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与《九三年》-文学论文

　　《九三年》里所提到的形形色色的派别团体,数不胜数的政治活动家,从共和党的国民公会议员到保王党的叛军首领,从温和的吉伦特派到激进的巴黎公社,大都是真名实姓地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的人物。雨果作为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向来都是以善于塑造非凡奇特的形象而著称,但是当他涉及到“九三年”确定的历史人事的时候,却始终抱着严肃、客观和审慎的态度。写作之前他阅读了尽可能多的材料,包括各种回忆录、通信、党史、人物史等等,酝酿的时间有十多年之久。小说中最重要的三位历史人物——雅各宾党的领袖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无论是衣着相貌、还是个性心理,都是按照历史原型拟实而来:比如罗伯斯庇尔严厉冷肃、铁面无私,注重衣着的修饰整洁;丹东高大威严、言谈举止潇洒粗犷;马拉沉疴在身而又强硬多疑,在诸多史料中都能找到类似的纪录,具有高度的历史真实性。

　　这里首先要提的是马拉。在雨果笔下,这位曾经让我们无限景仰的革命领袖,众所熟知的著名油画《马拉之死》中的主人公,竟然是如此的阴鸷愤恨,暴躁易怒,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确实是一种赤裸裸的真实。资料显示,马拉在恐怖专政方面态度最为强硬,并因其对独裁政治和大规模屠杀的狂热煽动而受到国民公会的指控。法国著名作家加缪曾犀利地讽刺马拉在“九月屠杀事件”中的极端行为:“这位博爱者夜以继日地以最单调的语言大书特书杀人的必要性,说这是为了创造。博爱者们在我们的监牢的院子中摆好观众的长凳,让他们观赏屠杀法国的贵族,以此作为博爱的优雅的范例。”这种不考虑人的生命的毫无顾忌的残酷性,也许正是他被刺杀的根本原因。雨果在字里行间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他的厌恶。

　　丹东的身上也明显地体现出人性的两面性。雨果写他“双眉间有一条愤怒的皱纹,嘴角上有一条善良的纹路”,有时凶猛暴躁,有时又平静和缓。如果脱离开人物特定的政治背景,人们或许会对这样的描写感到不解,其实这正是丹东作为“恐怖派中的宽容派”的矛盾心态的外射。作为第一届公安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丹东曾是嗜血成性的革命法庭的热心倡导者,但当他发现恐怖统治越走越远,令人不堪忍受时,又趋向温和,呼吁宽大、人道,“爱惜人血”,并因此而被送上断头台。雨果对丹东既同情又批评,他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完成了这一形象的塑造。

　　《九三年》中还用相当一些的篇幅来表现罗伯斯庇尔与丹东之间的矛盾争执。那种彼此间防备猜忌的阴暗心理,检举揭发的偏执作风,充满恐吓攻击字眼的激烈言辞,完全打破了人们关于革命领袖的思维定势(书中雨果称之为“三个地狱里的判官”),然而这也绝非是作家的捕风捉影。雅各宾党内讧的悲剧性后果,早已由历史酿就:1793年7月,先是在恐怖专政方面态度最为强硬、走得最远的马拉被同情吉伦特党人的夏洛蒂·考黛所刺杀,接着该党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1794年3月,罗伯斯庇尔派消灭了极端过激的埃贝尔派,4月又消灭了主张宽容的丹东派,把他们都当做共和国的叛逆送上断头台。至此,罗伯斯庇尔派已陷于孤立。在1794年7月的热月政变中,罗伯斯庇尔等人也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影射、暗示公安委员会的独裁统治和它的强大威慑力的种种话语,皆来自于九三年的客观存在。判处郭文死刑的时候,西穆尔登的个人意志之所以能够窒息全军四千人的不满呼声,原因就在于他是公安委员会的特派政治委员。按照史料,罗伯斯庇尔等人所在的恐怖时期的公安委员会,虽然只是共和政府众多部门中的一个,实际上却“处于行政机构的中心地位”,掌控着革命政府的军政大权,一切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处于它的“直接监察”之下。不仅如此,公安委员会还负有惩治嫌疑犯的使命,动辄对嫌疑犯提出控告,颁布逮捕令;国民公会派往军中和地方各郡的特使,也直接听命于它的领导。总之,作为雅各宾恐怖专政的实际执行人,它掌握着人们的生杀予夺大权,令当时的人谈虎色变。因此,小说中的那些插话——“在那严峻的日子里,一个人的背后只要有公安委员会的影子,就可以成为一个可怕的人,可以使咒骂变成私语,使私语变为沉默”——在如此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就显得那样的意味深长。不过,《九三年》里的公安委员会特派员西穆尔登无论怎样冷面无情、手段严厉,心灵深处毕竟还潜藏着良知的呼唤,他最终的开枪自杀是以为证。而历史上的某些真正的特派员,如被派往里昂镇压叛乱的公安委员会成员科洛·德布瓦,其所作所为,根本就没有丝毫怜悯之心,因此茨威格在他大革命题材的短篇小说《里昂的婚礼》中,就将其刻画成一个阴险冷酷、屠杀无辜的刽子手。

　　必须指出的是,雨果揭示革命者的人格阴影,批评他们的过激与失误,其本意是为了提醒革命者,希望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做得更加人道、更加完善一些,而不是为了否定革命本身。不管后来的人们对法国革命提出怎样的质疑,就雨果本人的思想和经历而言,他写《九三年》的时候,总体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小说对贵族阶级惨无人道的暴虐罪行的揭露,对国民公会解放人民伟大业绩的赞美,对共和国军人救死扶伤行为的肯定,甚至对九三年恐怖必要性的富于辩证逻辑力量的表述,都足以证明作家对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态度。离开了这种正义感,雨果人道主义大厦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然而,法国革命作为一次重大的政治尝试,毕竟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雅各宾共和本是在正义道德的庄严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政治理想,雅各宾党人如罗伯斯庇尔、马拉、圣鞠斯特等人也都是道德高尚、正直廉洁、无私忘我、富有政治气节的真诚的革命者,但是在政治风暴的激情中,在争夺政权的混乱中,其人性中的某些负面因素也逐渐地膨胀开来,他们的狂热与猜忌,他们独断专行、限制自由、同室操戈、以暴抗暴的恐怖主义作风都不值得称道。“到了最后,已经谈不上什么大多数和一小撮,一直为人们所期盼的普遍纯洁的天国远离人们而去,不幸的大地上充满了内战与民族战争的厮杀声。”⑤ 暴力的滥用竟然达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它严重损害了革命这场手术治疗的外表。因此雨果才怀着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忧患,对革命者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性的悲剧性因素给予深刻的揭示,谴责他们给人类的进步事业所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历史往往是残酷的,它总是与大多数人达成契约,而少数者的权力总是被人们漠视——尤其是在集体性的狂热和欢呼中。历史也并不总是与高贵同步,在它横扫一切的车轮后面,个体生命和尊严常常被碾得粉碎。

　　雨果站在九三年人道主义的废墟上,真实地摄录了那一段残酷的历史现实,其目的就正如他自己在书中所说,是希望“利用暂时的人来描绘永久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历史照亮未来。历史已经铸就,但是挽救时代的过失,疗治人心的伤痛,谋求使人更成其为人的环境和条件,重塑自由和谐的社会存在,最终实现对历史的超越,仍然被这位富有强烈的正义感的伟大作家视做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雨果在历史的动荡与磨难中所得出的思想的最后断案——“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于我们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个切合实际的、正确的结论,书中那些围绕着革命与人道关系所设置的惊心动魄的冲突,以及两个主人公之间那剑与斧般对立的思想交锋,可以说时时撞击着我们的情感,震撼着我们的灵魂,从而也更新了我们关于革命的思维。是的,革命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根除不人道的奴役和压迫,让人类的思想和心灵获得彻底的解放。“我要人类的每一种特质都成为文明的象征和进步的主人;我要自由的精神、平等的观念、博爱的心灵”——郭文的信念,不正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吗?以宽容来替代仇恨和褊狭,以和谐来取代暴力和恐怖,不正是当下的全体人类正在努力谋求的理想境界吗?

　　雨果为我们设计的通向未来世界的途径,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然被当做人类进步与发展的终极取向。《九三年》也因此由历史走向永恒。

文章来源于《名作欣赏》杂志2012年下旬刊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