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国王的演讲》的后现代文本策略-电影论文

　   首先，历史题材电影往往承受着近乎挑剔的舆论评判，其史实的准确性自然也成了编剧首先考虑的因素，为了营造历史的真实感，影片可谓精心厚描和还原历史场景，不失为一部记录伯蒂人生的传记片。如同影片开头的那一幕，由于口吃的缘故，伯蒂于1925年在温布利举办的大英帝国博览会上的演讲是失败的，并因此被多家媒体描述为“丢脸的”“不幸的”和“痛苦的”。影片对伯蒂的人物刻画总体上是客观公正的：除了从小就患有口吃之外，性格腼腆、喜欢独处，偶尔也会大发脾气；抽烟的嗜好始终没有改变，并最终患上了肺癌；对王位毫无觊觎之心，登上王位也是迫不得已；父亲乔治五世被认为一直疏远伯蒂，但在临终遗言中却提到“伯蒂所有兄弟们的胆识加在一起都比不上他一个人的”。此外，莱昂内尔确实来自澳大利亚，曾在佩斯教授表演和演说术，并于1926年在伦敦开设一家诊所，伊丽莎白慕名而来，请他帮助伯蒂。乔治六世与莱昂内尔一家的关系也非同一般，近几年里揭秘的王后伊丽莎白写给莱昂内尔的信件足以证实这一点。编剧对故事情节的精心设计、对客观历史适度把握和对英伦风情的热情呈现无疑是成功的，观众对影片作为历史剧所表现出的真实性大加赞赏，甚至有人将影片比喻成“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声称“观看《国王的演讲》的过程，就像是在品鉴博物馆里的艺术品”。

　　另一方面，影片在解构历史客观性的同时，不时虚构场景制造插曲，以展示影片娱乐化的一面，构成强烈的自我颠覆。莱昂内尔首先采用的是物理疗法，包括放松下颚肌肉，加强舌头练习，做摇摆运动，不断重复绕口令，甚至在伯蒂平躺做缓慢的呼吸练习时，让莫琳坐到伯蒂的肚子上。这些情节都是戏剧化的、虚化的，并非旨在引起观众对事实客观性和治疗效果的主观猜测，而是通过史实与虚构的结合，展示伯蒂自我激励的精神风貌。乔治六世的口吃事实上并未被彻底治愈，即使在1938年格拉斯哥举办的苏格兰帝国博览会上，即在和莱昂内尔一起治疗10年之后，他在演讲中仍出现了长时间结巴和停顿的状况。然而，在影片中，伯蒂的口吃被认为是后天的，因为他自言自语时不会出现口吃的情况；在戴上耳机聆听音乐的同时，伯蒂居然可以流利地朗读莎剧《哈姆雷特》中的片断。由此可见，影片只是以伯蒂患有口吃并努力矫正两个客观事实为前提，在虚构的场景中想方设法去接近、模拟和建构伯蒂当初真实的人生，试图最大限度地再现那段历史。这个平衡事实与虚构比例的过程也是权衡客观历史和票房收入的过程。新历史主义者格林布拉特认为，艺术家须创造出适用于互惠互利的交易的“通货”，因而艺术作品是创作者同社会机制和实践商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王的演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的选择和商讨之后“历史”的产物。

　　其次，影片与教育小说、以王室生活为主题等影视作品之间存在文本互文性。教育小说又称“性格发展”小说，主要叙述主人公的发展及成长过程，通常都带有自传色彩。影片与教育小说的互文关系与此对应，其前一层面是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后一层面则围绕伯蒂自我改变的主题。伯蒂自我勉励和接受治疗的过程实际上是在释放“自我”，使“自我”走向新生，是其寻找自我的心理成长历程。卢梭在《爱弥尔》中，将儿童成长划分了几个阶段：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春期，其中儿童期应重视儿童“自然情感”的培育和保护。在诊所里，伯蒂敞开心扉，向莱昂内尔讲述了自己灰色的成长经历：儿时的伯蒂常常因左撇子而受到父亲责罚，因口吃而受到哥哥的愚弄，因保姆施以诡计而受到父母疏远，因腿部畸形而终日遭受金属夹板矫治的痛苦……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伯蒂自卑、腼腆的内向性格，也是导致他口吃的心理诱因。影片强调伯蒂的心理潜意识，并采用咨询交谈的诊疗方式，都说明编剧在创作理论上受到了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其中，超我是人格结构中代表理想的部分，通过内化道德规范，内化社会及文化环境的价值观念而形成，监督、批判及管束自己的行为。影片中，伯蒂在多次遭受演讲挫折、丧失治愈信心的情况下，同意接受莱昂内尔的治疗，并最终克服口吃成功发表演讲，实际上是超我战胜本我的象征。

　　与《女王》《伊丽莎白》和《黄金年代》等作品一样，《国王的演讲》也是一部以英国王室生活为主题的电影。一方面，在王权、爱情、战争的经典范式下，《国王的演讲》揭示了爱德华八世等王室成员觥筹交错、纸醉金迷、奢华昏聩的生活，迎合了民众对王室轶闻的窥视欲；另一方面，影片通过讲述国王的励志故事让观众产生了一种亲近感，最大限度地维护了王室传统的皇家尊严和道德规范。这些作品又共同诠释了奥斯卡影片浓重的“王室情结”。

　　影片的互文性还体现在与电影《窈窕淑女》存在明显的互文对照。在《窈窕淑女》中，伊莉莎天真质朴，却语言粗鲁、生活窘迫。一个雨夜，她偶遇语言学家希金斯，并在他的引导下，最终“脱胎换骨”。两部影片是各自独立的文本，但在主题内容、叙事结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上，存在着诸多的相似性：主人公因遭受语言障碍而接受语言导师的调教；在训练过程中主人公与语言导师之间出现矛盾；两人摈弃前嫌又继续训练；主人公最终赢得自信并取得成功。此外，伯蒂口含玻璃球的试音练习以及朗读莎翁剧本等情节都是在有意戏仿《窈窕淑女》。

　　再次，影片中运用大量的陌生化手法。陌生化强调艺术创作有意识的拓展和创新，旨在展示新奇的、与日常现实截然不同的面貌。影片竭力宣扬的“庶民叫板权贵”的理念是让观众“大跌眼镜”的主题之一。当莱昂内尔和伯蒂两人在诊所里第一次见面时，莱昂内尔便直呼伯蒂的名号，全然不顾伯蒂贵为约克郡公爵的身份，并声称两人应保持平等关系。当伯蒂要抽烟时，莱昂内尔不仅立刻制止，而且直言“把烟吸进肺里会害死你的”，丝毫不怕得罪“权势”。他对伯蒂采取的诊疗方式也“不按常规出牌”，首先便是了解对方的生活经历，在伯蒂因隐私受到侵犯而表现出不配合态度时，莱昂内尔居然“穷追猛打”，似乎全然不顾伯蒂的情感接受。莱昂内尔的“离经叛道”还表现在他“江湖郎中”的身份：他的诊所没有执照，他本人也没受过培训，没有执业资质，只是曾经“演过一些戏剧，在酒吧里朗诵，在学校里教雄辩术”，对战争中患上炮弹恐慌症的士兵做过心理辅疗，全凭经验为人矫正语言。当伯蒂数落他的“欺诈”行为时，莱昂内尔竟然坐到了为伯蒂登基加冕而准备的宝座上。莱昂内尔泰然自若、漫不经心的答复和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的激将法让伯蒂终于喊出了内心压抑很久的声音：“I have a voice！”伯蒂突破了心理障碍，找到了君主应有的威严和自信，在加冕典礼上，他的口吃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莱昂内尔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与其说是演员演技精湛，不如说是编剧大胆创新，借用陌生化手法，将一个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坚持原则的赤脚医生和至高无上的君主放置在同一历史舞台上，在全新的历史解构中实现了人性与理性的回归。

　　最后，影片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传记”理论的影响。传统传记基本上是“歌功颂德”式的，“新传记”最重要的“反叛”特征是展示传主的私生活和阴暗面。赵白生在《传记文学理论》中指出，传记不是鸟瞰式俯视而是特写式聚焦，焦点始终对着孕育意蕴的细节，翻覆如云的情感、变幻莫测的心理、大难临头的危机都可以被剪辑制作，展示给观者一部修改历程的电影。在影片中，与莱昂内尔讲话随意、自信十足的独特风范截然相反，伯蒂不断遭受口吃困扰，威严扫地，自信心也丧失殆尽。父亲乔治五世对伯蒂要求严苛，在伯蒂恳求放弃之后，仍然要求伯蒂诵读圣诞演讲稿；伯蒂因数次治疗失败而对治疗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但“不识趣”的草根医生莱昂内尔却对他的家史仍刨根问底；他一直在逃避可能面对的困境，而他哥哥却“逊位让贤”，伯蒂不得不临危受命，精神压力陡增。伯蒂在精神层面所表现出的无助和痛苦一直伴随着他的整个治疗过程，直到在片尾与莱昂内尔在密封的房间里通过广播成功发表演说才象征性地完全得以解脱。君主并不意味着是霸主，相反，君主是一个真实的人，拥有自己的人生和感情，需要承担家庭、社会赋予的责任。影片将历史的还原和人物的建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从谦卑、怯懦的伯蒂到自信、稳健的国王的跨越式转变。

　　通过分析《国王的演讲》中的后现代文本策略，我们不难发现，影片借用了王室文化在观众中的广泛影响力，在既有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巧妙发挥，虚实结合，以唯美的镜头、独特的方式讲述一个国王的励志故事。影片的叙事结构也让我们看到，口吃的治疗过程是编剧主观设计和选择后“历史”的产物。影片无疑是成功的，因为它在发挥娱乐功能的同时，又成功地对历史人物乔治六世作了后现代的全新塑造。

 文章来源于《电影文学》杂志2012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