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政治风险防范举措研究——社科纵横

 一、利比亚动乱给我国海外投资造成的危害
2003年开始，我国与利比亚之间的经贸合作逐渐频繁。2007年至今，利比亚政府启动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我国企业承揽了铁路、农业灌溉等多个项目。有消息称，我国有包括中国铁建、中交建设、中工集团、中石油等14家大型企业在该国拥有大量投资建设项目。中企在利的海外投资工程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2011年2月16日，数百名利比亚民众在该国东部城市班加西举行抗议活动并与当地警方发生冲突，由此揭开利比亚政治动乱的序幕，随后骚乱形势向全国蔓延。在这次利比亚骚乱中，几乎所有企业都遭到了不同程度地洗劫并被迫停工，令我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利益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损失。据有关统计数据，中国有近200亿美元在这次政治危机中“打水漂”。
二、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必要性
政治风险即与东道国政治、经济状况有关的人为的风险。[1]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都极力扩大海外投资，加强同他国的联系，促进经济贸易交流，以寻求更大利益。二战后，世界格局逐渐朝着稳定与和平的方向前进。然而，在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下，仍存在着地区武装冲突、恐怖主义威胁等不和谐的音符。我国企业在利比亚的巨大经济损失正是由该国的政治危机造成的。面对这种情形，加强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也显得日趋紧迫与重要。
首先，这是我国不断扩大的对外投资的必然要求。全球政治局势的相对稳定，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优势互补，呈现出双赢局面。鉴于此，各国需要借助对外投资拓展海外市场，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速度，防范海外投资风险的必要性日益凸显。
其次，这是基于东道国政治形势不确定性的应有选择。在多数政局稳定的国家，政权更迭都以宪法形式做出明确规定，海外投资政策亦不会毫无根据地废止或发生改变。但在动乱频繁发生的地区，由于宗教矛盾、民族冲突错综复杂，政治形势一直不甚明朗，海外投资者对其政治形势需予以特别关注。
最后，这是政治风险特点新变化的客观需要。近年来，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例如在征收风险方面，直接征收风险减少，但隐性的征收风险却在增多。东道国可能巧立名目，以查税等借口，对外资企业频繁干扰，影响其正常经营活动。此外，恐怖主义袭击也逐渐成为海外投资风险的一大诱因。虽然恐怖主义袭击不一定是针对外国投资者展开的，但是这种形式的暴力活动可能会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资金周转困难，进而对其经营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三、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国际举措考察
面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各国积极采取措施予以防范和应对。相对而言，发达国家开始海外投资的进程较早，防范政治风险的经验也较丰富，主要分为投资前和投资后的风险防范两部分。
（一）投资前的风险防范
投资前的风险防范主要有办理投保业务和政府间谈判等内容。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防范风险的方式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美国体制为代表的海外风险保险制度，从20世纪40年代产生至今，一直作为防范海外投资政治风险法律措施的典范存在，在保护国家对外投资，促进资本的国际间流动方面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在20世纪中叶以后纷纷为各国效法。1948年，作为“马歇尔援欧计划”[2]的一部分，美国政府根据国会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创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1969年，美国国会修订《对外援助法案》，规定本应由联邦政府下属机构负责的海外投资保险业务转由新设立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经营。当投资者在东道国投资遇到政治风险受到损失时，可以要求该保险公司依照合同予以赔偿；之后，保险公司理赔后代位取得该投资者的权利，有权向东道国政府索赔。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该国国家和企业的对外投资政治风险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为美国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扩张提供坚实后盾。德国、日本在此之后，也纷纷建立以国家为后盾、由政府机构或专业公司为本国海外投资者提供政治风险保险或担保的制度。
政府间谈判的主要工作是就双边投资各项事宜达成一致，其中较为重要的内容是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在国际代位索赔诉讼中，国际法并没有赋予保险公司合格的主体资格以起诉东道国政府，毋论东道国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上享有国家豁免的特权待遇。因此，海外投资者的利益若欲通过保险索赔的方式得到保护，面临着诸多障碍。由此，各国开始寻求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法维护本国投资者的海外利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就此诞生。[3]这类协定通常是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之间相互妥协以期利益相对平衡的产物，主要规定了投资待遇、代位权、争端解决程序等内容。