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跨文化传播叙事策略与效果分析——以李安电影《喜宴》为例

一、理论：如何看待跨文化传播

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形成了跨文化传播。人们之间的交流原本就是一个十分微妙和精巧的过程；而在跨文化传播中，又因为有了不同文化的涉入，交流从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即使跨文化传播中有重重阻碍，充满矛盾和冲突，却依然很有吸引力。表面上看，这是因为人们需要不断地理解他者，实现和他者的相处，以及在包括社会、经济等领域更广泛的交往；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这是源于文化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本能；源于人们本质上需要用不同于自己的视角来看待自身，看待周围的世界；需要以融合了不同文化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从而提升认识自我的能力和认知外部事物以及规律的能力。

从这样的动力出发，人们始终不懈地探寻着跨文化传播中的诸多可能路径和种种规律，无论是从哲学伦理的高度还是到具体的操作技巧。如果把跨文化传播的真正理想状态视为一个遥远的正无穷，那么探寻跨文化传播规律的种种努力就是为了无限地去接近这个无穷远。

出于这样的理解，笔者以李安的电影《喜宴》为例进行分析，寻找以电影语言为路径的跨文化传播的规律，并进行归因。应该说，《喜宴》是一个以电影语言为载体的跨文化传播的典范。事实上，分析《喜宴》的传播策略，也就是分析作为传播者的导演李安，分析他的创作思路、手法以及风格。更本质的，是分析谁在说，怎样说，以及说了什么。

二、个案：李安与《喜宴》

导演李安1954年生于台湾屏东。在24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台湾。他有一个担任中学校长的父亲，正是他的父亲给他打下了很深的传统文化的烙印。1978年，24岁的李安赴美留学，就读于依利诺大学戏剧系；1984年获得纽约大学电影硕士学位。在求学的六年期间，他接受了严格的戏剧训练。他的毕业作品《分界线》获得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最佳作品奖以及最佳导演奖。1991年，在蛰伏了6年之后，李安获得投资，拍摄了他的第一部长片《推手》。此时，他已经在美国居住了23年。

24年和23年，在时间上是一个趋于对等的跨度；虽然这只是一个巧合，但也的确给了李安足够多的时间去分别了解和理解两种不同的文化。跨文化的背景使李安自身成为了一个“跨文化的体验者”。这种体验对于跨文化传播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喜宴》是他执导的第二部影片。该片1993年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等5项大奖，以及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喜宴》讲述的是：来自台湾的伟同在纽约工作，并有一个相爱的同性男友塞门，但是远在台湾的父母一心要抱孙子。伟同在感情和亲情不能两全的矛盾之下下，不得已和旅美女孩威威假结婚以应付父母。这就是喜宴的由来。然而就是在喜宴的那天，假戏真做威威真的怀孕了。塞门认为伟同欺骗了他，要跟他分手；威威也不想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要拿掉孩子。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假儿媳威威决定留下这个孩子，而塞门也最终获得了高家父母的认可，他们三人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庭，共同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对于《喜宴》的叙事策略分析，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 谁在说？

跨文化传播中，传播者主体具有什么样的身份和态度，对传播效果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传者首先应该在真正意义上了解自己的文化，了解自己是某种特定文化的人。那么，这种理性将指引传者时刻意识到自身的“文化成员身份”对自己理解他者文化和交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传者也应该尽可能地在跨文化传播展开之时，了解他者的文化，使自身对他者也持有更加客观的认识，从而降低认知的偏差以及相应产生的态度偏差。同时，传者发言时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应该确认。事实上，如果前两者都能够在足够程度上得以实现，后者也将会相应地得到确立。

正如刚才提到的，李安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并对东西方两种文化都有着比较深刻的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所谓的文化优越感，或是对本土文化一味地虚无与批判。在理性与超越的同时，东方人李安展开了审视东西方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抗衡的叙事。

（二） 怎样说？

实现跨文化传播良好状态的基础是双方能够运用相互理解的符号系统。包括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同时也包括另一种语言：电影语言。电影语言同样具有自己的符号特性、语法与规则。而且，这种语言由于具备了声音、画面的要素，而更容易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理解。例如，在中国外交展开“破冰之旅”的时候，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就向卓别林夫妇推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并介绍说：“这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除了共同的语言法则之外，不同的电影叙事也拥有不同的方式和风格。长达６年的戏剧训练，以及对好莱坞主流叙事框架的熟悉，使李安充分了解了什么样的叙事途径和叙事节奏将最好的吸引和打动最大多数的观众。也就是说，李安娴熟掌握了以电影为介质的跨文化传播的技巧与方法。那么，当这样的影片出现在跨文化的观众眼前时，共通的电影语言符号和最受大众而非小众欢迎的叙事方式将使人们愉悦和顺利进行观看，从而将大脑有意识的部分从原本可能产生的鸿沟和晦涩中解脱出来，得以去关注更为重要的文化内涵。由此，李安所要表达的对人生际遇的关注、文化上的思考，自然而然地从“好看的故事”中彰显出来。

《喜宴》就是一部具有这种特质的影片。它被归类为喜剧，正说明了它成功的叙事策略；当然，它绝不仅仅是一部喜剧。

李安曾说：“我对时间的处理一向是比较属于‘一叶知秋’的模式，而不会去拍那种横跨50年的史诗之类的。。。如果表达50年我会拍其中最戏剧化的5个礼拜，或者5个月，然后调整整个结构，长幼尊卑的顺序有一天‘啪’一声变了。”其中，“最为戏剧化”是最为重要的理念。李安以这个关键点为轴心，以时间前后为序，营造“变”的过程，从矛盾的隐含、积累到爆发的高潮以及随后的感伤。《喜宴》中，李安就是严格遵循时间的顺序发展，按单线的戏剧式模式组织着矛盾的展开、发展、高潮的过程。并且，他不是平稳地发展矛盾，而是轻松的叙事中穿插几次小的矛盾高潮。正如他自己所言：“每当观众看得舒服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力量出来，牵动观众一下。”

同时，李安认为，尴尬的人物关系很有趣，也是很有戏剧性的东西。《喜宴》中，本来就有一个很尴尬的同性恋关系，又插入了一个假结婚，并且假戏真做，更加增加了趣味和戏剧的张力。除此之外，李安刻意在电影中增添许多喜剧色彩，使原本有些感伤的主题，变得含蓄和内敛。观众得以在开心一笑之后，慢慢体会其中的韵味。

（三） 说什么？

真正为跨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的，往往不是人们的差异，而是人们的相似性。在一切重要的事情上，人们都是相似的。所有人都有着相同的从外部束缚中获得自由的情感和愿望，都有对自由最基本的渴望，都有着孩子与家庭间普遍的联系等等。寻找共同点，可以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很好的开端。

周恩来向卓别林展示中国经典文化《梁祝》时，用的是“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语汇。他的智慧体现了跨文化传播的内容策略。而李安在电影《喜宴》中同样运用了这种智慧和策略。伟同希望获得自由的情感，伟同又和父母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威威为了换取绿卡而和伟同结婚，同样充满矛盾与痛苦。伟同的父母非常痛苦，但最终选择去理解孩子和妥协，以缓解自我的焦灼。所有这些，都触及到人的内心困境与挣扎，关注到即使是不同文化的人们都要面临的问题，充满对人的关怀，从而获得人们的共鸣。

在这样的共鸣氛围之下，在《喜宴》中，所谓“文化奇观”，例如中国式婚宴所呈现的眼花缭乱的文化习俗，父母亲典型的东方文化特质等等细节；更深层次的，东方文化中解决矛盾与冲突的途径和方式也都随之呈现出来。同时，影片是在东西方文化相遇的语境下进行叙事。李安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客观的审视态度，将两种文化并行于同一叙述空间之内，既无文化自卑感，亦无妄自尊大的文化中心主义，从而实现了文化上的融合与超越。

（四）效果分析

接下来，笔者从全球颇为流行的影评网站（The Internet Movie Database）中，抽取观众评论样本，对《喜宴》的跨文化传播效果进行分析，尝试评估电影《喜宴》的放映是否是一次成功的跨文化传播。

有5617名观众在该影评网上投票，给《喜宴》评分，分数为10分中的7.9分(截止2010.8.2)。具体评分比例如下表所示：

表1：

Arithmetic mean = 7.9.  Median = 8

可以看到，分别有15.8%和19.4%的观众给出了10分和9分的高分;31.3%的观众给出了8分。这个评分在一个基本面上展现了观众对该片的良好反应。事实上，《喜宴》不仅收获了柏林金熊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还在1993年以75万美金的投入获得了3250美元的票房收益，成为当年收益最佳的影片。

接下来，对投票的观众进行年龄、性别、国籍的具体分析。

表2：

可以看到，虽然女性的投票率少于男性观众的投票率（约为1：3.78），但投票的女性对该片的认可度要略高于投票的男性（7.6>7.4）。其中，给出最高分的是30至44岁的女性投票观众(7.6)。作为一部华语电影，美国观众投票率较低，非美国观众投票率大约是他们的1.66倍。当然，非美国观众还包括欧洲各国以及其它非华语国家的观众。并且，与非美国观众相比,美国观众也给出了略低的评分（7.3<7.5）。但总的来说，这个评分是相当的。

那么，非华语观众，包括美国、欧洲观众，他们作为受众对《喜宴》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评价？他们是否感受到跨文化的传播？接收效果究竟如何？李安的导演意图是否实现？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是否存在观众的误读或者其他方式的解读？我以网站中观众的具体评价内容为分析对象，抽取其中的样本进行分析。 

在对该片的31个评论中，我选取了15名非华语评论者的评价内容，包括：9名美国人、1名加拿大人、1名英国人、1名奥地利人、1名德国人、1名日本人、1名韩国人；以及作为对照的1名台湾裔美国人、1名香港人和1名中国大陆人。选取的内容中略去了只有赞美和贬抑、而没有具体评价内容的评论，以及评论标题。（见附录） 

通过对上述评论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

（一）以北美及欧洲共13名观众为分析样本，数字代表人次：

1、接受到中国文化，并感兴趣：4

2、意识到文化间的冲突及解决：8

3、对父亲“妥协的结局”的关注及认可：5

4、对电影讲述技巧及艺术性的认可：5

5、感受到多主题内涵（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性取向等等）：2

可以看到，影片中呈现出的文化冲突与解决方法，得到了观众的关注，并引发了很多思考。虽然程度各有不同，但从样本数据显示，欧美观众的确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冲突解决上，代表中国文化“和而不同”、“妥协”精神的父亲举起手帕的结尾动作，引起了较多关注。并对这样的“妥协”方法比较认可。有人说，这是“真实的、充满希望的”而非“乌托邦式的”解决办法。有人说，“人们都希望和不同文化的人平静地生活，而不对他人妄加评价”（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与中国文化的“和稀泥”在本质上并不相同）。由于存在着文化背景的差异，每个人的理解都会带有各自的文化因素；西方文化背景的观众由于没有中华文化的背景，自然而然地从不同文化共有的普世价值出发，去理解这部电影。但可以看出，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并接收着带有中国文化特质的解决方法，或者给出符合自身文化的理解。但无论如何，对导演意图的正向理解占多数。

另一方面，东方奇观的中国文化，也很受欢迎。中国传统婚宴的呈现，成功地成为一个影片的趣味点。同时，观众可以感受到李安的幽默，并欣赏他用这种方式处理困境的方式。而李安式的幽默，正是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幽默。因此，从表象到本质，影片都在传递、渗透着中华文化。

电影技巧和艺术，也得到了观众认可。台湾裔美国人发现，“在他上的电影研究课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能够理解这部影片传递的信息。这部影片超越了时间和语言。” 这正说明了《喜宴》的电影语言技巧运用得十分精当娴熟，从而使电影充满吸引力。

（二）亚洲样本中，1名日本观众认可影片对“同性恋群体”的关注与理解；一名韩国观众则表达了自己对于重视“传宗接代”的父亲从愤怒到妥协的理解。他的理解体现了东亚文化同源的特质。

（三）对照组中，无论是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都对影片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和理解程度，体现了同根文化的强大力量。

从传播效果分析来看，基于偏少的样本数量，只能简要地得出如下结论：

《喜宴》很受欢迎，受众评价较高。观众能够从影片中感受到跨文化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等等，引发思考；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对这些问题的“中国文化”特质的解决之道。同时也存在着由于文化差异所引起的不解与困惑。

另一方面，影片由里到外散发的中华文化气息；从东方奇观到思维方式，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欧美观众，正如美国文化与生活方式通过美国大片和动画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观众一样。

三、结语：目的之契合

通过对《喜宴》的分析，我们可以探究到很多成功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但是，李安作为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导演，跨文化传播并不是他的直接目的。他所想要实现的，是如何通过影片表达他对于“作为文化的人”的内心的关注；对于处于文化中的人如何摆脱迷茫，寻找出路的关注。有趣的是，这种真诚的人文关怀正契合了跨文化传播本质上的目的：通过跨文化交往，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共享，文化自我更新与自我超越，使文化得以保持持久生机；从而使文化可以更好地帮助个体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文化最终指向个人。

由于两者目的的契合，使李安的电影自然蕴涵了跨文化传播的成功路径之一：“说什么”；同时，李安也较好地回答了跨文化传播中“谁在说”、“怎样说”的问题。李安电影中的跨文化传播叙事策略值得我们借鉴。

应该说，李安导演的策略在本质上同样适用于其它方式的跨文化传播，而不仅限于电影。因为从宏观的意义上来看，本质上把握跨文化传播的目的；真诚地面对跨文化传播，摆脱功利和自大；在跨文化传播中把握传播的技巧；都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傲慢与偏见，自说自话或者是不知所云。

参考文献：

（1） 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闵惠泉 王纬 徐培喜等译，《跨文化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丹尼斯·麦奎尔，刘燕南、李颖、杨振荣译，《受众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3） Stella Ting-Toomey，顾力行，迟若冰导读，《跨文化间的交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

（4） 王海洲主编，《镜像与文化》，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