避自我的催眠方法，正视痛苦，不要上帝，不要一切，只靠自己去寻找救赎。没有痛苦与牺牲，人类就无法进步，这是泰勒与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新价值观，也是泰勒这个人格上的“本我”层面得以存在的价值道德基础。

　　“本我”用多种途径向“超我”宣战。首先是思想上的宣战。泰勒宣称人们不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是他们所穿的衣服；不是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对于处于物欲社会顶端并在实质上通过广告、意识形态宣传和现实生活中的示范效应来刺激着人们消费欲望同时制定着物欲社会规则的上层人士。然后是行为上的宣战。在组建搏击俱乐部以前，泰勒以打散工为生，他一边在餐厅做侍者，一边在一家电影院当放映员。他将烟灰抖进菜肴，往汤里撒尿。他把性器官的特写胶片剪辑进《白雪公主》的动画片中，欣赏着放映厅里父母和孩子们的惊愕表情。在泰勒居住的房子里，《国家地理》和《读者文摘》杂志散乱地扔在各处，有的还被雨水浸泡着。这些杂志不是用来看的，其精美的纸张只是用来吸食海洛因而已。“白雪公主”“国家地理”“读者文摘”是美国文化中传统经典的象征，泰勒用他自己的方式解构了这些经典。搏击俱乐部成立之后，成员们通过相互打斗来获得精神上的发泄。但是渐渐地，这种小打小闹不起作用了。俱乐部成员们开始追问泰勒：“下一步做什么？”为了彻底挣脱现实世界的束缚，泰勒开始策划起一次疯狂的破坏行动——炸毁那些代表物欲社会核心价值基础的金融机构。

　　四、救赎的回归

　　“自我”越来越不能忍受“本我”的疯狂，在其心目中传统价值观逐渐回归，最后在传统价值观的强大推力下，“自我”决定与“本我”决裂。在影片结尾，导演没有让泰勒的疯狂行动得逞，他安排叙述者以毁灭“自我”的方式来毁灭了“本我”。叙述者本来以为在搏击俱乐部中可以重新找回自己的雄性意识，可以颠覆周围这个物欲世界建立起来的既有秩序。然而就像俱乐部成员不停地追问泰勒“接下来该干什么”一样，叙述者也逃不脱对自己的追问——“之后又如何呢？”这样不停地打斗、不停地摧毁是否又成了一种新的奴役？之前我们被传统雄性意识的缺损所困惑，被物欲社会的理性所折磨，但当我们重塑了自己甚至重塑了整个世界以后，下一步又是什么呢？难道我们不是在打破一种旧的奴役的同时在创建一种新的奴役吗？难道我们真地要在洛克菲勒大厦倒下后的废墟中像一只野兽那样觅食吗？“本我”认为只能以一种极端的、无产阶级革命式的暴力才能解决问题，但却逃不出从一个套跳进另一个套的怪圈。作者安排“本我”被毁灭这样一个结局似乎在暗示我们惟一的途径是回归到现实中来，虽然它不如我们理想中那样完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作品只是抛出一堆问题而已，从不企图给出答案，这似乎也迎合了后现代艺术作品的审美需求。然而《搏击俱乐部》这部影片好像要打破这个传统。随着叙述者的一声枪响，随着泰勒的倒下，更深一层的寓意显现了出来：搏击是徒劳的。人生随处是套，你总得钻一个，你永远无处可逃。

　　五、结 语

　　影片主人公在兜了一个圈以后向现实妥协了。我们很难说这次救赎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救赎”本来就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之一，其过程本身比结果更重要。社会规则有时候就是病态文化的症状，而社会中的个体对规则的反抗和背叛则意味着对病态文化的防御。从这个角度讲，像《搏击俱乐部》这类影片就成了医生的日志，是一份社会文化病理学档案。以帕拉纽克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当代作家开始引导起美国后现代文学的一场变革。(McLaughlin, 2004:55)在他们的作品中，冷漠和歇斯底里的成分少了，对社会的关注成分多了。他们重新拾起文学的社会关怀使命，利用文学对社会的干预功能，用自己的作品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以及人所创造和依存的社会体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